马仪犯了忘记客观事实单凭主观臆断而做出不正确判断的典型错误，他错估了康熙皇帝和其余清廷朝臣，天真地认为此次入闽大军的覆灭能将这个庞大的帝国吓得裹足不前。
马仪在第一次交锋中算是落败，他受到了姚启圣的愚弄，一步步地走入了为他设好的陷阱，错误地判断了清廷的意图。
并且他一成不变地相信着自己的判断，坚信清廷绝不敢再入闽一战, 这就是双重的错误。
被敌人的手段所欺骗或许还可以辩驳称之为敌人狡猾，但马仪最根本的错误并不在此。
即使他的第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军事情况瞬息万变，又安见得在新的情况之下，敌方不会修改其原定计划，反守为攻呢？
判断敌方的战略企图，其危害性莫大于固执所见、一成不变，而马仪恰恰就犯了这两个最严重的错误。
固执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和认知几乎已经为马仪的这次出使判了功亏一篑的死刑。
但好在他这一路还很长, 仍有机会去扭转改变自己固有的认知，为完成这次出使任务而尽力补救。
这个机会比想象中来的更快。
在驿站休息一夜后，第二日清晨，车队早早地再次上路，这次队伍转向东北方向，快速通过上饶县进入了浙江境内。
进入浙江后，地势趋于平缓，车队的行进速度逐渐加快。
经过数日赶路，在一日午后时分，使节团一行人终于赶到了杭州府。
在这里，姚启圣派来的接待人员把使臣们移交给浙江的地方官，转达了姚启圣的一番话后，就返回福建去了。
浙江的地方官属于另外一省的官僚系统，没有义务接受姚启圣的命令。
但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来接待明使才算合适，只好暂时延续了姚启圣敬而远之的态度。
因为康熙遇刺一事, 浙江巡抚赵士麟毫无疑问地被判了斩立决。
目前负责浙江政务的是浙江布政使赵梓，收到手下已与明郑使节接洽的消息后, 他悄悄动起了心思。
赵梓和姚启圣一样窥探到了皇帝决心再战的心思, 但他并不像姚启圣一样想着如何迷惑对方。
不得不说姚启圣在这方面确实比赵梓的格局高了不止一星半点，他能看出来康熙虽然决心一战，但仍需要时间来进行准备，对使节团使缓兵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但在赵梓看来，既然康熙皇帝仍想着对明郑开战，那自然心中对明郑是有怨恨的，他揣摩上意，借以投机，决定好好“招待”一番明郑使节。
若是姚启圣知道赵梓的这般想法只怕会气的吐血，他辛辛苦苦亲自安排，好不容易哄骗着马仪以为清廷短期内不会进军，放松了警惕，若浙江这边突然态度强硬起来，只怕马仪很快就会反应过来。
过去伪清、东宁两地往来，不曾讲过什么对等之礼，伪清始终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待东宁，不忘对方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即便偶尔几次态度有所亲善和缓也是为了引诱东宁早日主动纳土投降。
大多数情况下，伪清派遣到东宁岛上的使节和随员们在交聘交往时, 往往以强凌弱, 怠慢明郑，在言语、礼节和实际利益上占尽便宜。
但这种旧有的外交方式, 随着形势的转变，在马仪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这一点伪清方面的官员有的已经明白了，但有的还无法切身体会。
是以杭州这边在赵梓的故意安排下，接待明郑的使节团人员出现了怠慢失礼的举动。
出乎伪清方面的预料，这番小动作第一时间引起了马仪的激烈反应。
他不但命令随从护卫的明军士卒将失礼的接待人员当场扣下，更是郑重其事地穿上明郑官袍，押着这名被拿下的接待人员直闯浙江布政使衙门，要找赵梓要个说法。
守在行馆的几个清军士卒正要拦截，就见马仪毫不犹豫地拔出腰间佩剑就砍，清军众士卒骇然失色，连连退避闪躲，不敢还手。
马仪就这样一路追砍着看管的清军兵卒来到了人潮汹涌的大街上，霎时间引起了街上百姓的层层围观。
原本盘踞在东宁的明郑政权对杭州的居民们来说不过是走卒贩夫之间闲谈时的一条远方消息，比之奇闻轶事也差不了多少。
但直到数月前，明郑军队围攻杭州的记忆历历在目。
那场围攻让杭州城的居民们原本以为离他们十分遥远的威胁突然间变的清晰起来。
当然，在那场战斗中只有守在城头的一线作战部队和一部分协助守城的民夫才得以见到明军的真容。
对于杭州城大部分民众来说，那次围城战的记忆只是城外连续不断地火炮轰鸣声和街道上紧张肃穆的巡逻兵丁。
如今活生生的明郑使节团出现在大街上，引发了众人的好奇，观者如堵。
马仪毫不介意，他巴不得把事情闹大，眼见民众越聚越多，他单手持剑大声控诉着赵梓的失礼，理所当然地收获了嘘声一片。
不少围观民众嗤之以鼻，甚至还有人起哄喊道：“尔等逆贼，在杭州城内还敢如此嚣张，真当我大清无人不成！”
马仪的一众随员听了后心中愤怒不已，年纪最小的沙真直接回怼道：“哪个狗汉奸在满嘴臭气熏天，你这狗杀才是不是汉人，你去问你家爷祖看他们认不认你这番话！”
沙真年轻的话语铿锵有力，说的一众围观之人哑口无言。
此时负责保护使节团安全的布政使衙门左参议蒋青虹满头大汗地跑来，他一边指挥手下驱散民众，一边鞠躬作揖，赔着笑脸劝说马仪不要把事情闹大。
马仪冷然一笑，将细长锋利的配剑举在那名被扣下的接待人员脖颈前。
他冲着因为这一动作而面色大变的蒋青虹道：“去叫你们布政使来见我，我只等半个时辰，若他不能来，我便一剑刺死这个冒犯我家殿下的恶吏！”
蒋青虹闻言有几分恼火，语带不满道：“贵使此举有些过分了吧，这岂是做客之道！”
马仪在第一次交锋中算是落败，他受到了姚启圣的愚弄，一步步地走入了为他设好的陷阱，错误地判断了清廷的意图。
并且他一成不变地相信着自己的判断，坚信清廷绝不敢再入闽一战, 这就是双重的错误。
被敌人的手段所欺骗或许还可以辩驳称之为敌人狡猾，但马仪最根本的错误并不在此。
即使他的第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但军事情况瞬息万变，又安见得在新的情况之下，敌方不会修改其原定计划，反守为攻呢？
判断敌方的战略企图，其危害性莫大于固执所见、一成不变，而马仪恰恰就犯了这两个最严重的错误。
固执于这种错误的判断和认知几乎已经为马仪的这次出使判了功亏一篑的死刑。
但好在他这一路还很长, 仍有机会去扭转改变自己固有的认知，为完成这次出使任务而尽力补救。
这个机会比想象中来的更快。
在驿站休息一夜后，第二日清晨，车队早早地再次上路，这次队伍转向东北方向，快速通过上饶县进入了浙江境内。
进入浙江后，地势趋于平缓，车队的行进速度逐渐加快。
经过数日赶路，在一日午后时分，使节团一行人终于赶到了杭州府。
在这里，姚启圣派来的接待人员把使臣们移交给浙江的地方官，转达了姚启圣的一番话后，就返回福建去了。
浙江的地方官属于另外一省的官僚系统，没有义务接受姚启圣的命令。
但他们也不知道要怎样来接待明使才算合适，只好暂时延续了姚启圣敬而远之的态度。
因为康熙遇刺一事, 浙江巡抚赵士麟毫无疑问地被判了斩立决。
目前负责浙江政务的是浙江布政使赵梓，收到手下已与明郑使节接洽的消息后, 他悄悄动起了心思。
赵梓和姚启圣一样窥探到了皇帝决心再战的心思, 但他并不像姚启圣一样想着如何迷惑对方。
不得不说姚启圣在这方面确实比赵梓的格局高了不止一星半点，他能看出来康熙虽然决心一战，但仍需要时间来进行准备，对使节团使缓兵之计是十分必要的。
但在赵梓看来，既然康熙皇帝仍想着对明郑开战，那自然心中对明郑是有怨恨的，他揣摩上意，借以投机，决定好好“招待”一番明郑使节。
若是姚启圣知道赵梓的这般想法只怕会气的吐血，他辛辛苦苦亲自安排，好不容易哄骗着马仪以为清廷短期内不会进军，放松了警惕，若浙江这边突然态度强硬起来，只怕马仪很快就会反应过来。
过去伪清、东宁两地往来，不曾讲过什么对等之礼，伪清始终以一种俯视的态度来看待东宁，不忘对方是自己的手下败将。
即便偶尔几次态度有所亲善和缓也是为了引诱东宁早日主动纳土投降。
大多数情况下，伪清派遣到东宁岛上的使节和随员们在交聘交往时, 往往以强凌弱, 怠慢明郑，在言语、礼节和实际利益上占尽便宜。
但这种旧有的外交方式, 随着形势的转变，在马仪看来，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这一点伪清方面的官员有的已经明白了，但有的还无法切身体会。
是以杭州这边在赵梓的故意安排下，接待明郑的使节团人员出现了怠慢失礼的举动。
出乎伪清方面的预料，这番小动作第一时间引起了马仪的激烈反应。
他不但命令随从护卫的明军士卒将失礼的接待人员当场扣下，更是郑重其事地穿上明郑官袍，押着这名被拿下的接待人员直闯浙江布政使衙门，要找赵梓要个说法。
守在行馆的几个清军士卒正要拦截，就见马仪毫不犹豫地拔出腰间佩剑就砍，清军众士卒骇然失色，连连退避闪躲，不敢还手。
马仪就这样一路追砍着看管的清军兵卒来到了人潮汹涌的大街上，霎时间引起了街上百姓的层层围观。
原本盘踞在东宁的明郑政权对杭州的居民们来说不过是走卒贩夫之间闲谈时的一条远方消息，比之奇闻轶事也差不了多少。
但直到数月前，明郑军队围攻杭州的记忆历历在目。
那场围攻让杭州城的居民们原本以为离他们十分遥远的威胁突然间变的清晰起来。
当然，在那场战斗中只有守在城头的一线作战部队和一部分协助守城的民夫才得以见到明军的真容。
对于杭州城大部分民众来说，那次围城战的记忆只是城外连续不断地火炮轰鸣声和街道上紧张肃穆的巡逻兵丁。
如今活生生的明郑使节团出现在大街上，引发了众人的好奇，观者如堵。
马仪毫不介意，他巴不得把事情闹大，眼见民众越聚越多，他单手持剑大声控诉着赵梓的失礼，理所当然地收获了嘘声一片。
不少围观民众嗤之以鼻，甚至还有人起哄喊道：“尔等逆贼，在杭州城内还敢如此嚣张，真当我大清无人不成！”
马仪的一众随员听了后心中愤怒不已，年纪最小的沙真直接回怼道：“哪个狗汉奸在满嘴臭气熏天，你这狗杀才是不是汉人，你去问你家爷祖看他们认不认你这番话！”
沙真年轻的话语铿锵有力，说的一众围观之人哑口无言。
此时负责保护使节团安全的布政使衙门左参议蒋青虹满头大汗地跑来，他一边指挥手下驱散民众，一边鞠躬作揖，赔着笑脸劝说马仪不要把事情闹大。
马仪冷然一笑，将细长锋利的配剑举在那名被扣下的接待人员脖颈前。
他冲着因为这一动作而面色大变的蒋青虹道：“去叫你们布政使来见我，我只等半个时辰，若他不能来，我便一剑刺死这个冒犯我家殿下的恶吏！”
蒋青虹闻言有几分恼火，语带不满道：“贵使此举有些过分了吧，这岂是做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