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剑川恨死了校党支部书记吴天晴，不论孙成蕙说什么，怎么做工作，田剑川再没找吴天晴汇报过思想，见了吴天晴也爱理不理的。吴天晴也不在乎，甚至还有些得意，四处和人说，只要田剑川思想不改造好，只要他在红光中学当一天党支部书记，田剑川想入党就没指望。田剑川听了这话，也公开在办公室说过，正是因为吴天晴这种人做着党支部书记，请他入党他也不会人了。两个人就这么较上了劲。
这较劲的过程中，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很多全国著名的大学者、大知识分子都在报上大肆检讨，田剑川这才发现自己和吴天晴的这番较量是多么无知可笑。于是，思想改造工作组一进校，田剑川马上转变了立场，硬着头皮又找吴天晴汇报思想去了。
吴天晴倒也是个没有城府的人，见田剑川服了软，不但没难为田剑川，反倒充分肯定了一下田剑川的“大学问”，要田剑川带着这身大学问，积极投入运动。
工作组的郑组长却不是善碴子，一脸斗争，第一次做动员报告就火药味十足：“……毋庸讳言，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场洗脑筋的运动！我们就是要给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好洗一下脑筋，洗掉你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装上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用无产阶级先进的思想观念，改造整个世界，改造全人类！所以，对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大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党对你们的教育帮助。你们一定要联系各自的家庭情况、历史情况，深挖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腐朽思想，争取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不要辜负了党对你们的亲切教育和仁至义尽的帮助。”
田剑川当时就苦笑着对身边一位女教师说：“你看这位郑组长多亲切呀！”
坐在另一侧的孙成蕙听到了，忙用胳膊碰了碰田剑川：“姐夫，你少说两句。”
这时候，倒是党支部书记吴天晴很讲究实际，在动员会上说：“我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在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进行。咱这运动要搞好，也不能误了娃儿们的学习。咱是学校呀，误了娃儿们的学习可不得了。所以，咱这运动时间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基本上摆在晚上，大家都辛苦点……”
因为吴天晴要求身为副校长的田剑川带头，田剑川便在运动中第一个进行了思想汇报。在思想汇报中，田剑川狠批了一通瞧不起工农干部、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念和情绪，公开表示向吴天晴道歉。同时又说，自己本质上还是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希望得到党的进一步帮助，使自己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如此等等。
不料，田剑川汇报完后，会场上竟一片寂静，没人做声。
吴天晴见没人说话，干咳了两声，自己先说了：“田副校长这个头带得不错，态度也算好。我一直批评田副校长的这些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过去他总不承认，今天在运动中自觉承认了，这就好。刚才田副校长说要向我道歉，我看道歉就不必了，田副校长，你能够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抓好娃儿们的学习，比啥都好。我知道嘛，你不是凡人，有大学问，娃儿们都喜欢上你的课！你以后就好好上课，把你的大学问都教给咱娃儿们！”
郑组长越听越不高兴，渐渐皱起了眉头。
吴天晴说罢却问：“郑组长，你看田副校长的思想汇报是不是过了呀？”
郑组长经过调查摸底，已经把田剑川视作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之一，已暗中布置了火力强劲的帮教队伍，岂肯这样轻松地放田剑川过关？于是，便婉转地对自己也不屑一顾的老粗书记吴天晴说：“吴书记，我看，还是让大家再议议吧。”
吴天晴没当回事：“好，好，大家就再议议吧。”
这时，动员会上坐在田剑川身边的女教师说话了：“我认为田副校长的思想交待是避重就轻，实质上是在抵触这场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郑组长做动员报告时，田副校长就讥讽说，‘看这位郑组长多亲切’，孙成蕙老师当时也听到的。”
众人的目光马上投向了孙成蕙。
郑组长也唬着脸，盯着孙成蕙：“孙老师，田副校长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对组织上要忠诚老实。”
孙成蕙沉默了片刻，看了田剑川一眼，轻声说：“田副校长是说过的，我当时就阻止了他。不过，我个人认为，田副校长只是随便发了句牢骚，并不像陈老师说的，是抵触思想改造运动。”
吴天晴也说：“田副校长这是老毛病了，说话总带刺，得改，得好好改！”
田剑川白着脸连连点头：“我改正，一定改正，在这里，我向郑组长道歉。”
吴天晴手一挥：“好了，田副校长就过了吧。下一个是谁汇报？”
郑组长脸色十分难看：“等等，田剑川先生的事我看没这么简单……”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学习讨论会由此变成了批判会。
一个个教师在郑组长的鼓动下，站起来发言，指责田剑川。
有的教师说：“田剑川，你要深挖思想根源，你对运动的抵触是明摆着的。”
有的教师说：“田剑川，你这叫没良心，无视党对你至仁至义的教育挽救。”
还有的教师说：“田副校长，应该说，你是个比较少见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后来竟有人说：“田剑川先生，我正告你——你们蒋匪帮政权已经垮台了……”
…………
孙成蕙实在听不下去了，“呼”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说：“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是不是说过头了？田副校长和蒋匪帮有什么关系？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有的同志是不是想把田副校长说成反革命？拉出去镇压？！”
郑组长冷冷地看了孙成蕙一眼：“是反革命就要镇压！”
谁也没想到，这时的吴天晴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我这里没有反革命！我领导下的红光中学没有反革命！”说到这里，很不屑地看了郑组长一眼，粗声粗气地宣布说，“天不早了，明儿个还要给娃儿们上课，散会！”
郑组长气白了脸：“吴书记，你——”
吴天晴又拍了下桌子，拍得极是响亮：“你什么？上级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改造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我是红光中学党支部书记，我宣布散会不行吗？”看看不知所措的教师们，再次重申道，“散会！”说罢，两手往身后一背，自己带头走出会议室。
郑组长和他的思想改造运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不得不和吴天晴摊牌了。
直到摊牌时，郑组长还是想在挽救红光中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挽救政治嗅觉迟钝的吴天晴。吴天晴偏不买账，和郑组长僵持着，在党支部办公室里大吵不已。吴天晴那时就看出，郑组长骨子里也是瞧不起他的。
谈了大半天，郑组长也没能从正面取得进展，便迂回起来，说：“……好吧，好吧，老吴同志，田剑川的事我们看法不一，就先摆在一边。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孙成蕙是怎么入党的？他哥哥孙成伟是个大老虎，她本人又支持和同情其姐夫田剑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吗？你吴天晴同志主持的党支部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做她的入党介绍人，阶级立场是不是有些问题？老吴同志，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心平气和地先把这个问题谈谈透……”
吴天晴手一挥：“我没法和你心平气和！老子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老子身上现在还留着鬼子的子弹！老子打鬼子的时候，你姓郑的在哪里？老子打蒋匪的时候，你姓郑的又在哪里？！”
郑组长郑重地说：“吴天晴同志，我请你注意一下自己说话的口气，不要一口一个老子的，我们是同志，是红光中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停一下，又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人在革命，你打蒋匪的时候，作为进步学生，我也在参加**。”
吴天晴说：“**？没有我们的枪杆子打出三大战役，你那**顶个屁！”
郑组长说：“国统区是革命的第二战场，国统区的**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吴天晴说：“那你还是在第二战场嘛，老子在第一战场！从东北打到华北！”
那天，党支部办公室内的争吵声很大，下课经过党支部门口的孙成蕙被这吵闹声吸引了，停住了脚步。隔壁校长室内的田剑川和另一个副校长也走了出来，都惊异地看着党支部办公室的窗子，可谁也不敢说什么。
党支部房内，郑组长的声音更大了：“党对第二战场是有高度评价的！”
吴天晴的大嗓门压过了郑组长：“你姓郑的代表不了第二战场！”
吵到后来，郑组长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哎，我说老吴同志，我们是不是扯远了呀？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还是谈田剑川和孙成蕙的问题。”
吴天晴毫不退让地说：“孙成蕙有什么问题？她是部队转业军人，她丈夫是团职转业干部，她工作认真负责，生孩子产假没到期就到学校上课，从没误过娃儿们的学习。至于她哥哥有问题，那也是她哥哥的事，再说，发展她入党时，她哥哥并没出事！”
郑组长责问道：“那么，孙成蕙为什么也对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有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什么公然站出来为田剑川辩护？这是不是立场问题？”
吴天晴又火了：“姓郑的，我明白告诉你，你们这种搞法，别说孙成蕙，连我都反对！不错，田剑川是有毛病，我过去也没少批评过他，可是你们搞的这叫哪一套？能服人吗？我他妈的就不服！这么搞下去，红光中学准能让你们搞成反革命老窝，老子这个共产党的书记就变成国民党的书记了！”
郑组长不急不躁，循循诱导：“老吴同志，我觉得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你吴书记本位主义思想太严重，目光太狭隘，为了个人面子，有时不顾大局。你想想，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组长发动的，我到红光中学来，也并不是要出你的洋相。吴天晴同志，你、我都在为我们红色政权战斗啊！如果我们不对田剑川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认真彻底的思想改造，让他们的反动思想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这将是何等危险……”
吴天晴根本没把郑组长看在眼里，手一摆：“小同志，你别说这么多了。党的思想改造方针我不反对，督促田剑川改造思想，我比你要积极，可你们这种搞法我反对！我仍然认为田剑川的思想汇报基本上是好的，可以通过。他讥讽一下你这个工作组长，发了句牢骚不是啥大事。他也经常讥讽我嘛，我也没当回事嘛！”
郑组长失望极了：“吴天晴同志，这么说来，我们真是没法合作了……”
吴天晴说：“那你们可以给我走，我要老师们好好给娃儿们上课，不要你们在这儿给娃儿们捣乱！”
郑组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才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很好很好，吴天晴同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田剑川、孙成蕙这些人抵触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你这么一个狗屁不通又自以为是的大老粗！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个只会擦窗子扫地的校工罢了！摆什么老资格！”
吴天晴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了：“既然看明白了，你他妈的为什么还不给老子滚蛋？滚！滚！马上给我滚！”
这时，门外的教师和学生已经越围越多了。
走到门口的郑组长和吴天晴都愣住了。
吴天晴挥挥手说：“不要围在这里，都上课去。围在这里影响不好！”
这时，田剑川从人群中冲动地走出来，当着郑组长的面，含着泪，向吴天晴深深鞠了一躬：“吴书记，我为自己过去说过的错话，真心实意地向您道歉！”
吴天晴拉住田剑川的手：“哎，田副校长，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你老道啥歉呀！我还是那句话：把娃儿们教好比啥都好！快打铃，快打铃，让娃儿们上课！”
这就是著名的红光中学驱赶工作组事件。
为这一事件，吴天晴和郑组长被同时调离。吴天晴因“政治上的麻木不仁”被安排到京郊一家煤球厂做党支部副书记，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病逝世；郑组长却就此高升，一九六七年成了走资派，因不堪造反派更加革命的折磨，被逼跳楼自杀。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名噪一时的事件，新来的工作组比较注意政策，孙成蕙和田剑川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才顺利过了关。
这较劲的过程中，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很多全国著名的大学者、大知识分子都在报上大肆检讨，田剑川这才发现自己和吴天晴的这番较量是多么无知可笑。于是，思想改造工作组一进校，田剑川马上转变了立场，硬着头皮又找吴天晴汇报思想去了。
吴天晴倒也是个没有城府的人，见田剑川服了软，不但没难为田剑川，反倒充分肯定了一下田剑川的“大学问”，要田剑川带着这身大学问，积极投入运动。
工作组的郑组长却不是善碴子，一脸斗争，第一次做动员报告就火药味十足：“……毋庸讳言，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一场洗脑筋的运动！我们就是要给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好好洗一下脑筋，洗掉你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装上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用无产阶级先进的思想观念，改造整个世界，改造全人类！所以，对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大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党对你们的教育帮助。你们一定要联系各自的家庭情况、历史情况，深挖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腐朽思想，争取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不要辜负了党对你们的亲切教育和仁至义尽的帮助。”
田剑川当时就苦笑着对身边一位女教师说：“你看这位郑组长多亲切呀！”
坐在另一侧的孙成蕙听到了，忙用胳膊碰了碰田剑川：“姐夫，你少说两句。”
这时候，倒是党支部书记吴天晴很讲究实际，在动员会上说：“我校的思想改造运动，要在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进行。咱这运动要搞好，也不能误了娃儿们的学习。咱是学校呀，误了娃儿们的学习可不得了。所以，咱这运动时间除了每周的政治学习，基本上摆在晚上，大家都辛苦点……”
因为吴天晴要求身为副校长的田剑川带头，田剑川便在运动中第一个进行了思想汇报。在思想汇报中，田剑川狠批了一通瞧不起工农干部、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观念和情绪，公开表示向吴天晴道歉。同时又说，自己本质上还是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的。也正因为如此，才积极要求参加党组织，希望得到党的进一步帮助，使自己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如此等等。
不料，田剑川汇报完后，会场上竟一片寂静，没人做声。
吴天晴见没人说话，干咳了两声，自己先说了：“田副校长这个头带得不错，态度也算好。我一直批评田副校长的这些资产阶级的臭毛病，过去他总不承认，今天在运动中自觉承认了，这就好。刚才田副校长说要向我道歉，我看道歉就不必了，田副校长，你能够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带着无产阶级感情抓好娃儿们的学习，比啥都好。我知道嘛，你不是凡人，有大学问，娃儿们都喜欢上你的课！你以后就好好上课，把你的大学问都教给咱娃儿们！”
郑组长越听越不高兴，渐渐皱起了眉头。
吴天晴说罢却问：“郑组长，你看田副校长的思想汇报是不是过了呀？”
郑组长经过调查摸底，已经把田剑川视作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之一，已暗中布置了火力强劲的帮教队伍，岂肯这样轻松地放田剑川过关？于是，便婉转地对自己也不屑一顾的老粗书记吴天晴说：“吴书记，我看，还是让大家再议议吧。”
吴天晴没当回事：“好，好，大家就再议议吧。”
这时，动员会上坐在田剑川身边的女教师说话了：“我认为田副校长的思想交待是避重就轻，实质上是在抵触这场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郑组长做动员报告时，田副校长就讥讽说，‘看这位郑组长多亲切’，孙成蕙老师当时也听到的。”
众人的目光马上投向了孙成蕙。
郑组长也唬着脸，盯着孙成蕙：“孙老师，田副校长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对组织上要忠诚老实。”
孙成蕙沉默了片刻，看了田剑川一眼，轻声说：“田副校长是说过的，我当时就阻止了他。不过，我个人认为，田副校长只是随便发了句牢骚，并不像陈老师说的，是抵触思想改造运动。”
吴天晴也说：“田副校长这是老毛病了，说话总带刺，得改，得好好改！”
田剑川白着脸连连点头：“我改正，一定改正，在这里，我向郑组长道歉。”
吴天晴手一挥：“好了，田副校长就过了吧。下一个是谁汇报？”
郑组长脸色十分难看：“等等，田剑川先生的事我看没这么简单……”
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学习讨论会由此变成了批判会。
一个个教师在郑组长的鼓动下，站起来发言，指责田剑川。
有的教师说：“田剑川，你要深挖思想根源，你对运动的抵触是明摆着的。”
有的教师说：“田剑川，你这叫没良心，无视党对你至仁至义的教育挽救。”
还有的教师说：“田副校长，应该说，你是个比较少见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后来竟有人说：“田剑川先生，我正告你——你们蒋匪帮政权已经垮台了……”
…………
孙成蕙实在听不下去了，“呼”地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地说：“同志们，同志们，大家是不是说过头了？田副校长和蒋匪帮有什么关系？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有的同志是不是想把田副校长说成反革命？拉出去镇压？！”
郑组长冷冷地看了孙成蕙一眼：“是反革命就要镇压！”
谁也没想到，这时的吴天晴将桌子一拍，站了起来：“我这里没有反革命！我领导下的红光中学没有反革命！”说到这里，很不屑地看了郑组长一眼，粗声粗气地宣布说，“天不早了，明儿个还要给娃儿们上课，散会！”
郑组长气白了脸：“吴书记，你——”
吴天晴又拍了下桌子，拍得极是响亮：“你什么？上级文件讲得很清楚，思想改造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我是红光中学党支部书记，我宣布散会不行吗？”看看不知所措的教师们，再次重申道，“散会！”说罢，两手往身后一背，自己带头走出会议室。
郑组长和他的思想改造运动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不得不和吴天晴摊牌了。
直到摊牌时，郑组长还是想在挽救红光中学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挽救政治嗅觉迟钝的吴天晴。吴天晴偏不买账，和郑组长僵持着，在党支部办公室里大吵不已。吴天晴那时就看出，郑组长骨子里也是瞧不起他的。
谈了大半天，郑组长也没能从正面取得进展，便迂回起来，说：“……好吧，好吧，老吴同志，田剑川的事我们看法不一，就先摆在一边。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孙成蕙是怎么入党的？他哥哥孙成伟是个大老虎，她本人又支持和同情其姐夫田剑川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够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吗？你吴天晴同志主持的党支部发展这样的人入党，还做她的入党介绍人，阶级立场是不是有些问题？老吴同志，我希望，我们今天能心平气和地先把这个问题谈谈透……”
吴天晴手一挥：“我没法和你心平气和！老子的阶级立场有问题？老子身上现在还留着鬼子的子弹！老子打鬼子的时候，你姓郑的在哪里？老子打蒋匪的时候，你姓郑的又在哪里？！”
郑组长郑重地说：“吴天晴同志，我请你注意一下自己说话的口气，不要一口一个老子的，我们是同志，是红光中学思想改造运动的领导。”停一下，又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人在革命，你打蒋匪的时候，作为进步学生，我也在参加**。”
吴天晴说：“**？没有我们的枪杆子打出三大战役，你那**顶个屁！”
郑组长说：“国统区是革命的第二战场，国统区的**有力地支援了革命！”
吴天晴说：“那你还是在第二战场嘛，老子在第一战场！从东北打到华北！”
那天，党支部办公室内的争吵声很大，下课经过党支部门口的孙成蕙被这吵闹声吸引了，停住了脚步。隔壁校长室内的田剑川和另一个副校长也走了出来，都惊异地看着党支部办公室的窗子，可谁也不敢说什么。
党支部房内，郑组长的声音更大了：“党对第二战场是有高度评价的！”
吴天晴的大嗓门压过了郑组长：“你姓郑的代表不了第二战场！”
吵到后来，郑组长无可奈何地苦笑起来：“哎，我说老吴同志，我们是不是扯远了呀？咱们能不能回到正题上来？还是谈田剑川和孙成蕙的问题。”
吴天晴毫不退让地说：“孙成蕙有什么问题？她是部队转业军人，她丈夫是团职转业干部，她工作认真负责，生孩子产假没到期就到学校上课，从没误过娃儿们的学习。至于她哥哥有问题，那也是她哥哥的事，再说，发展她入党时，她哥哥并没出事！”
郑组长责问道：“那么，孙成蕙为什么也对这场思想改造运动有这么强烈的抵触情绪？为什么公然站出来为田剑川辩护？这是不是立场问题？”
吴天晴又火了：“姓郑的，我明白告诉你，你们这种搞法，别说孙成蕙，连我都反对！不错，田剑川是有毛病，我过去也没少批评过他，可是你们搞的这叫哪一套？能服人吗？我他妈的就不服！这么搞下去，红光中学准能让你们搞成反革命老窝，老子这个共产党的书记就变成国民党的书记了！”
郑组长不急不躁，循循诱导：“老吴同志，我觉得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你吴书记本位主义思想太严重，目光太狭隘，为了个人面子，有时不顾大局。你想想，思想改造运动并不是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组长发动的，我到红光中学来，也并不是要出你的洋相。吴天晴同志，你、我都在为我们红色政权战斗啊！如果我们不对田剑川这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认真彻底的思想改造，让他们的反动思想继续存在下去，并且灌输给我们的下一代，这将是何等危险……”
吴天晴根本没把郑组长看在眼里，手一摆：“小同志，你别说这么多了。党的思想改造方针我不反对，督促田剑川改造思想，我比你要积极，可你们这种搞法我反对！我仍然认为田剑川的思想汇报基本上是好的，可以通过。他讥讽一下你这个工作组长，发了句牢骚不是啥大事。他也经常讥讽我嘛，我也没当回事嘛！”
郑组长失望极了：“吴天晴同志，这么说来，我们真是没法合作了……”
吴天晴说：“那你们可以给我走，我要老师们好好给娃儿们上课，不要你们在这儿给娃儿们捣乱！”
郑组长实在忍无可忍了，这才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很好很好，吴天晴同志，我现在终于明白了，田剑川、孙成蕙这些人抵触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你这么一个狗屁不通又自以为是的大老粗！你以为你是谁？你不过就是个只会擦窗子扫地的校工罢了！摆什么老资格！”
吴天晴的怒火再一次爆发了：“既然看明白了，你他妈的为什么还不给老子滚蛋？滚！滚！马上给我滚！”
这时，门外的教师和学生已经越围越多了。
走到门口的郑组长和吴天晴都愣住了。
吴天晴挥挥手说：“不要围在这里，都上课去。围在这里影响不好！”
这时，田剑川从人群中冲动地走出来，当着郑组长的面，含着泪，向吴天晴深深鞠了一躬：“吴书记，我为自己过去说过的错话，真心实意地向您道歉！”
吴天晴拉住田剑川的手：“哎，田副校长，杀人不过头点地嘛，你老道啥歉呀！我还是那句话：把娃儿们教好比啥都好！快打铃，快打铃，让娃儿们上课！”
这就是著名的红光中学驱赶工作组事件。
为这一事件，吴天晴和郑组长被同时调离。吴天晴因“政治上的麻木不仁”被安排到京郊一家煤球厂做党支部副书记，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病逝世；郑组长却就此高升，一九六七年成了走资派，因不堪造反派更加革命的折磨，被逼跳楼自杀。
也正因为有了这个名噪一时的事件，新来的工作组比较注意政策，孙成蕙和田剑川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才顺利过了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