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京杭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



    离帝国的都城最近的码头,主要给南方过来的漕运粮船、运兵船停泊。



    普通的客船与商船,都须在几十里外的张家湾码头下客下货,人与货再通过车马拉进北京城。



    董其昌与郑海珠所雇的船,因为有朝廷的勘合,来头大,便享有了漕船的特权,直接驶到通州燃灯塔附近停靠,令众人可以少受五十里的尘土与颠簸。



    下船时正值晌午,大家安眠一夜,精神不错。



    董其昌主动问道:“郑姑娘,这通州的燃灯塔,与杭州六和塔、扬州文峰塔、临清舍利塔,合称运河四塔,郑姑娘要不要去看看?”



    郑海珠知道董其昌笃信佛教,去了必要捐不老少钱,买个风铃挂在塔上。



    她若同去,作为晚辈,不助兴凑捐,不大礼貌。但以她这样哪家神仙都不拜、要爱只爱凡间英贤与苍生的性子,可舍不得把养兵养农的白花花银子,换个破铜铃,吊在塔尖上听个响儿。



    更舍不得浪费时辰在看庙上,此地离后世的天安门一带起码五十里,进城后再出来,麻烦死了。不如趁这个机会,了解一下京城外围的民情气象。



    郑海珠遂推辞道:“董公与庭少爷去礼佛吧,我往周遭瞧瞧,那田间的水车,瞅着劲大,咱去学学。”



    董其昌的孙子董庭心细,早打听过北方闹流民厉害,他又对当年青皮流氓围困董宅记忆犹新,忙道:“我分个家丁出来,护着郑夫人。”



    郑海珠冲他点头致谢:“多承庭少爷关切,李大牛身手不错,花二也在崇明学了点功夫,有他两个跟着,我们也不去古怪之处,不打紧。一个时辰后,还是此处会合。”



    郑海珠经历了被女真人绑架之事后,不敢过于托大,此回进京,将李大牛带着做保镖,同时也是让他实地走走看看,在北京设两个点,一是以她安远夫人的身份出面,定个小宅院,类似郑家驻京办事机构,二是寻处商铺,作为濠明商社在京城的收放货机构,暗中则是情报站,乃兖州情报总站的往北延伸。



    一同跟来北京的,还有辽民少女花二。花二本来,随着宋应星出差,从崇明到兖州煤矿琢磨制造抽水机。



    这小姑娘如今比她哥哥见的世面还大,心思迅速老成,听说郑夫人要远赴京城,坚持来做随从,护卫夫人安全,照顾起居也方便些。



    当下董、郑两边暂时别过,分道而往。



    郑海珠穿越来后,并非头一回进京。



    抚顺保卫战和明荷海战后,朝廷宣她来领六品敕命。她急着回江南运作移民崇明岛事宜,在兵部拜见了已升作堂官的张铨,拿到告身,便匆匆离京了。



    驻留的日子虽短,郑海珠却记得,京畿一带的土地,除了皇庄以外,被大量抛荒。她回到松江后,还特意请教过黄尊素。



    彼时,黄尊素颇为忿忿地告诉她,永乐南都北迁,曾大量招募民众来京,种植粮食。北京城附近本就不缺水,当年在朝廷的鼓励下,京郊开出不少水田来,海淀、通县、良乡,甚至城内的积水潭,都有大片稻田。旱种粮食里,小麦、高粱、大豆亦丰产,蔬菜瓜果更是不缺。



    然而,随着定都,在靖难之役里捞足了政治资本的官员勋贵大量涌入京城,朱家宗室成员更是繁殖惊人。这些特权群体,大量占地,变民田为庄田,先是种棉花,现在又种烟草,获利丰厚。至于粮食,左右这些贵族和官员家产万贯,可以高价购买南粮。同时,沉重税赋集中到逐渐缩减的民田种植者头上,逼得他们不得不抛下土地,成为逃户流民。



    不料,今日所见,今非昔比。站在通州的桥上远眺,四面田野金黄成片,映着晴朗的蓝天,丰美景色叫人欢悦。



    只两年时间,变化这么大,郑海珠根据古今不变的道理推测,应是主管京畿农事的官员,换了。



    她转过头,恰见到花二在舔舐干枯起皮的嘴唇。



    “走,先去吃碗茶汤。不管是辽东山东,还是我们江南,都见不着的点心。”



    通州是大码头,河边酒馆饭棚挤挤挨挨,热闹得很。



    郑海珠寻了一家门口摆着大铜壶、里头还设了说书案几的,带着花二与李大牛进去坐了。



    花二头回来北京,瞪着一对大眼睛,看什么都新鲜。只见铺子里的伙计两腿岔开蹲个结实的马步,左手端稳了大碗,右手扶住铜壶,猛地一抖,一股细流直冲碗中,不过几息工夫,伙计还要将碗转过圈儿,让里头的高粱面接水均匀,须臾间被完全烫熟。



    这种事先在碗中备好高粱糜子和红糖果脯松仁核桃,以沸水烫泡的方式,犹如冲茶,所以被称作“茶汤”。



    花二心道,乖乖,都是靠手上功夫吃饭,不管是赶骡车,还是跟着宋先生做木机,哪里有这冲茶汤的活计难。那滚烫的水柱若稍稍偏一寸,不就烫到手了么。



    她和李大牛的对面,郑海珠则将注意力放在说书先生那处。



    明代的北京话,其实论发音,已经比较接近现代京剧的念白,在松江熟悉徽州商人说话和昆曲发音的郑海珠,此前去兵部领敕命,听张铨下属们说话时并不吃力。



    但说书先生又不同,市井中人,夹杂了诸多北地俚语,外来人辨别起来,自然费力些。



    郑海珠听出头绪后,不免有些吃惊,向边上一桌问道:“大哥,先生说的是传国玉玺?”



    那被问的食客长衫整洁,腰间一块刻着姓氏的牌子,应是码头货行的牙人。



    这一行用后世的话说,个个都是社交牛人,再遇上礼貌问事的小妇人,顿时滔滔不绝起来,讲得比说书先生还卖力,将传国玉玺当年被太祖从蒙古人手里夺回来、建文帝靖难之役中带着远遁、如今又出现在中原大地,囫囵着说了一遍。



    郑海珠对什么玉玺一出、蝗虫避退之类的瞎扯毫无兴趣,只是纳闷,靖难之役都过去多少年了,怎么又忽然成了说书的题材。



    在松江,士子们虽也会议论当年建文帝削藩的对错,但并不涉及玉玺再现这种神叨叨的消息。



    民间传播造神之讯,如后世的舆情,多数是有人授意。



    前头说书先生收了尾,匆匆去赶下一个场子。郑海珠便将另一桩疑惑拿出来,请教牙人,京南怎地忽然水稻丰收的景象。



    牙人脑袋灵光,一听就笑道:“大姐上回来,是两年前吧?去岁初,朝廷让左御史管咱京郊的农事。他是南方人,懂水稻,把这个渠塘那个闸坝的修建起来,还免两税、发耕牛,从河北招人来种地。”



    “左御史?”郑海珠心道,应该就是左光斗。



    算算时间,不是他还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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