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俊带着公上缨回转三河镇后,就跟同知祝浩铭说道:“祝大人连日辛苦,推广高产粮的事情本府已经询问过了还算不错,在三河镇这一片,也不用把上好的良田去种植,红薯不挑地,玉米耐旱、土豆也能在贫瘠的土地上存活,只要土地松软即可,祝大人在这里多住几日,本府就先回庐州府衙,一年一度的考功会不能耽搁。”

    这位祝浩铭巴不得能在三河多留几天,这几天吃住全在外宅小妾那里,享受着“天伦之乐”。最后章子俊也是意味深长地说道:“听说祝大人在外为官这么些年来养外宅不是长久之计,还是给人家个名份吧。”

    听话听音啊,祝浩铭当然明白了这是知府大人在敲打自己,内心中有点懊脑…  …  。

    庐州府衙,林照磨在大声地喊着:“无为知州李大人、六安知州王大人、庐城县张大人、舒城县林大人、庐江县李安李大人、巢县吴大人、英山县銘大人、霍山县黄大人,知府请大家进内院。”

    这是每一年知府对下属的考功评定,目前全府下辖的二州六县都在连通道路,要做到马车能通行,渡船能装运,在某些地段硬化路面。这是一个大工程,也是往后几年中考评的业绩,目前二州六县在知府大人的带动下,都在发展产业,自己不能商业,就让家中的亲戚、族亲开办了许多营生,有挖煤的,挖矿的,也有建窑烧砖瓦的,还有开办水泥厂的,可以说在这些人中以前都是“各门各派”,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就是赚钱。自然而然地成了以章子俊为首的“商贾派”,当然也有把庐州的商业模式嗤子以鼻,仲曰:“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

    意思是说:“管仲曾经说过,—个万乘之国,也就是一个大国,如果出现了拥有万金的大商人,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拥有千金的大商人,这说明什么昵?这说明朝廷的财富流失到个人手里了。这非常可怕,因为这些人变得太富,国君就没法用利禄驱使他。他们就不听朝廷的管理,国家就会混乱。”

    太祖则规定,商人在穿衣方面要低于农民,农民有钱的话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但商人不行,而商人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

    可是到了成化年间就不一样,当官如果指望着朝廷那点钱,这么一大家子怎么养活,所以明面上不收受贿赂,都是让家族或是亲戚中去营商,就目前来说,谁跟庐州府搭上关系,就会大把地赚钱,那一个官员不喜,有些官员口中一边大骂阿睹之物,可身体很诚实,偷偷地让自家人经营起了各种买卖。

    另有以贵妃娘娘、万安为一线的“万氏派”。依附在皇帝身上的汪直、梁芳、钱能等的“宦官派”。其中覃勤、韦兴等人又是“万氏派”也是“宦官派”。寄生在皇上身边的“僧道派”,又依附“宦官派”。接下去就是依附“僧道派”的“传俸官派”,以上这些各自独立,相互利用,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文官集团,而在“文官集团”内部又分为南派、北派之争,不过现在不重要了,够乱了,在文官集团看来,眼前的共同敌人就是僧道传俸官加上阉人当道,在这一系列的复杂交叉中,唯有朱见深在覆手为云,玩弄天下。

    庐州的管理模式,经营之道可谓是一股“清流”,看得让人眼红,得到实惠的拼死维护,没有得到的利用手中权力“打秋风”,更多的就是冷眼旁观。

    也有官员在找庐州的错,翻遍所有朝廷律令也找不出一条房地产开发带动商业繁荣的律法,只能往越制、僭越方面去抠。可是这种事自有人会为章子俊代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弄的很累,随之就是观望。

    英山县銘大人道:“府尹大人,本县有吴姓家吴三,本是县中一屠夫尔,在东市常年杀猪羊营生,前个月突然抖起来了,说是一个本家在京城做官了,前日那个吴三本家来找本县,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采办药材、粮食、茶叶,还拿出了户部律令,这让本县实在是无能为力,数量实在太大,望府尹大人能为属下通融通融。”

    不等英山县銘大人说完,舒城县林大人接口道:“本县也有这事,不想銘大人先说了,本县也来了一位传俸官说是奉太监段英前来,让本县收粮食三千五百石,银子一千五百两,用作冲抵本县矿产的税收,原因是这些矿产原本是内官收入,地方是不能随便开采的,虽然本县有,可太平仓要空了,这可如何是好?”

    宦官、传俸官到县衙私下收取粮食及官银而知府不知道,以后碰到这样的事,直接抓起来,说不定是行骗之人。咱们只认朝廷吏部的官凭,还要有户部的文书,等本府上书核实,对于这样的事章子俊不怕事情闹大,正好讨个说法。

    自洪武十八年,太祖令全国各布政使司、府县将一年所收田赋刻于石板公示作为定额,并于不久之后宣布新垦田地永不起科,将皇朝的田赋基数划定在了三千万石。宣德时期,为平息江南地区愈演愈烈的抗税风波,宣宗下令减免江南赋税三百万石,田赋的基准线就降落到了二千七百万石,直至皇朝覆灭  。

    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大致分两大块来使用。一块由朝廷用于维持皇朝的日常运营(官吏俸禄、赈灾水利、军事边防等等);一块给皇帝用于皇帝本人以及宫廷开销。

    虽然明朝的支出被分为了内外两个部分,但是皇帝也不太可能完全不顾外朝。例如为了皇朝的安全以及自身权力的稳固,皇帝必须定期地给予勋贵、禁军、边防军将赏赐,战争时也得拿钱出来贴补军需不足。

    随着宫廷规模的不断扩大,到了此时成化年间这些钱开始不够花了,朱见深只得频繁地向户部讨要银两。前阵子用太仓银弥补内库就是这样发生了,这时外朝由于自身官僚系统的膨胀、军事衰落导致的边防开支扩大,本身也缺钱。加之文官集团固有的想要约束皇帝和皇权,所以这种讨要往往没什么结果或者被打折。

    皇帝也只好开始着眼于其它地方,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开矿、征收商税就是内官颇为看重的财源。但是朝廷的全体官员可谓是旗帜鲜明,异口同声地反对。

    其原因是皇朝一直是实行禁矿政策。立国之初就将农耕视为皇朝的根本,认为开矿会破坏农耕。因为矿产的利润高于耕作,所以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大量人口涌向这个行业,太祖认为这会导致农耕被荒废。

    其次,开矿安全性非常低,矿难风险居高不下,所以从事采矿的人普遍被视为豁出性命的亡命之徒。

    这样的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维护利益必然会抱团抵抗朝廷的管理、封禁,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例如正统年间爆发的叶宗留、邓茂七作乱就是朝廷为解决财政问题开矿引发的矿工起义。

    而此时的庐州府在开矿上不一样,是当地自愿自发地开矿,形成一个矿石市场,可以自由交易,所谓的矿工不是强逼的,开采的矿也是储量很小的石碳、品相不高的铁矿,还有一些采石矿。因为在庐州周围也就分布着这些小型矿脉。那些大型矿产,有价值的都被朝廷霸占着,比如一些银矿、铜矿、锡等。

    所以对于一些小型煤矿、贫铁矿、采石来说不算矿,谁愿意谁就采。正所谓有需求,就会有产出,庐州对煤、石灰及铁矿的需求,极大地带动了周边的开矿发展,在此时采矿很原始,没有机器作业,对矿工也是风险极大,最大的难关还是运输成本极高,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好在芦州府什么东西都要,连矿渣、碎石也能卖钱,只要有办法运过来。这就造成了运输物流的繁荣。

    反正章子俊对采矿不干涉,只是让在庐城的都指挥使分派些卫所兵维持秩序,让张指挥使及属下从中捞点好处。

    英山县及舒城县回转后,就把前来讨要粮食、银子的给抓了起来,对銘大人来说,本县拿不出银子也是死,现在有知府顶着,  死道友不死贫道,何乐不为。舒城县也一样的想法,要死就大家一起死,作为一个小小县令也是被逼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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