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无论是霍士其还是他的堂兄霍伦，对“刘伶台案”都不能说是一无所知，只不过他们听说的那桩公案有另外一个称谓一一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
商成攒起了眉头。他到现在还是非常不习惯这种民间常用的天干地支纪年方法，也换算不出壬戌年具体是哪一年。他就知道今年是夏历乙亥年，自己和莲娘成亲的那一年是壬申年。
霍伦看出商成对年代和时间有点迷糊，就解释说：“壬戌年就是东元七年。”他看了霍士其一眼。他有点不大明白，明明是来和商成谈酿酒作坊的事，怎么自己的堂弟会把话题扯到十多年前的陈年旧事上。但是看商成和霍士其的神情都很严肃郑重，他便聪明地顺着霍士其的话题说下去，“那一年的礼部试事前有人泄露了考题，结果发榜之后，事情就被心怀不忿的落榜考生揭发出来。弊案一出，朝野哗然天下为之震动，当今也是龙颜大怒，即刻就下旨上京城四门落锁，三千羽林军倾巢出动兵围贡院，全城大索参与舞弊的官员举子。据说，事后被砍头的就有三四百人”
他说得眉飞色舞，商成却越听越觉得他这是在演义。就不说出动羽林军是个什么概念，单只砍下三四百人头便绝不可能！这又不是谋逆案，怎么可能一次杀这么多人？就算他不是法律系的研究生，也没仔细研读过大赵的刑律，可他依旧这不过是一桩重大的渎职案件，了不起诛除几个首恶以儆效尤，其他的相关人等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办的查办，把作弊的举子剥夺功名再交由地方严加看管，朝野的风评物议自然也就会偃旗息鼓。要是朝廷体恤举子们十年笔砚磨砺的心血和艰辛，另外举办一次考试，别说没人会去议论朝廷的不是，说不定人人都要颂扬皇恩浩荡君恩似海。想想他进京述职时不过为燕山卫从礼部多争取到两个参加贡试的名额，温论就恨不能在州学里刻碑纪念，假如东元帝真为舞弊案重开贡试，只怕是个读书人就要对皇帝感恩戴德。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信霍伦所讲述的故事。他觉得，燕山离京师远，屹县又是偏僻小县，等口口相传的消息转到霍家两兄弟耳朵里的时候，估计至少在案发的半年之后，案件的面目早已全非不说，说不定当年在京师里都没掀起多少风浪的一个小小舞弊也会变成泼天大案。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故事的一部分。无风不起浪，看来那年的科举考试的确有问题。不过回头想想，他又觉得这很正常。没有弄虚作假现象的考试才是不正常的。历朝历代大概没有哪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没有毛病；特别是当这种考试与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它就更加具备了滋生丑闻和弊端的条件；东元七年的礼部试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事实是当时的情况远没有霍伦说得那么曲折离奇，反而和他的猜测更加接近一些。
按照霍士其现在知晓的情况看，那年的礼部试确实是有一些情弊，不过并没有落第的举子去官府作检举。案子也不是举子们揭发的，而是因为参与作弊的人里面有人的手脚不够干净，让御史台在一次例行的公务稽核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再顺藤摸瓜追下去，最后一路查到几个考官和十几个举子贡生。这无疑是桩丑闻，所以朝廷并不愿意声张，把正副两个主考一人加了一个“最次末等”的考绩评语，又撤了几个考官的官职差事剥了十几个举子的功名，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正象商成猜测的那样，所谓的“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在京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谈论，许多落第的举子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更不用说什么“朝野震动”了。
然而这并不是案件的全部。除了一些天生敏感和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人以外，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发生在东元七年春天的不起眼的小公案竟然是后来几年中席卷官场的“刘伶台案”的序幕。当时人们也谈论它的兴致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它的后续进展一一
几个丢官撤职的官员很快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十几个剥夺了功名的举子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也灰溜溜地回原籍了；
一个月后，当人们已经彻底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内廷突然传出连串的旨意和诏书，仅仅在一夜之间，东元帝的两位叔伯一个兄弟三位亲王、四位郡王还有一位嗣王，悉数以“妄议”的罪名被夺爵：紧接着皇三子邯郸王改封潞州王，钦旨即刻之国；另有东西两京、西安府、赵县八家宗室远支被严词申饬，三位当家人被移送宗府管教
商成完全没有料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一步！这实在是太离谱了！霍士其讲述的故事简直比刚才霍伦的演义还要匪夷所思！怎么看，这都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考试作弊案而已，怎么就把东元皇帝给招惹出来了？
他立刻就在自己的脑海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答案就在大赵的文官制度和封爵制度上。
就他个人的观点来看，他以为大赵对文官的资格、考核、稽查、监督以及升迁等方面的制度和条文相当完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除极少数情况之外，五品或者五品以上官员必须是进士或者赐进士出身，这就在很大程度杜绝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即便是赐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很缓慢，即便有特例，通常也很难在三省六部担任重要职务，一般都是在宗府或者太常寺这样的不太要害的衙门任个副职。而非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即便有眼光有魄力有出众的能力，各项事务都做得很出色，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帖，可要是没有适当的机缘的话，那在衙门里十几二十年的资历熬下来，了不起就是个九品主簿或者县丞；象现在的屹县令乔准，就是所有条件具备之后才做到了县令一一还是个中等县的县令。即使有了发现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功劳，只有举子功名的乔准以后也不太可能再有升迁的机会，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六年的最长任期届满之后换到一个上县去做父母官，等他干到致休的年龄，大概朝廷会顾念他的功劳赠他个七品的官身。至于充斥于各地衙门之中的恩荫官吏，虽然这些人的仕途起步平平顺顺，可是在仕途生涯里就很难再有进步，绝大多数的人入仕时是什么品秩，离职时也还是什么品秩。另外，大赵的封爵又严格贯彻“福传三代”的精神，开国百年以来离爵的宗室勋贵数不胜数，这些人的后代也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同样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可能，自然而然地，他们必然要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而改变现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贵胄子弟想真正改变生活道路，就必须参加科举。可是科举这条路太难走了。于是这些地位不再尊贵，家境却并不穷困潦倒的人当然会在如何通过科举考试上多动点脑筋。
能动的脑筋就只有花钱买题或者雇人代考了
这才有了“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以及其他被揭发出来或者没有揭穿的种种弊案。
他甫一想通这个道理，马上就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案子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不再是一桩单纯的科场舞弊案了。它看上去更象是一次东元帝为巩固自己的皇权而采取的行动！
怪不得他一直就觉得“刘伶台案”和皇家有关系，道理原来在这里！东元皇帝借着宗室子孙不肖的名义，顺理成章就剪除了那些可能影响到自己皇位的隐患。而且怎么处理宗室是皇帝的家务事，就算三省六部的大臣们占着理，可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别说这是对皇帝的处置发表言论了，就算是面对平常老百姓，官员也不能对着别人家里的事随意地指手画脚！
不过，他有一点还闹不清楚，既然是皇帝的家事，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就必定是避之不急，可为什么把陆寄和冉涛也卷进去了？难道说这个舞弊案还有下文么？
的确还有下文。事实上，直到东元帝处分自己的兄弟和儿子的时候，至今还教人谈虎色变的“刘伶台案”依旧没有真正开始，科举舞弊和处分宗室，两桩事其实只是刘伶台案案发之前的两个小插曲
商成攒起了眉头。他到现在还是非常不习惯这种民间常用的天干地支纪年方法，也换算不出壬戌年具体是哪一年。他就知道今年是夏历乙亥年，自己和莲娘成亲的那一年是壬申年。
霍伦看出商成对年代和时间有点迷糊，就解释说：“壬戌年就是东元七年。”他看了霍士其一眼。他有点不大明白，明明是来和商成谈酿酒作坊的事，怎么自己的堂弟会把话题扯到十多年前的陈年旧事上。但是看商成和霍士其的神情都很严肃郑重，他便聪明地顺着霍士其的话题说下去，“那一年的礼部试事前有人泄露了考题，结果发榜之后，事情就被心怀不忿的落榜考生揭发出来。弊案一出，朝野哗然天下为之震动，当今也是龙颜大怒，即刻就下旨上京城四门落锁，三千羽林军倾巢出动兵围贡院，全城大索参与舞弊的官员举子。据说，事后被砍头的就有三四百人”
他说得眉飞色舞，商成却越听越觉得他这是在演义。就不说出动羽林军是个什么概念，单只砍下三四百人头便绝不可能！这又不是谋逆案，怎么可能一次杀这么多人？就算他不是法律系的研究生，也没仔细研读过大赵的刑律，可他依旧这不过是一桩重大的渎职案件，了不起诛除几个首恶以儆效尤，其他的相关人等该撤职的撤职，该查办的查办，把作弊的举子剥夺功名再交由地方严加看管，朝野的风评物议自然也就会偃旗息鼓。要是朝廷体恤举子们十年笔砚磨砺的心血和艰辛，另外举办一次考试，别说没人会去议论朝廷的不是，说不定人人都要颂扬皇恩浩荡君恩似海。想想他进京述职时不过为燕山卫从礼部多争取到两个参加贡试的名额，温论就恨不能在州学里刻碑纪念，假如东元帝真为舞弊案重开贡试，只怕是个读书人就要对皇帝感恩戴德。
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相信霍伦所讲述的故事。他觉得，燕山离京师远，屹县又是偏僻小县，等口口相传的消息转到霍家两兄弟耳朵里的时候，估计至少在案发的半年之后，案件的面目早已全非不说，说不定当年在京师里都没掀起多少风浪的一个小小舞弊也会变成泼天大案。
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故事的一部分。无风不起浪，看来那年的科举考试的确有问题。不过回头想想，他又觉得这很正常。没有弄虚作假现象的考试才是不正常的。历朝历代大概没有哪一次全国性的统一考试没有毛病；特别是当这种考试与一个人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时候，它就更加具备了滋生丑闻和弊端的条件；东元七年的礼部试不会也不可能例外。
事实是当时的情况远没有霍伦说得那么曲折离奇，反而和他的猜测更加接近一些。
按照霍士其现在知晓的情况看，那年的礼部试确实是有一些情弊，不过并没有落第的举子去官府作检举。案子也不是举子们揭发的，而是因为参与作弊的人里面有人的手脚不够干净，让御史台在一次例行的公务稽核中发现了蛛丝马迹，再顺藤摸瓜追下去，最后一路查到几个考官和十几个举子贡生。这无疑是桩丑闻，所以朝廷并不愿意声张，把正副两个主考一人加了一个“最次末等”的考绩评语，又撤了几个考官的官职差事剥了十几个举子的功名，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正象商成猜测的那样，所谓的“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在京城里基本上没什么人谈论，许多落第的举子甚至压根就没听说这个案子，更不用说什么“朝野震动”了。
然而这并不是案件的全部。除了一些天生敏感和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人以外，谁都没有意料到，这个发生在东元七年春天的不起眼的小公案竟然是后来几年中席卷官场的“刘伶台案”的序幕。当时人们也谈论它的兴致都没有，自然也就不会有多少人会去关注它的后续进展一一
几个丢官撤职的官员很快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十几个剥夺了功名的举子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也灰溜溜地回原籍了；
一个月后，当人们已经彻底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的时候，内廷突然传出连串的旨意和诏书，仅仅在一夜之间，东元帝的两位叔伯一个兄弟三位亲王、四位郡王还有一位嗣王，悉数以“妄议”的罪名被夺爵：紧接着皇三子邯郸王改封潞州王，钦旨即刻之国；另有东西两京、西安府、赵县八家宗室远支被严词申饬，三位当家人被移送宗府管教
商成完全没有料想到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一步！这实在是太离谱了！霍士其讲述的故事简直比刚才霍伦的演义还要匪夷所思！怎么看，这都是一桩小得不能再小的考试作弊案而已，怎么就把东元皇帝给招惹出来了？
他立刻就在自己的脑海里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答案就在大赵的文官制度和封爵制度上。
就他个人的观点来看，他以为大赵对文官的资格、考核、稽查、监督以及升迁等方面的制度和条文相当完善，有些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除极少数情况之外，五品或者五品以上官员必须是进士或者赐进士出身，这就在很大程度杜绝了滥竽充数的情况发生。即便是赐进士出身的官员，升迁也很缓慢，即便有特例，通常也很难在三省六部担任重要职务，一般都是在宗府或者太常寺这样的不太要害的衙门任个副职。而非进士出身的读书人，即便有眼光有魄力有出众的能力，各项事务都做得很出色，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帖，可要是没有适当的机缘的话，那在衙门里十几二十年的资历熬下来，了不起就是个九品主簿或者县丞；象现在的屹县令乔准，就是所有条件具备之后才做到了县令一一还是个中等县的县令。即使有了发现新式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的功劳，只有举子功名的乔准以后也不太可能再有升迁的机会，最好的情况就是在六年的最长任期届满之后换到一个上县去做父母官，等他干到致休的年龄，大概朝廷会顾念他的功劳赠他个七品的官身。至于充斥于各地衙门之中的恩荫官吏，虽然这些人的仕途起步平平顺顺，可是在仕途生涯里就很难再有进步，绝大多数的人入仕时是什么品秩，离职时也还是什么品秩。另外，大赵的封爵又严格贯彻“福传三代”的精神，开国百年以来离爵的宗室勋贵数不胜数，这些人的后代也有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同样也需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又没有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老本的可能，自然而然地，他们必然要拿出一些实际的行动；而改变现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贵胄子弟想真正改变生活道路，就必须参加科举。可是科举这条路太难走了。于是这些地位不再尊贵，家境却并不穷困潦倒的人当然会在如何通过科举考试上多动点脑筋。
能动的脑筋就只有花钱买题或者雇人代考了
这才有了“壬戌年礼部贡试舞弊案”以及其他被揭发出来或者没有揭穿的种种弊案。
他甫一想通这个道理，马上就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案子发展到这个阶段，就不再是一桩单纯的科场舞弊案了。它看上去更象是一次东元帝为巩固自己的皇权而采取的行动！
怪不得他一直就觉得“刘伶台案”和皇家有关系，道理原来在这里！东元皇帝借着宗室子孙不肖的名义，顺理成章就剪除了那些可能影响到自己皇位的隐患。而且怎么处理宗室是皇帝的家务事，就算三省六部的大臣们占着理，可也不能随随便便地发表意见和看法。别说这是对皇帝的处置发表言论了，就算是面对平常老百姓，官员也不能对着别人家里的事随意地指手画脚！
不过，他有一点还闹不清楚，既然是皇帝的家事，稍微懂得道理的人就必定是避之不急，可为什么把陆寄和冉涛也卷进去了？难道说这个舞弊案还有下文么？
的确还有下文。事实上，直到东元帝处分自己的兄弟和儿子的时候，至今还教人谈虎色变的“刘伶台案”依旧没有真正开始，科举舞弊和处分宗室，两桩事其实只是刘伶台案案发之前的两个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