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原本抵达大冶之后，就该先视察军工行业进展的，但是方以智那边冒出这么多民政方面的纠纷，他也只好集中下重手处置一下，花不了两三天。
此前被安置屯垦的陕、豫流民，主要是在长沙府、常德府、岳阳府等地，武昌这边其实不多。
但是方以智出兵平乱之后，杀了其中一批最死硬的，又把剩下一些跟着闹事、但罪孽不重的，罚为苦役，拉到大冶这边挖矿。
沈树人觉得这个思路不错，以后但凡再有被俘被改造的北方流民，可不能再直接丢到地方上去屯垦了。
大明那么大，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何况是至少上千里的迁徙。
很多在流贼遍地地区生存多年积攒下来的狡诈生存智慧、和互相使绊子的刁钻恶习，必须改造一下，才能适应到一个新的省生活。
原本沈树人不这么干，是相信民风淳朴，不想搞地域差别对待。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从事工业劳动的人口，至少有点专业性技术性，应该让专门的人做。如果一些人做过了工人，再回去当农民，有浪费劳动技能之嫌。
但现在吃过一遍苦了，他也算认清了这个问题——
在明末，这并不是“地域歧视”，在陕西河南当初年景好的时候，当然是淳朴的好人占绝大多数。
只是这么多年下来，不沾点恶习就不可能活下来，好人死得早，自然选择逆淘汰几十年，能活着的肯定都个个心怀绝技。
不经过磨砺改造，告诉他们世道法则变了、要调整做人方式，怎么可能自然而然回归淳朴甘当农民。
至于“浪费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劳动技能”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其他细化管理的办法规避。
比如，短短几天之内，沈树人就把大冶铁矿、铁厂这边的工人岗位都梳理了一遍，分成有技术含量积累的技工，和纯粹的无技术含量重体力劳动。
军工作坊的工人，当然全都是技术工，绝对要保持专业性。
炼铁厂，一些烧高炉加燃料或者纯粹重体力搬运的，以后就可以先用要改造的流民，干个一年半载，表现好的再放出去承包土地屯垦。
至于各种矿山，除了个别指挥采掘的，其他卖力气的都可以用待改造流民。
另外，沈树人还想到，为了推广永佃权，必须让农民普遍能稍微认识几个字——至少相关契书上的百十个关键字，外加自己的名字、地主的名字，要认识，还有就是附近府县乡村的地名要认识。
于是沈树人就着手，吩咐方以智和宋应星，可以再筹划弄一点闲散无业的读书人，来大冶矿山、铁厂这边搞个最简易的快速识字班。
再花时间编一部只有两三百个最常用字的字典，让工人们白天干活，晚上认字，每天认一两个，
服苦役一年认够三百个字，知道出去后怎么跟官府签永佃权的契约，看得懂那张纸，才能当承包官田的农民。
认字慢的，出去后也无法保护自己权益的，依然有可能被侵害合法权益而无法反抗、只能以破坏式耕地、抗拒兴修水利等方式消极抵抗的，那就多服一年半载矿山苦役，直到认够三百个字再放出去。
聪明一点的，一年不到就识够三百字了，也可以提前放出去。
另外，沈树人还让人拟定了一份即将用于官府强推的永佃权格式契约，找雕版印刷的印书商大规模印刷。
规定除了这份官府发的格式契约里空着的那些格子，如地名人名土地面积位置、土地档次质地描述，其他字不许民间更改，必须按照这个格式合同签。
如此一来，才能确保“放出去的流民只认识三百个字，也能看懂契约，不被偷奸耍滑诈骗”。
否则合同的主体部分允许随便改随便手写，鬼知道识字多的一方会添加什么内容进去。
把绝大多数变量控制住了，那三百个字就只需要包含繁体数字、阿拉伯数字、百家姓中的常用姓、地名、田地描述用到的字，其他可以先都不学。
这么大张旗鼓的搞，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地方明显违反了《大明律》，也违反了祖宗法度。
大明哪有永佃权啊，也不存在对商业格式合同的保护和法律定位。作为官府，应该是压制商业，不能随便介入商业，更别说官府帮商人定格式合同了。
格式合同这种东西，自古在华夏没有法律定位，都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原先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帮着草拟的时候，方以智也提醒他：这东西这么明目张胆大弄、推广，说不定明年传来了，北京那帮御史言官又要在陛下面前弹劾你了。
沈树人对此的回复是：那就让他们弹劾好了，以后找人记录下来，就找在京城的朋友好了，记下有哪些言官喜欢用维护大明律的户律部分来说事儿，来攻击政敌、来维护张居正以前的“祖宗之法”的，
将来沈树人自会应对和处置。
当然，仅限于维护大明律在经济部分的“祖宗之法”的，如果是维护经济以外的祖宗之法，也可能是正人君子，沈树人当然不会公报私仇。
等到北京城破之后，那些死抱着大明经济法的卑鄙言官，自然会鸡犬不留。
……
一番部署，前后花了四五天时间。
到十一月二十五这天，方以智那边，总算粗略做好了几件工作。
一方面，是把未来需要教导安置流民突击认识的字，给筛选出来了。
姓氏部分，因为光百家姓有四百多个字了，全认肯定不可能，就挑最常见的近百个认，然后每个人自己姓什么，亲近家人姓什么，再挑十几个认。
永佃权契约的格式合同，也整理了出来。
最后，方以智还让主管刑狱的官员，这几天突击找到了一堆案例，
不过因为时间和距离的关系，暂时没法找岳阳常德长沙那边的案例，所以找到的都是武昌府本地，尤其大冶县周边的劣绅刁民。
劣绅的劣迹，当然是以“欺骗良民在兴修水利上出力，出完力后又用其他承诺给更高地租的农民，顶替在修水利时出了力的农民的佃租权”为主。
而刁民的劣迹，当然是破坏性开垦，尤其是一些屡犯、流窜式、诈骗式破坏性开垦的流民，把一处地种几年种烂了，就提桶跑路的——
这方面沈树人已经很慎重了，如果仅仅是破坏性开垦，不作为地放任灌溉设施年久失修，那也不能惩罚人家，说不定人家只是比较懒呢？
任何时候，懒惰本身都不是该被治重罪的情形，大明好歹也发展到文明时代了，不能跟商鞅时那么搞（商鞅时代就比较严酷了，破坏性开垦、破坏农田可持续性的，也都可以治罪砍手砍脚。再往前还能‘弃灰于道’剁手呢，就是在马路上乱丢垃圾就剁手）
所以，沈树人严密加上了累犯、流窜式作案这个先决条件。
如果一个人不累犯，不流窜，就说明他只是纯懒，可能他种自己的田也这么懒。
流窜式累犯作案的，才说明这人“种自己的田时不懒，不搞破坏。只是在种产权属于别人的田时，才特别懒，故意使坏”，主观恶性是完全不同的。
沈树人也一碗水端平，两边都抓了几十个，准备到时候示众，再借机宣传新法，加深大冶这边数万矿工和钢铁工人的印象，让他们将来好口口相传，宣扬沈抚台的严厉政策。
事到临头，沈树人唯一的顾虑，还是怕就为这些目的便杀人，有些说不过去——他倒不是怕迂腐言官弹劾，而是他自己都觉得有点重刑主义了。
不过，方以智帮他张罗了这么几天，最后临门一脚时，倒是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他拿出儒家春秋决狱、以社会影响恶性来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思想，跟沈树人掰扯了一下，试图证明“只要形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甚至激起了一方百姓学坏，那么本身事情不大，斩首也是没问题的”。
而在方以智看来，这些人带头刁钻，带坏了一方百姓，把陕西那边破坏式开垦捞小便宜竭泽而渔的劣习带过来，带坏了一方民风，就凭这一点，怎么不能斩首？
沈树人自从当官后，对大明律了解还真不算多，也没一直学习。听了方以智这番话，他也是略感新奇，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大明律》里，本来就允许这样、因为社会影响的恶劣、带坏了社会风气，就在原本的刑罚上，额外无限制加重的么？”沈树人请教时，都有点心虚。
方以智却不愧是学霸，斩钉截铁就给出了答案：“当然，自古春秋决狱，论心定罪的原则，就没有改过，从《唐律疏议》到宋、明，这个思路是一致的。
具体到法条，我大明有很多具体的罪行，在量刑时，也都是准照‘社会风气恶行’酌情加重减轻刑罚的。
采生折割的罪名总学过吧？这采生折割在我大明律里就允许凌迟，至少也是剐八刀，多的还有十六刀最多六十四刀，你可知为何判得这么重么？”
沈树人一愣，方以智提到的这个知识点，他还真不知道。
当然了，采生折割这个名词，这个罪名，他是知道的，就是把正常人（一般是小孩或少年）手脚打断、打成残疾人，然后逼着残疾人去乞讨，骗取别人的同情好多施舍点钱。
这种事情，明清两朝都是重罪，可以凌迟。
但沈树人还真没想过，为什么能判这么重——哪怕是谋杀的罪名，杀了好几个人，也未必会被凌迟。
他便虚心求问：“这还真不清楚，我也一直觉得采生折割凌迟判得有点重了。”
方以智却无奈地摇摇头：“这事儿的关键，不在于让四肢健全的人严重残疾、手法残忍。更关键的是，会破坏一地百姓的同情心。
如果一个采生折割的案子被揭发，却不把主谋凌迟处死，那么以后当地百姓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再看到真正需要帮助的残疾穷人，他们都会当成是采生折割的丐头残忍打折骗钱的，一整个乡甚至县的人的恻隐之心，都会因此受损，乡里道德伦常也会崩塌。
孟子曰人皆有四心，对应仁义礼智，这恻隐之心，便是排在第一，是仁心。一个人的劣迹罪行，如果导致一方百姓仁心沦丧，我辈名教中人，岂能坐视？
所以，大明律里，类似采生折割这些破坏一方人民恻隐之心的大罪，具体凌迟多少刀，在审判时，是要看其劣迹影响的。
如果只是在一个乡里有影响，带坏了一个乡的人没有恻隐之心，最少剐八刀也就是了。如果一个县甚至一个府里都有影响，那十六刀到六十四刀都有可能。要用这些罪人的凌迟示众，来褒善贬恶，教化警诫民众别学样，再高的话，估计也不可能传播到那么远。”
沈树人听到这儿，也是吓了一跳。
在封建礼教的时代，原来破坏一方人民恻隐之心、导致道德滑坡，惩罚这么重的么？
明清两朝都能到凌迟啊！
也多亏明朝没有好的传媒工具，那种导致人民道德滑坡的行径也不可能传说太远，所以影响力极限也就到一个府了。
要是真跟后世一样，有什么报纸媒体，一个人做了个什么惊世骇俗导致人民道德滑坡的事情、被炒作到全国皆知、以后全国人民都失去同情心不敢给真残废乞丐捐钱。
那按照大明律，影响一个府就能剐六十四刀。影响一个省，还不得剐几百刀？要是导致全国人民道德滑坡，还不得跟袁崇焕一样凌迟三千刀啊？
这么看来还是后世文明法治社会比较好，至少不会因为影响力而无上限加刑。
……
最后一块心理障碍搬开之后，沈树人也就毫无顾忌，
次日一早，他亲自来到大冶铁矿。
而铁矿的管理人员，也早就接到通知，把上万人的良善矿工，和更多刚刚从流民军俘虏转为矿工的苦役，都召集起来，在一个大矿坑里集结。
消息灵通的已经在互相传说了：“听说一会儿要在这斩首示众不少人呢，从劣绅到刁民都有，应该跟前阵子在岳阳那边闹事的人有关。”
人集结齐了之后，沈树人就让人公开宣布判决、说明理由。
方以智嗓门不够大，就提前找了几十个军中的骂阵手，在方以智走过场读了一遍之后，这些骂阵手拿着木筒喇叭把早就背熟了的判决理由再吼一遍。
然后，沈树人才宣布了对今后的流民矿工、苦役营管理新规，该让骂阵手吼出来转述的，也都照例。
下面几万人听得面面相觑，显然文化水平不足以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信息。
但好歹还是有机灵人听懂了，以后官府对于北方来的流民的管理，都会让先挖矿认字，至少认识官府格式契约里的字，然后会一直贯彻严惩劣绅刁民，用官府格式契约保护大家的合法稳定租佃权利。
沈树人这样给一棒槌再给个枣的做法，在明末的地方官员当中，已经算仁慈的了，只是雷厉风行了一点。
看到那么多血淋淋的滚滚人头，自然也不会有人找死，
大家都知道，抚台大人治下是说一不二的，不靠和稀泥，就靠赏罚分明。
……
把该立威的事情都做了之后，沈树人总算能按照他原本的计划，视察大冶铁厂这边的军备制造情况，
盘点一下即将到来的对张献忠最后一战，有没有什么新武器可以使用。
反正来都来了，一大早就在矿山视察，到旁边铁厂也不远，随便拐个弯就到了。
铁厂和其他军工作坊，也都早就做好了准备，沈树人一到，就把这几个月取得的新成果，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显摆。
首先映入沈树人眼帘的，还是一堆钢铁材质的武器盔甲枪械。跟此前量产的型号相比，一眼看不出太多质变，但仔细看，都还是有点改良的。关键是量大管饱，整齐划一。
毕竟附近就是铁矿铁厂，这种循序渐进的改良磨合，才是最容易实现的，都不需要沈树人自己下场点拨，甚至可以完全靠军工厂的工匠们自己琢磨，宋应星再给点理论知识支持就行。
沈树人拿起靠在一排枪架上的铸钢套箍枪管的后膛装填双管喷子，这东西早在半年前在长沙府打张献忠时，就已经被沈家军用过装备过了，当时全军也就一千多根。
所以这半年来，无非是继续扩产，大致问了一下产量账目后，沈树人算了一下，刨除这半年里的战场损耗，沈家军目前可以把双管后装火枪兵的人数扩大到三千人。
当然，考虑到这种兵器的超短射程，只能是冲锋前临门一脚使用，没法扛线，所以还是要全部给骑兵。步兵继续用杀伤射程远的火枪，才是王道。
跟半年前相比，这些后装枪变化不大，只是看上去更加光滑了，无论外壁还是内膛。应该是冶金工艺升级、造枪用的钢铁质量提升导致的。
另外，沈树人还看到这些短管双管枪，也被配上了一种定制套箍的、特别长的新式刺刀，或者说叫铳剑。
原本沈树人在早年黄州军中推广的刺刀，刃长不过两尺多，加上五尺长枪，总长度可以达到七尺多，也就能在近战中勉强当反骑兵的枪矛使用了。
但自从短管双管喷发明后，枪管长度才两尺多，加上枪托握把全长也不足三尺，再配上老式刺刀的话，攻击距离也完全比不上骑兵的枪矛，也就失去了骑兵冲锋对刺的用途。
所以，双管喷从发明出来那天起，就是不带刺刀的，使用这种枪械的骑兵，也都会另外单配近战武器用于肉搏。
宋应星显然是发现了这个短板，觉得抚台大人发明的刺刀太好用了，应该想办法给所有长铳都配刺刀，于是就发明出了这款刃长超过了四尺的短枪用刺刀，确保铳、刺刀合起来后，总长度依然达到七尺。
沈树人看着眼前的刺刀，也有些恍惚，这东西形状居然有点像后世60年代的三棱刺刀——当然，额外那道凸起的楞，其实也只是起到加强筋的作用，是钝的，并不是为了多一道锋刃强化杀伤，只是为了在用强度不太高的材料，锻造长度更长的刃时，刃身不容易折裂。
沈树人后世在网上，早年也看到过不少吹嘘三棱刺刀杀伤力的地摊文，印象里2010年以前特别多，吹得玄乎。后来信息越来越透明，网民水平也逐渐提高，那些地摊说法市场也就渐渐小了，销声匿迹了。
三棱刺刀比更后世的现代刺刀比，当然没有什么独门杀伤效果，之所以被淘汰，也不是因为太残忍被禁用，完全是冶金工艺提升了，钢材质量变好后，无需加那道加强筋，刀刃也不会折断。而加了楞之后，反而会让刺刀的多用途性大大受限。
宋应星现在在刺刀上加楞，完全就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并不是沈树人瞎指挥，宋应星要解决的，就是钢材强度的问题。
当然了，他搞了这个加强筋刺刀后，也不是完全没好处。沈树人简单问了一下后，得知这种带加强筋的新式刺刀有个巨大的好处，就是成本低廉，可以直接模具浇灌钢水铸造。
而此前的刺刀，都是要由铁匠最后锻打锻造的，虽然只需要传统铁匠，不需要会造枪管的高技术铁匠，但那毕竟也是铁匠。能省技术人员的人力，总归是好的。
另外，这也是大冶这边的钢铁厂，使用了新式高炉，提升了炉温，提升了钢铁质量，才能这么搞。
要是用传统低温铸铁，直接浇铸的话，质量就更没法看了，里面全都是疏松孔洞。而沈树人改良过后的大冶钢铁厂，生产出来的至少是初级铸钢的质量，直接模铸带加强筋的刺刀，再简易打磨即可投入食用，才成为了现实。
材料的加工工艺便宜了那么多，上了战场后几场激烈战役下来就折断报废也不可惜，反正枪身不用换，头上的刺刀直接卸了再套一个上去，也算是“模块化设计”了。
沈树人看完后，点评道：“这东西，大规模制造，节约成本是一把好手，但给骑兵用还是算了，骑兵有骑枪马刀还是方便一点儿，最多作为补充备用，不嫌重的话可以马背上多挂一个。
不过，用铸钢直接造带加强筋刺刀，这种省钱的办法，给以后大规模扩军的非嫡系部队用也是可以的。毕竟产量大，便于短时间内大量生产，不占高级工匠工时。”
看完刺刀、火枪之后，沈树人又看到旁边放着几块明晃晃的胸甲，样子倒是跟西方一百年前的全身板甲的躯干部位样子差不多，但是还要厚实不少。
沈树人眼前一亮，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后世18世纪、拿破仑时代前胸甲骑兵的味道了。
这东西不算什么创新，因为全身板甲在西方1450年之后就出现了，1550年之前达到巅峰，随后随着火器的普及，全身板甲又开始逐渐没人造了。
沈树人手下有郑成功那边找来的西班牙人荷兰人，宋应星方以智日常工作时自然也会有机会跟这些外国人切磋，最后中西合璧，吸收西方重甲的优点，这一点都不奇怪。
沈树人久居高位，又富可敌国，这个时代但凡有的东西，他就几乎没有没见过的。
所以这几年，他家里也有收藏过几套从西方高价弄来的全身板甲——并不是为了上战场时亲自穿，纯粹为了收藏，外加可以借鉴启发。
所以沈树人也知道，西方全身板甲的厚度，普遍也就在1.5到2.5个毫米之间，对应到大明这边的尺度，还不到一分厚，最多半分到零点七分。
别小看半分厚的全身板甲，按照钢材的密度，那全身重量已经超过25公斤了，如果是零点七分厚的，可以达到30多公斤的全重，还不算头盔和铁手套铁靴，绝对需要壮汉才能穿得动。
这样的板甲，却连枪口动能500焦耳的黑火药铅弹都防不住，所以才会被淘汰。
但沈树人现在眼前看到的这块胸甲，却至少有两分的厚度，也就是重型全身板甲三倍的厚度！大约六七毫米。
而代价则是，这块穹隆一样的甲片只能防胸前，防住躯干正面，光这一片就15公斤重了，折合明斤有26斤。
沈树人眼珠子一转，掂量着胸甲问道：“这个可以防住鸟铳的独头铅弹么？铁札棉甲就已经可以防住小霰弹了吧，还特地搞个这么重的，多半是为了防独头弹了。”
一旁陪同视察的宋应星，看抚台大人点破了其中关窍，也是服气的：“大人真是见多识广，实不相瞒，此物就是纯粹把最厚的西洋胸甲再加厚两倍，实验后，可以防住装药四钱、铅弹重四钱的独头弹。
不过，真要使用的话，里面还需要厚实的皮、棉，否则钢甲凹陷带来的力道，还是能把人打出内伤或者骨折。也因为太重了，这一片就超过25斤，实在没法全身防护，只能护住胸腹。
其他要防御霰弹的话，还是用普通铁札棉甲就够了。另外，也是多亏这大冶铁厂的钢材，质地比其他地方更好，才能用重型水锤锻压如此厚重的甲片。”
沈树人随便点评了几句，对于属下的自发创新，他还是鼓励的。不过这种重甲，现在对于打眼前的农民军，倒是没太大用途，因为张献忠部队的火器数量并不多。
除非是将来张献忠缴获了一部分四川明军官军武库里，老旧失修的火器库存，并且也坚持用独头弹战斗，那这种新式铁甲还有点用武之地。
否则，暂时就只能给将领们加强防护用了。
沈树人看完之后，继续追问：“这些都是零敲碎打，小打小闹，有没有什么质变的突破，我原先关照过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一个都没能实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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