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4月14日,全都穿着外交官华丽西服的中国代表团精疲力竭的回到巴黎的住处。

    中国代表团由五名全权代表组成,分别是中国政府代表陆征祥(时任外长)、顾维钧(时任驻美公使)、施肇基(时任驻英公使)、魏辰组(时任驻比公使)和王正廷(原在美国,代表南方军政府)。

    进了房间,曾经努力表现出坚强的代表团成员们疲态尽显。作为资深外交官,五名代表都感觉到事情已经向着日本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并非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在国际法上有什么不得了的能力,而是日本作为列强,有太多筹码可以交换。

    即便是代表南方军政府的王正廷都没想到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即便最初他决定死死盯住局面,不让北洋的那些外交官出卖南方军政府。到现在,王正廷已经想不起来当初的念头,他急切的问顾维钧,“顾兄,威尔逊总统突然改变了主意,却也应该有争取他的可能吧?”

    顾维钧无奈的摇摇头。到了此时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威尔逊总统此行的目的并非是主持公道,而是想让列强接受他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现在意大利已经退出,威尔逊总统需要更多国家支持他。”

    “我们中国会支持他!”王正廷几乎是喊出来的。

    其他几位外交官神色中都是苦涩,中国的确会支持威尔逊。但大家心知肚明,此行的目的并非是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而是为了获得山东的利益。如果能够全面收回山东,果断抛弃威尔逊总统也不是不可以。

    相同的,威尔逊总统也是为了自己。如果能让他在巴黎和会上获得成功,放弃中国的利益也没有什么问题。

    最终,顾维钧痛心的叹息道:“弱国无外交!”

    作为外交代表团的团长,民国外交部长陆征祥同样痛心疾首。万念俱灰之间,陆征祥突然想起了东北政府主席何锐。这位声名鹊起的年轻人在陆征祥离开沈阳之前用风轻云淡的语气说道:“巴黎和会上,列强一定会将山东权益交给日本。想来陆部长也明白这些吧?”

    陆征祥只觉得无比悲哀,原本他就笃信基督,面对如此局面,很早就有当修士的冲动几乎遏制不住,恨不得现在就挂冠而去。但心灵的动摇并没有维持多久,陆征祥还是硬撑下来。如果不能奋斗到最后,陆征祥不甘心。

    同样不甘心的不止陆征祥,其他四位外交官同样露出不甘的神色。但不甘中却有着绝望。事情到了现在地步,这些熟练的外交官都明白靠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先是王正廷站起身,疲惫的出门而去,其他外交官也带着同样的神色离开了陆征祥的房间。

    顾维钧没有走,他关上门,低声说道:“陆部长,何上将说过,政府一定会要我们签字。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在下是断然不会签字。”

    陆征祥又是一阵心如刀绞的感觉。三年前在袁世凯命令下,陆征祥作为代表签署了《二十一条》,签署了条约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此时听顾维钧如此说,陆征祥冷冷的说道:“若是让我签字,断然不行!”

    顾维钧已经知道事不可为,又相信何锐的预言。此时这么说,是因为担心陆征祥会迫于政府压力而签字。听陆征祥态度坚定,顾维钧向陆征祥点点头,起身而去。

    回到自己的房间,顾维钧拿出钢笔刷刷点点写了一张字条,起身出门去了。巴黎的街头灯红酒绿,已经恢复了旧日巴黎繁华的五六成。顾维钧完全没看,直奔两条街外的旅馆。进到旅馆二楼,啪啪的敲打212的房门。门很快开了,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顾维钧把字条递给那人,转身就走。

    那位中国人盯着顾维钧的背影看了一阵,转身回去,将字条交给屋内正在开会的其他人。大家聚集在一起看过之后,皆是叹息。虽然这些中国人也都骂帝国主义没一个好东西,却并不显得特别气恼。

    作为东北派来欧洲的工作组,同志们都相信何锐率领着大家一定能够打败日本,收回中国所有权力。

    很快,无线电报就把消息发回了沈阳。巴黎的时差比沈阳晚了大概八个小时,此时是巴黎下午十六点左右,沈阳不到早上八点。东北政府常设电报很快接到了电文,在八点二十分钟左右,何锐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电报就已经随着其他文件一并放到了何锐桌上。

    何锐看完之后微微皱起眉头。原本何锐对五四运动的兴趣非常有限,此时情报收集的足够,何锐才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既然巴黎和会的消息基本确定,何锐思索着给段祺瑞写了封信。无论如何,何锐都不太希望爆发皖系与直系的大战。国家元气能多保留些就还是多保留些。所以何锐宁肯再给段祺瑞一些劝告。

    写了一阵,何锐还是停下了笔。段祺瑞这家伙做事也是很扯淡,只是比较起其他军阀而言相对不太扯淡而已。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

    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

    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

    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何锐本人对于各种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抵触,但是段祺瑞这家伙把钱用在贿选,搞他的‘安福系’,何锐就觉得非常扯淡。以段祺瑞的水平,的确不用指望他用这笔钱搞建设。但是段祺瑞用这笔钱来组建军队,它不香么?

    只要手里有兵,收买议员的成本会降低很多。段祺瑞偏偏要舍近求远,真的是无能之辈。

    想到这里,何锐继续刷刷点点的写下去,写完后浏览一遍,才签了字。

    4月19日,何锐的亲笔信送到了段祺瑞面前。段祺瑞打开看了片刻,已经变了脸色。他把信拍在桌上,对幕僚喝道:“把何锐上次写的信拿过来!”

    幕僚不知道何锐又怎么得罪了段祺瑞,不过何锐此时已经是大人物,有专门的位置存放他的信件。很快,信就送到了段祺瑞面前。

    段祺瑞仔细看着,终于恍然大悟。何锐的上一封信是由陆征祥送来的,段祺瑞当时还没完全读懂。此时结合了何锐最新的信件,段祺瑞才明白过来。一时气的站起身,背着手在花厅里来回走动。

    幕僚铺开两封信快速浏览,这才明白段祺瑞为何如此气愤。不过幕僚一年多来,每天都要读《东北日报》,潜移默化之中也有了些感悟,便小心的上前劝道:“总长,卑职以为何锐所说的民间崛起,未必是对总长不敬。他所说的或许是真的。”

    “什么真的假的!”段祺瑞怒道:“若是按何锐所说,国家养这些学生读书,他们不思报效就罢了,还会闹事。难道我真的要信何锐所说,煽动学生闹事的人竟然没起到主要作用?”

    幕僚不敢吭声,也不愿吭声。就他所见,何锐是花了笔墨讲述前现代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区别。现代国家拒绝人身依附关系,国家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出现责任政治。

    段祺瑞现在的怒骂,恰恰如何锐在信里所说,段祺瑞觉得学生们享受到国家提供的服务,就与段祺瑞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段祺瑞是上,那些学生是下。居于下者要为上位者服务,换取上位者的青睐提拔。

    幕僚低下头,事情到了现在的地步,幕僚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再向段祺瑞进言已经毫无意义。

    段祺瑞又气恼的走了几圈,总算压下了怒气。与幕僚想的不同,段祺瑞此时的愤怒源自于恐惧。由于段祺瑞精心谋划,多方联络。总算是在大总统徐世昌,国会,以及北洋派系内搞出了一个平衡,让国家能比较流畅的运行起来。

    做到这样的局面,自然让许多人心中不快。段祺瑞觉得何锐既然想当大总统,自然不乐见如此局面,写信过来一口一个‘段老总’的提醒段祺瑞,其实是为了试探与威逼。

    段祺瑞甚至生出怀疑,何锐是否就是闹事的背后主使。想到这里,段祺瑞对幕僚命道:“把教育总长叫来!”

    此时的教育总长乃是傅增湘,这位前清进士当了一年半教育总长。任职期间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段祺瑞率直的问道:“请问傅总长,当下京城大学内有多少来自关外的学生?”

    傅增湘完全没想到段祺瑞竟然问起这么个问题,一时不知道段祺瑞是什么意思。不过教育总长负责的是教育内容,怎么可能知道各个学校的学生来源。只能答道:“在下便回去向各校询问。”

    “问询后把名单送上来!”段祺瑞板着脸命道。

    傅增湘对这个命令既不解又不满,听段祺瑞的意思,难道是要抓人不成?

    回去之后,傅增湘倒是真的下令各个学校,要他们统计来自关外的学生。关外并非是一个读书风气很盛的所在,京城大学则云集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学生,傅增湘觉得人数只怕不多。

    等各学校真的把关外学生人数送来,傅增湘觉得不可思议。各个学校的校长都是人品贵重之辈,他们会不写,却不会胡写。按照各校提供的数字,在京城各大学读书的关外学生人数居然只有十六人。

    即便关外学生再少,也不该少到如此地步。傅增湘还是搞不明白段祺瑞的心思,却觉得段祺瑞定然有的放矢,就命人把人数给段祺瑞送去。

    此时已经过去了好几天,段祺瑞的不快早就消散了。看了这个数字后只是觉得非常不解,不过就这么点人,着实不像是能闹出什么大事的样子。

    至于何锐到底怎么想的,段祺瑞也已经放弃考虑。何锐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是他手下那十二个师的东北新军。到现在为止,完全没听说何锐有调动人马的消息。至少未来一两个月内,何锐应该不会有什么行动。

    而且此时段祺瑞也有些别的烦心事。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段祺瑞的儿子与段祺瑞的三姨太搞在一起,此事还需处置。

    至于何锐向段祺瑞预言,全国都会因为中国没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而动荡。何锐愿意做惊人之语,段祺瑞决定任由何锐说去。

    5月4日上午,段祺瑞的幕僚急匆匆赶到段祺瑞的书房,进门就说道:“总长,学生们上街游行了!”

    段祺瑞一愣,却没有发怒。思忖片刻,段祺瑞冷笑一声,“竟然让何锐说中了么?”

    幕僚知道段祺瑞并不是真的发问,也没有回答。只是在心中对何锐料事如神的能耐颇为讶异。回想何锐信中所说,‘……若是总长以为事情背后有人挑拨,只怕未必如此。国民都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理应收回山东。知道谈判不成,被日本拿走山东权益,自然愤怒。还请总长能事先疏导……’

    事情既然如何锐所料发生了,幕僚最不解的是何锐为什么要事先警告段祺瑞。这么做对于何锐能有什么好处?

    何锐这边也是第一时间接到了消息。看着短短的电文,何锐忍不住叹息一声。难道段祺瑞竟然完全不明白事情有多棘手么?

    段祺瑞能有今日的地位声望,很大原因是他的确在欧洲大战中做出了正确的站队选择。但是这虎头蛇尾,顾头不顾腚的应对方法,足以证明段祺瑞完全理解不了现代国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成为战胜国的外交成就转眼就成了段祺瑞丧权辱国的罪证,好牌也让段祺瑞自己给糟蹋了!

    接下来,何锐只希望北洋里面千万别出现不长眼的,主动挑战东北。如果真出现那样的蠢货,何锐为了自己的政治声望,也只能对北洋发动一些军事行动。这就违背了何锐的本意。

    在何锐的谋划中,东北要保持非常低调的态度,直到对日本开战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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