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委员以为列宁同志担心中国的强大，正考虑怎么谈论此事，报告送来了。列宁同志的目光在文件上往来，很快，平日里自信从容的神色又出现了。
目光划过最后一行，列宁同志就把文件递给了越飞委员。带着好奇心，越飞委员很认真的阅读起来。文件很短，何锐提出东北政府与苏俄互派贸易代表团，或者在某个城市进行商品贸易的展览会，又或者各自贸易代表团直接到对方能够提供商品的城市。
何锐还表示，如果短期内有紧急需求，可以直接通过电报联络。
越飞看到这里，暂时停下了阅读。回想俄国匮乏的现状，越飞委员不知道处于匮乏状态的俄国能拿出什么与中国东北交易。
就这么一迟疑，列宁同志用那种自信的语气说道：“越飞同志，我希望这就是何锐与我们交流的手段。”
越飞委员更不明白了。不过还有一段内容没看完，越飞继续看了下去。
何锐在信的后半段写到，“根据东北的经验，在数年的对外贸易中，东北政府并没有赚到什么利润。但东北全面参与到国际贸易之中，通过正常的贸易交流，大大提升了东北的生产力水平，扩大了产能，也提升了人民的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中俄两国都是大国，有着各自不同的产业与产品优势，建立庞大的贸易，能够促进两国经济更快速发展。”
看到这里，越飞委员有些惊愕。从列宁同志的反应来看，他已经倾向于建立外贸关系，这会不会导致俄国的更多问题。毕竟俄国现阶段处于匮乏，真的拿不出什么能够交易的内容。
然而列宁同志看来已经下定了决心，就听他问道：“越飞同志，如果让你参与制定贸易清单，你认为近期有什么需要进口的？”
越飞委员想了想，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能进口伏特加么？”
列宁同志愣了愣，叹息一声，却没说什么。
三天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临时会议上，列宁同志提出了与东北政府全面贸易的看法。委员们的反应出乎越飞委员意料之外，没有人激烈反对，大部分委员要么迟疑，要么不知所措。
打破沉默的是托洛茨基委员，“列宁同志，我们向东北出口什么？”
越飞委员认真的听着，想知道这个同样困扰他的问题。就听列宁同志答道：“如果同志们不反对这个决定，就可以派遣贸易代表团前去东北，看看东北政府需要什么俄国产品。”
在没有反对也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一支苏俄贸易代表团组建起来，与东北政府约定在边境上进行谈判。
谈判过程很不友好，团长谢瓦廖夫是工人出身，负责后勤工作。被党组织委以重任，谢瓦廖夫同志决定要谈出一个绝对要对得起党组织的清单来。
东北方面非常最初非常客气，但是谈到具体内容后，谈判气氛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起来。最后对方丢下一句，“我们把谈判记录交换一下，就结束这一轮谈判吧。”
谢瓦廖夫同志被这话激怒了。尤其是对方直接对谈判记录的要求，令谢瓦廖夫同志感觉自己的努力遭到了巨大的蔑视。
不就是告状么？！谁怕谁啊！
草草交换了谈判记录，谢瓦廖夫同志就下令贸易代表团回莫斯科复命。火车走到第二天，就接到了莫斯科的电报，要谢瓦廖夫同志带上对方签字的谈判记录到新西伯利亚地区等待中央派来的同志。
这下谢瓦廖夫同志有些懵了。为什么要对方签字的谈判记录？有这个必要么？
然而党组织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谢瓦廖夫同志不得不下车，因为火车不是专列，没办法等待谢瓦廖夫同志。他只能带了两名团员，乘坐马拉雪橇，冒着风雪跑了三天，才回到边境。
谢瓦廖夫同人认为需要非常多的手续才能得到对方的签字，谢瓦廖夫同志已经下定决心，哪怕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拿到带对方签字的会议记录。
一个电报发到对岸，对方居然立刻回应了。渡河而来的中国谈判人员冷着脸递上一份文件，谢瓦廖夫同志看完，在谈判记录上，都有中国人员的签名。尤其是在一些双方有分歧的部分，中方人员还做了注释。或者是‘语言翻译问题’，或者是‘记录了气话’，做的十分认真。
在文件最后，有中方人员的签字。
谢瓦廖夫同志能理解，中方人员这是等着没走。这份心情倒是不错。然而那些注释则令谢瓦廖夫大大不快，写的这么细，一定是为了方便告状，指责谢瓦廖夫有错。
而中方人员也没有给谢瓦廖夫同志好脸色，完成了文件签收后，他就带着签收的收据转身离开。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看着中方人员的背影，谢瓦廖夫忍不住低声咒骂了两句。
中方人员没有听到咒骂，因为负责此事的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也在心里面大骂呢。
作为前茶馆老板，又是物价局局长，党组织觉得韩海涛同志非常了解物价，又有着丰富的待人接客的经验，适合负责这次谈判。韩海涛自己觉得党组织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委任。
这一路上韩海涛局长气鼓鼓的，觉得自己犹如青蛙一样。回到哈尔滨，见到了正在哈尔滨视察工作的何锐，便是韩海涛局长也直接爆发了。
俄国人正如传说中的霸道，无礼，野蛮。尤其是不懂规矩。韩海涛局长怒斥了俄国人的种种后，直接给了评价，“主席，俄国人靠不住！”
何锐微笑着听了韩局长的控诉，其间忍不住被逗乐了好几次。尤其是最后关于交换‘谈判记录’的事情，何锐被逗得哈的笑出声来。
韩局长觉得何锐笑完之后会很生气，就听何锐评价道：“何海涛同志，咱们自己的同志若是没有接受过培训，做的也未必就比俄国人好到哪里。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年轻学生。”
韩海涛一愣，竟然不知该怎么回到。何锐的话怎么听都没有指责人的意思，也谈不上赞同。就如何锐平日的发言一样，有种健康向上的感觉。一时间，韩海涛的气也不禁消散了许多。但是韩海涛局长还是说出一件事，“主席，俄国的谈判团长听我们说起充分就业的实际价值后，说我们威胁他们。我很在意。”
看何锐对此有兴趣，韩海涛继续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还翻开了会议记录中的那部分，“……主席，当俄国方面的谈判代表表示普通贸易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之时，我们就把充分就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告诉他们。俄国代表团的团长当即表示，我们在威胁们。我不知道那人到底怎么想的。”
何锐轻笑一声，并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既然这位俄国贸易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十分陌生，何锐也不觉得他能混到什么不得了的高层。也就是说，这位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对于商品经济的看法大概率没有跳出农业社会的范畴。
农业社会经常出现数量相对于小农生产者数量较大，同时也找不到买家的商品。这在商品信息十分不发达的生产环境下是常态。农业社会中，人们处置这部分商品的方式就很值得玩味。
正因为不知道这部分商品的价值，很容易出现两种极端处理方式。要么极为廉价的出售，要么就一定要卖个高价。凡是较真的人，面对已经付出了劳动力的产品，是倾向于要高价。
既然对方并非是一个高层，未来也不是高层，他对于经济的理解很可能如此。
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清晰，价格反倒越容易达成共识。这也是为什么选择物价局局长韩海涛作为谈判代表的原因。如果让何锐负责此事，哪怕何锐在理论上口灿莲花，也真的不知道一件商品到底在市场上会卖到什么价位。
何锐在这个时代也没怎么为自己花过钱，在另一个时空，因为网络支付的缘故，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触摸过现金了。
附近几家有良好供货渠道与价位的大超市与小超市，就完全决定了何锐对于普通物价的认知。
何锐叹道：“辛苦你了，韩海涛同志。消消气，下次俄国换了谈判代表的时候，还得你这有经验的同志和他们谈。”
韩海涛的气愤，一半是因为俄国人的态度，一半是担心没谈成，被追究责任。连何锐都不追究，韩海涛也就放下心。另一个问题很自然的冒了出来，“主席，俄国方面真的会换人？会不会换上更糟糕的人？”
“韩海涛同志。俄罗斯这个民族诞生的很晚，大概是康熙年间才开始出现俄罗斯民族的概念，到现在也不过200年。这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对外的反应自然和年轻人差不多，有股子不当大哥浑身不自在的愣头青傻气。以这样的民族特点，你觉得他们想做成一件事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听了何锐的话，韩海涛稍一思索就明白了会发生什么。愣头青们是不会选择低头的，如果非得有什么力量压制他们，逼着他们就范。愣头青要么蔫了，对事情就走走过场，完全陷于内心的失落。要么就装作低头认错，尽力把事情向着解决的方向推动。
不管是哪一种，前茶馆老板韩海涛都觉得自己能对付。毕竟以前的自己不过是个小小的茶馆老板，现在物价局局长兼谈判代表韩海涛代表的是东北政府这个强大的组织。没理由怕那帮王八羔子。
谢瓦廖夫同志并不知道中国谈判代表韩海涛对他的看法，拿到了签了字的谈判记录后，他就冒着零下六七度的气温，乘坐着马拉雪橇赶路。白天的寒风与能冻死人的夜晚都无法阻止谢瓦廖夫同志的脚步。
尽快把消息送到组织手里，并且将中国东北政府谈判中表现出的不怀好意告诉给党组织，这就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义务。
谢瓦廖夫同志运气不错，他刚赶回到下车的小镇，正好有一列运送伤员的火车经过。大家就挤上了火车，与伤员们一起往西伯利亚的小城赶。
伤员们真的很惨，大家不仅忍受着伤痛，还要面对感染带来的痛苦。不少人伤口化脓，发起了高烧。从莫斯科来的谢瓦廖夫同志立刻想起了在莫斯科盛传的神药，就询问随车的军医护士是否知道‘磺胺’这种新药。
军医和护士听完谢瓦廖夫的问题，不解的尝试用俄语卷舌音发出‘磺胺’这两个音节。但是很明显，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发出的声音极为怪异。
谢瓦廖夫在下一个车站立刻发电报给莫斯科，请求调集磺胺给车站。有不少红军官兵的情况已经非常紧急，若是这么熬下去，只怕在半路上就会牺牲在车上。
第一条电报发出去之后几乎是石沉大海，第二条电报是发给谢瓦廖夫同志的直属领导，总算有了回应。领导在电报里只说了两句话，“磺胺是从中国进口的药物，你既然在与中国谈判，可以酌情向中国方面提出紧急要求。”
谢瓦廖夫把回电看了两遍，整个人呆住了。他一直以为，在莫斯科各医院挽救了极多病人的磺胺是联共（布尔什维克）中的医学家研制出来的。完全没想到竟然是中国东北的产品。
自己的上级是不会扯谎的，尤其是在这件事上。所以确切的消息认知让谢瓦廖夫同志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现在回去再和中国方面谈判几乎是不可能，而身边的红军官兵们也在眼睁睁的遭受伤病的折磨与威胁。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左右为难许久，谢瓦廖夫不得不决定，先到组织要自己前往的鄂木斯克。
火车又开动起来。这次谢瓦廖夫一言不发，而那些被‘莫斯科来的同志说有特效药’的消息唤起了期待的军医与护士们都用期待的目光看向谢瓦廖夫同志。
‘从莫斯科来的同志’，这么一个身份就足以让谢瓦廖夫在普通的红军眼中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更不用说，谢瓦廖夫同志还是一位干部。他所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的。
但没人逼问谢瓦廖夫同志。大家都知道现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局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药物，也不会是数量大到可以随时给普通官兵服用。尤其是这药物是如此的有效。
几乎每天都有伤员因为化脓感染而病情加重，每天也都有垂死的伤员被抬下车。便是如此，谢瓦廖夫同志发现军医和护士们依旧有着希望，即便已经牺牲的同志们无法被挽救，但是有更多同志们还在死亡线上挣扎。只要有据说名叫‘磺胺’的神药，他们就还有救。
火车终于到了鄂木斯克，这里是后方的一个大站，也有着最大的军医院。火车刚停下，就上来一群接车的军医和护士。他们简单的查看了伤员病情，凡是开始发烧的，不管是怎么引起的，先给伤员服下一片略显灰黄色的药片。对那些已经发烧烧到糊涂的红军伤员，撬开那些咬紧的牙关给硬灌下去。
随车的军医与护士看着如此雷厉风行的医疗，当即询问起这药是不是‘磺胺’。接车的军医有些讶异，“你们怎么知道的？”
军医与护士们，还有得到消息的伤员立刻指向谢瓦廖夫同志，“是这位莫斯科来的同志告诉我们的。”
接车的军医只是看了看谢瓦廖夫同志，向他点点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继续给发烧以及伤口化脓的伤员们服药。
谢瓦廖夫觉得自己总算为前线的同志们做了些什么，心中一块大石头落地。就在此时，车厢外有人喊道：“谢瓦廖夫同志在么？哪一位是谢瓦廖夫同志。”
听到这呼喊，谢瓦廖夫知道是在找自己，随即想起了谈判失败的事情。自己的责任是免不了的，接下来就该接受上级的严厉批评了。
又看了看那些伤员，谢瓦廖夫同志走下火车，对着正在寻找自己的接车人员走去，“我就是谢瓦廖夫。”
就如所料，谢瓦廖夫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面对严厉的批评，谢瓦廖夫坦率的承认，“我并没有注意到进口的药物。”
上级并非谢瓦廖夫的直属上级，面对谢瓦廖夫的回答，这位干部脸色更加不快，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不是药物，党组织派你去，是要你和东北进行商业谈判。你没有完成任务！”
谢瓦廖夫并不准备乖乖听话，他有自己的看法，“领导同志，中国方面提出的清单，是我们现阶段也需要的物资。木头，矿石。这些难道不该用在我们自己工厂的生产上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多余，为什么要出口给中国方面？”
这回答不仅是谢瓦廖夫的真心话，他也曾经与谈判团的同志们讨论过，没有人能反驳这话。因为这就是事实。
唯一对此事提出不同意见的是东北政府一个叫韩海涛的谈判代表，到现在，谢瓦廖夫还能记得起那家伙脸上的带着无奈的嘲讽神色，至少谢瓦廖夫同志认为那是嘲讽的神色。
因为韩海涛说了一句谢瓦廖夫决不能接受的话，“谢瓦廖夫同志，在这交易中，我们给的价格比你们自己销售要高。这对于活跃苏俄的经济有好处。”
谢瓦廖夫同志绝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苏维埃有着用不完的木料、矿石，谢瓦廖夫当然愿意拿出来与东北政府交易。然而，现在没有。谢瓦廖夫绝不接受让苏维埃人民挨饿受冻，却为别国提供产品。
于是，面对了领导的斥责。谢瓦廖夫把这段谈话讲给领导听。
看得出，领导的神色也动摇了。谢瓦廖夫愿意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但是在优先供应这件事上，谢瓦廖夫同志不肯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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