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三世对两人的看法,表示了赞同。

    尤其是在关税问题上的看法,更是倾向于大顺如果真能做到控制东方商品一家垄断,从而确保各国按照销售额分配关税的话,那么他相当赞同这种贸易模式。

    世界上,并不是只有大顺谈“以史为鉴”的。

    英国也一样谈。

    尤其是他们更倾向于谈更近的史。

    毕竟欧洲并不是一个稳态的社会,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相差太大,或者说生产力水平相差太大,社会结构也截然不同。太过久远的历史做镜子的话,难免像是一个锈迹斑斑的铜镜,怕是鉴不出什么。

    而以更近一些的历史,乔治三世对于收税问题,确实是有些心有余季。

    当初导致沃波尔被众人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沃波尔要加消费税、降土地税。

    又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之所限、英国四面都是大海走私如同冬天的泥墙一样透风。

    由是引出了叫整个英国都非常讨厌的《搜查法》。

    以及导致“城堡学说”大行其道的反弹,抗议这种拿着搜查令去家里搜查走私品的法令。

    这件事,不是简单的所谓抗税问题,也不知是个简单的走私贩子反抗的问题。

    而是本身英国的重商主义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程度,英国人民,也包括爱尔兰人民、苏格兰人民、北美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是有道理的。

    而之后,33年《糖蜜法》的失败,也就是实行了二十年,基本没收上来钱的现实,更是让乔治三世对于征税问题很是头疼。

    简单来说,因为此时的技术水平不足、缉私手段不够、加上英国过于严重的重商主义导致走私利润太大。

    是以,只能导致英国倾向于在生产端征税。

    历史上导致了爱国者党的乔治·格伦维尔被哄笑的《苹果酒法桉》,也是这个问题的延伸——在销售端、运输端征税,是做不到的。那么只能琢磨着在生产端征税,也就极大地激化了矛盾。

    这种矛盾必然被激化,你想征收酒税,又控制不住销售和运输,结果谁种苹果就跑谁家里征税去,这不扯犊子吗?

    而生产端征税,更是让英国的一些产业,弄出了诸多奇葩的技术变革。

    比如玻璃税,是在生产端征收的,而且是按照重量征收的。

    于是英国的玻璃产业,开始出现了“夹空”技术,降低了玻璃的重量。

    这种在生产端征税的想法,有没有可能实现?

    能。

    比如大顺盐政改革之后的两淮盐、川井盐,就是标准的生产端征税。

    但这个前提,是扶植大企业、扼死手工业,通过大企业的高效率、低价格、集约化,上马蒸汽机、大晒盐池等新技术,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全国垄断托拉斯”的机构,然后便可直接在生产端征税,同时又依靠高效率和集约化生产使得产品价格并不比之前高。

    然而英国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以《糖蜜法》为例,想要解决,怎么解决?

    汉密尔顿给出了解决方桉,以暴力手段和税收调控,逼死小作坊,壮大大工场,利用大工场的效率,确保在征税后依旧对小作坊形成碾压式的价格优势,形成几家大头,然后即可降低征税成本,在这几家大头征税即可。

    这是纯粹技术上的低成本征税方桉,要与此时的行政能力、缉私技术水平相适应。

    但现在,英国是做不到的。

    新英格兰地区大大小小的酿酒作坊,雨后春笋一般,依托着北美、中美、加勒比、西非的市场,不断壮大。

    英国既不敢征税,也无力征税,因为征税意味着反抗。

    而此时的行政效率和技术水平,也决定了,要么搞东印度公司这种东西、要么在生产端征税、要么就是如窗户税土地税一般给不动产征税。

    比如窗户税,房子盖好了,你总不能把窗户隐藏起来。

    而在外面查窗户,又可以减少矛盾——城堡学说的存在,使得在大街上不进门就查窗户征税的行为,英国人的容忍度一般来说更高一些。毕竟查窗户不用非得进屋查。

    这种情况下,大顺提出了类似于“代收关税”的行为,无疑在乔治三世听来是一种可行的、靠谱的、不扯犊子、可以实现的好办法。

    这种办法,如果把茶叶棉布等,视作“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时刷新”的生产,那么这就可以视作一种高效的在生产端征税的模式。

    至于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自由贸易”……

    这个,首先要定义一下什么叫“自由贸易”。

    不过,就算再怎么定义,这玩意儿与其说是“自由贸易”,倒不如说这就是个畸形的、尹里奇说的那种【国际垄断卡特尔】。

    以历史上非常典型的国际垄断卡特尔,1884年世界钢轨卡特尔来做对照。

    1884的钢轨卡特尔,是因为生产相对过剩,各国坐下来谈一谈,最终确定英66%、德27%、比利时7%。

    而现在大顺搞得这玩意儿,确实就像是个畸形的卡特尔。

    以茶叶为例。

    原本是各国东印度公司无序竞争,各国的走私茶到处乱跑。

    而现在,大顺直接垄断了茶叶的生产运输环节。

    在阿姆斯特丹刷新之后,全欧洲统一标准到岸价,其价格包含了统一的关税。

    比如说,每磅征税3便士。

    那么,各国政府拿到的关税比例,就看各国卖了多少。

    也即是,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和本土总共有多少消费能力,那么各国的政府就能拿多少关税、各国的商人也就拿到多少利润。

    各国的政府,实际上也是“盈利”的受益者。

    而各国能卖多少,取决于各国有多少人口、多少殖民地、多少势力范围。

    当然,若不认为这是一种畸形的卡特尔。

    那么,也是可以认为是一种“自由贸易”。

    毕竟,到了阿姆斯特丹之后,到岸价是全欧洲统一的。

    理论上,这不就是比谁家的航运业成本更低、谁家的造船成本更低、谁家的航海技术更高,谁更有市场建设和销售渠道吗?

    如何解释,不影响结果。

    谁收高关税,那么不收茶税的就会往高关税地区走私。

    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大顺能否保证每年六七月份,在阿姆斯特丹定时刷新?且别的地方不会刷新?

    这是两个问题。

    前者,是大顺的茶园生产端,能否确保足够的供货?大顺的航海术,能否保证每年的航行?

    后者,是说大顺能否做到,没有其余人偷偷把茶叶运过来?

    前者,好说。

    后者,也好说。

    葡萄牙滚蛋、丹麦滚蛋、英国滚蛋、法国滚蛋之后,实际上大顺已经可以做到,除了在阿姆斯特丹刷新外,好望角以西不会再在别的地方刷新。

    因为此时茶叶并没有被人偷走到锡兰和印度,大顺也绝不可能放着湖南湖北等地的山地不管,跑去锡兰种茶叶去。是以,茶叶想要以走私的方法流到欧洲,还是很难的。

    这,便是大顺和英国可以谈的现实原因。

    念经并不代表可以靠念经谈判。

    关键是要一边念经,一边搞出一个不那么扯犊子的方桉,并且要考虑到“国家还要存在、且政府需要税收”这个现实。

    非要念经的话,说大顺这么搞算是“自由贸易”,而并不符合因为生产相对过剩产生的国际卡特尔垄断同盟的特征,也不是说不过去。

    既然在技术层面举杯可操作性——实际上也具有可操作性,各国只能去阿姆斯特丹拿货,拿货就要登记从属国以便于事后分关税,那么实际上各国商人的销售范围,能也只能是本国和其殖民地。

    荷兰之前走私茶猖獗的原因,是因为荷兰彻底摆烂了,商人获得了联省议会的统治权,他们既不需要维系常备军、也不建海军、更不建军港,所以荷兰的茶叶没有茶税,自然可以卖的满英国殖民地都是。

    虽然历史上荷兰这么玩的下场,以第三次英荷战争被英国打爆、强制荷兰商业资本购买英国国债、欧洲金融中心转移到伦敦为结束。

    但现在嘛……荷兰不是活得好好的?谁说一定得有国防、政府的开支?

    大顺在北美的行动, 支援法国和支援印第安人,那是教育一下北美人民,让他们更加认同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设想:没有国防开支是不行的,北美的情况并不具备普遍性。

    但在荷兰的行动,则是制造了另一种魔幻:没有国防、没有海军、没有常备军,几大强国都给我保独,日子不也过的美滋滋?

    但是,实际上除了荷兰人这么想,英法普奥俄各国都不会这么想。

    所以,大顺的谈判,在英国这儿才具备可行性,因为大顺主动提出来要给英国关税。

    至于让英国征收关税、或者说拿着关税去干啥,那未免就过于险恶了。

    显然,英国这些人自己也清楚,原本的旧体系一崩,很多产业都要崩溃,当然会出许许多多不愿做安安饿殍的人。

    手里没关税,没钱,那怎么行?

    哪怕是之前的圈地运动呢,也不是靠着英国的民族性自觉,农夫自觉去给地主让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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