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皮特的恐惧,比起大顺真正要带来的毁灭,还是差了很多。

    笼统点说,皮特通过读历史,读从护国公时代的历史,隐约触摸到了“原始积累”的几种手段,并且知道了富庶源于原始积累。

    但他错把原始积累,当成了目的。

    然而,只有把这些原始积累作为手段、并且完成原始积累的真正目的,才算是一个合格的、引领时代浪潮的人。

    因为他把本来应该是手段的原始积累,看做历史的终结和英国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提出了全球殖民战略和瓦解法国西班牙的舰队计划,要战斗到底。

    只不过后来英国靠他豪赌的基础,完成了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转变。

    然而他自己的意识,是把原始积累作为目的的。

    所以,他所恐惧的,也只是大顺的贸易品蜂拥而至后,在原始积累层面的问题。

    实际上的问题,要比这个严重的多。

    比如,一旦放开了自由贸易,资本就会涌向那些盈利的产业当中。

    要注意的是:

    因为英国对贸易进行极致的控制。

    所以大量的资本无处可去,得以投入到英国的大基建——运河工程当中。

    放到大顺这边,同样的道理,就是因为松苏地区对土地的改革和控制,大量的资本不得不投入到土地之外的行业。

    这是资本逐利性决定的:搞基建,是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不是。贸易才是。但是,贸易被管控着,不让入场,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也想卖茶叶,但是朝廷不让啊,而且抓着是真杀头的。

    一旦放开贸易管控,大量的资本会投入到贸易当中,而不是去投资基建。而贸易本身……怎么说呢,荷兰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贸易可以发财,但会毁灭英国的根基。

    英国的根基是什么?

    是管控贸易下得以发展的实体经济。

    是资本无处可去,不能投入到更赚钱的贸易因为有管控,不得不把大量的白银,投入到运河建设中,以获得比国债的3%略高一些的回报率,使得英国国内的基建水平迅速提升,物流成本降低,为下一步的产业发展打好了基础。

    如果100英镑做买卖,买东方棉布再卖掉的利润,高于把这100英镑投入到纺织厂、或者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那么这100英镑就会买棉布,而不是去建纺织厂、搞基建、挖运河、修道路。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

    除非,依靠集权、政府、海军、关税,做到谁敢买棉布,就先罚200块钱。

    大顺如果在贸易问题上有索取,那么摧毁的就是英国的实体经济,而带给英国一个虚假繁荣的商业经济。

    这个时代,没有核弹。

    荷兰当初繁盛无比,结果如何呢?商业摧毁了本国的工业,几场战争,打崩了荷兰的军力。

    乃至于历史上第四次英荷战争,英国带着军舰和大炮,逼着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必须买英国国债。

    只靠贸易繁荣,在这个时代是混不下去的。况且,这种贸易繁荣的背后,是本国的白银外流,以及大量的白银流入到买办集团的手中。而他们又会把这些白银,送去中国,因为大顺的工业已经起步、加之利息本来也高,回报率更高。

    在这个贵金属时代,钱真的是钱,不能印、不能超发,真的就是个“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的零和博弈。

    而大顺的奇特性,就像是1826年的《英属印度史》里描述的那样:【……曼彻斯特的工厂在一开始就会停止,甚至不可能再次启动,即使是蒸汽的力量】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带来的将是英国快速的全面荷兰化。

    而此时真正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的资本,也会选择支援大顺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去投资英国的运河、基建、工业等,因为利润更高。

    至于此时的英国,以及皮特所绝望的现实,除了东印度公司问题外,在面临外国货冲击的时候,还面临一个更为严峻的情况。

    这个严峻的情况,本质上就是刘钰认为皮特,要么是个昭和参谋水平的、要么就是反对派当久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水平的原因。

    后世有句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话,基本上多数人都听过,这话就是皮特说的。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这句话的原文,是【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句话所产生的背景,是历史上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欠了一屁股的债,财政要崩,只能想办法抠钱、加税。

    而加税的重要一项,就是生产税、关税。

    这里面有一个法令,就是“协助搜查法令”。

    即:海关官员、税务人员,可利用这些协助令以武力进入任何建筑物,搜查和扣押任何可能被没收的物品。该官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在获得和执行搜查令之前,应予没收的货物被保存在该处所内,而且这些货物很可能被移走、销毁或遗失。协助令状自签发之日起有效……

    简单来说,比如《航海条例》所加的关税。

    走私是司空见惯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海关官员、税务人员,有资格进入船上搜查,只要手里有协助搜查令,且怀疑这艘船走私,就可以进入船里面,清查走私货物。

    亦或者,比如英国的苹果酒税,酒这玩意儿,也是逃避交税的重灾区。有这个法令,即可进入可能的私酒商的房子进行搜查。

    而这件事,从一开始威廉·皮特反对沃波尔的消费税政策的时候,就是皮特一直用来获得资产阶级和城市小生产者支持的一个口号。

    他反对这种搜查令,反对海关人员和税务官,进入房屋和货船搜查违禁品。

    这里面,其实和法国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以自由而反对清查土地是一个意思——由封建时代衍生出的法国贵族所理解的自由,和法革时代和启蒙学者给出的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不是一回事。

    【最穷的人可能会在他的小屋里蔑视王室的所有力量。它可能是脆弱的;它的屋顶可能会摇晃;风可能会吹过它;风暴可能会进入;雨水可能会进入;可是英格兰国王却进不去——他全力以赴,不敢跨过被毁坏的地契的门槛!】

    这番话,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即马尔科姆事件。

    一个叫马尔科姆的“走私贩子嫌疑人”,被怀疑家里就是个走私品仓库,于是海关人员去查。

    马尔科姆让海关人员进去了,但是发现了一个上锁的地窖,海关人员让马尔科姆把地窖打开,但马尔科姆说不行,因为你的协助搜查令,只是说搜查我的房屋,却没有说可以搜查我的地窖。

    海关人员就撤了,回去补办了个搜查地窖的协助搜查令。

    但回来的时候,马尔科姆却把自己的房子锁上了,而且还召集了300多人来围观,表示你这回的搜查令是搜查我的地窖的,不是搜查我的房子的。

    当然,这件事,应该说,马尔科姆大约没有走私,即便走私,也可能早把货物挪走了。

    这就是波士顿地区的独立派,挖的个坑,派人去举报线索,又一手主持了这件事,来制造冲突的。英国这边傻呵呵地就掉坑里了。

    还有那个很著名的在宣言上签字的约翰·汉考克的走私船搜查事件,也是差不多的路数。

    威廉·皮特的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事说的。

    他的话,是正确的。

    这一点,无可否认。

    单独拎出来,是进步的。

    但是,有个问题。

    为什么招致了这种情况?

    为什么走私横行?

    为什么走私,被英国人、北美十三州的人认为,这是一件“没有受害人的犯罪”,是值得大家称赞的英雄,而不是罪犯?

    为什么大家对走私犯加以帮助?

    威廉·皮特知不知道,这是因为《航海条例》导致的?

    显然,他是知道的。

    那么,他反对《航海条例》吗?

    他执掌内阁的时候,是否提议要废除《航海条例》?

    并没有。

    在总的罪恶上,他支持罪恶。

    在具体的细节上,他又支持人的权利和自然法。

    这能说明啥?

    要么说明,他脑子根本不好使,水平一般,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

    要么说明,他有脑子,也知道问题的根源,但他只敢在细枝末节上扯犊子,却不敢触碰真正的既得利益者的核心利益——航海条例所造就的大量的得利者。

    要么说明,他只是那种对着地图一通画的人,却对税收、财政、国债问题根本没有概念。

    这么多标签,总得拿一个,否则怎么解释这件事?

    征税可不可以征?征税要搜查,可不可以?

    这事,不好说,因为涉及到了辩经。

    往大了说,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

    如果没有了走私贩子、私酒贩子,那么这个协助搜查令的入户搜查问题,不就在根源上解决了吗?

    这是辩经。

    但是,辩经的世界,在现实并不存在。

    所以,这就不得不涉及到一个和稀泥的办法:

    因为关税太高了、因为酒税太高了,所以大家才把私酒贩子、走私贩子,当做“没有受害人的犯罪”,认为这是光荣的。

    故而,可以把关税降低、酒税降低,降低到一个大家觉得其实还好的程度,是不是这样一来,就可以搜查走私了呢?

    但这件事,从辩经上,又说不通。

    50%的关税走私不是坏人,那么10%的关税,走私就是坏人了?

    问题就在于,从当初刘钰去阿姆斯特丹,大谈自由贸易问题的时候,跟着刘钰扩张的大顺新学派的侵略扩张派,一直都在拿着这一套经书来宣传。

    尤其是当时正处在威廉·皮特反对波沃尔的消费税问题的关口。

    皮特是用风能进、雨能进的理由,反对波沃尔增加消费税。因为消费税就涉及到清查走私品和不交税的那些货。

    而刘钰,则是以“只要取消了消费税、取消了关税、取消了酒税,那么不就没有走私犯、没有私酒贩子了、逃税者了”的理由,来评价这件事的。

    很长一段时间,刘钰和皮特,在英国和北美,都被视作真正的自由的象征。

    刘钰当初在阿姆斯特丹大肆宣传自由贸易的时候,就用了一个“治标治本”的词,来解释这件事。

    他说,他这种要求欧洲取消消费税、取消关税的做法,是治本;而皮特,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而很……很有些不好意思的,是刘钰很会丧事喜办。

    大顺的税收能力,吃屎一般,和大明一脉相承。刘钰把“没能力”,解释为了“故意的”。

    借着中国热、和启蒙运动的“借东讽西”,刘钰说,你看我们大顺,这么大的国家,一年就收2000万两银子的土地税,消费税、酒税、茶税什么的少的可怜,你们也应该这样。我们为啥富庶?就是因为我们收税少啊!

    算了算,法国按照大顺的标准,一年国库收入400万两就行;而英国200万两就行,多余的,都是“暴政”、“与民争利”。

    这些年宣传的可是不少。

    这也就是此时英国面临的问题。

    东印度公司之前的种种辩护,解决了“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经书。

    刘钰鼓吹的自由贸易,解决了“走私贩子是英雄”的经书。

    前者,解决了“用外国货是爱国”问题;后者,解决了“违法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意识形态和认知方面,大顺已经做好了全面经济殖民的准备工作,这一定要感谢东印度公司,之前每年花那么多钱游说和雇佣笔杆子,消弭了白银外流的认知问题。

    就像要感谢东印度公司,培养了茶叶、丝绸、棉布的消费群体,还帮着大顺打开了西非市场,为松江棉布赢得了“哀伤之布”的好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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