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天启帝朱由校及其妃子们共同双修玄功合成巨人,又得催木匠传功后变化无穷,无孔不入。

    就这样,那位变化成“夜猫子”到处乱飞且无处不在的“王妃娘娘”忙了一个晚上,直到黎明过后,迎来晨曦,才在一缕旭日金辉照耀下,很不情愿地退回了体内,切换成夫君朱由校来接班,但昨晚经历则共享。

    于是,朱由校就变回了原来的模样,并大摇大摆地向着“乾清宫”而去,与半道上碰面的官员打起招呼,准备进宫面圣,共同商议朝政。这是因“夜猫子”昨晚全面俯瞰了北京城布局后,由朱由校临时决定。

    其实,明朝皇帝一般都是在“太和门”、“乾清门”上朝,时称“御门听政”,而当有比较紧急或重要的事情时,则皇帝们会在“乾清宫”召见大臣开会。这次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东北后金的攻势太猛,边关告急。

    其实,天启帝朱由校自己心里也清楚如今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因为自己当这七年皇帝,没有一天当得开心的,不是这里发生洪涝、旱灾造成流氓、饿殍遍野,就是那里官逼民反,甚至勾结倭寇作乱?

    更要命的是崛起于东北地区的女真人一直进攻着明朝卫所,将明朝管理东北地区军政的“奴儿干都司”打的稀巴烂!在此之前,明朝的统治范围还包括整个外东北、库页岛,且永乐年间也是常年派兵驻守着。

    在另一个时空发生的事情就是,天启帝朱由校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但因被奸人所害无儿女活着,加上其所有兄弟中也只有信王朱由检还在世且已成年,本着“国不能一日无君”教条,只好传位给同父异母弟。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正月十三日,朱由校敕“后府”及吏户礼兵部:“朕弟信王(后为崇祯皇帝)年已长,其岁禄万石,今居京师,岁支米三千石,钞万贯;待之国后,米全支。并选王府官员,今在京,先给校尉三百,军一百。”彼时空的朱由校没有遇到催木匠,因此只能跟着历史车轮随波逐流了。呜呼哀哉。

    同年,明朝因自身财力困窘且边关“将相不和”,不得不召还“经略”王之臣,埋下隐患。明军宁远大捷,袁崇焕升任巡抚,与总兵满桂不协,请移之他镇,乃召满桂还。“经略”即“经略使”,统领军务,事毕即罢。

    及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复奏留满桂,袁崇焕又与不协。朝廷虑败事,命王之臣督关内,袁崇焕督关外,划关而守。袁崇焕虑廷臣忌己,乃上书请“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袁崇焕担心朝廷害怕自己有异心。

    朝议以袁崇焕、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罢经略不设,以关内外尽嘱袁崇焕,与镇守中刘应坤、纪用等便宜从事。王之臣遂于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二月二日加封太子太保还部,继续留在辽东军营。

    西元1627年,东北女真族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兵围锦州。后金方征朝鲜,袁崇焕遣将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赵率教驻锦州,护版筑。朝命尤世禄来代,而以左辅为前锋总兵官,驻大凌河城。

    世禄未至,辅未入大凌,后金大军乃于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五月十一日抵锦州,四面合围。明朝大将赵率教偕“中官”纪用缨城守,而遣使议和,欲缓师以待救。使者三返不决,围益急,缓兵之计不行。

    锦州被围时,后金已于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袁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皆自肃督将士登陴守,列营濠内,用红衣大炮距击。满桂亦率尤世禄、祖大寿以兵来救,大战于城外,互有杀伤,满桂身被数矢。

    后金军见事不利,旋即引去,益兵攻锦州,锦州亦未能攻下,遂以酷署还师。整个交战过程发生在西元1627年五月二十八日早晨,后金军到达宁远城,展开激烈攻守战。萨哈廉、瓦克达等部都被明军重创。

    明军城上城下互相配合,炮火、箭矢齐发,使皇太极大帐被炸毁,济尔哈朗等受重伤,使后金军死伤惨重,被迫撤兵。次日,皇太极攻宁远不克,又转攻锦州,结果依然是一无所获,被迫撤军,思考对策。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熹宗朱由校病死。两日后,信王朱由检遵遗命即皇帝位,颁诏天下,改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时十七岁,九月追谥生母贤妃刘氏为皇太后,册妃周氏为皇后。

    九月初六日,“户部尚书”郭允厚奏陈:“国讳印色蓝易浓溷,请钱粮事独朱印”,思宗允准,增强防伪。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诏谕:“连年加派,水旱频仍,商困役扰,民不聊生,朕自御极以来,孜孜民力艰苦,思与休息。今将苏杭现在织造解进,其余暂停,以示敬天恤民之意。”天启七年崇祯“诏止苏杭造织”。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总督仓场“户部尚书”苏茂相核查京军粮饷:“京军每年放三百余万石,今京通二仓米只有二十六万九千五百七十三石,目前犹以旧积支吾,后将何继?

    锦衣卫官于万历间仅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余人,逆珰增补,现有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余人,多支米二十七万。文思院匠,官册七百五十三人,今增为三千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万余石。乞请查覆,思宗允从。”

    天启七年(西元1627年)十一月六日,“阉党”魏忠贤在直隶河间府阜城县自缢而死,即“诏定逆案”。

    天启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命定“魏忠贤阉党逆案”。时,员外郎王守履等奏,魏忠贤逆党:文臣崔呈秀、田吉(兵部尚书)、吴淳夫(工部尚书)、李夔龙(副都御史)、倪文焕(太常寺卿)号称“五虎”;

    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东厂理刑官)、杨寰(镇抚司理刑官)、崔应元(锦衣卫指挥)号称“五彪”。崇祯皇帝命下“五虎”、“五彪”于法司议罪。

    刑部议:“除崔呈秀已死外,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诰命;田吉、李夔龙禠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崇祯元年六月伏诛;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削夺。”崇祯皇帝以为“未尽其罪”,命“再议”。

    至是乃定:“李夔龙、吴淳夫、倪文焕、田吉等追调遣戍;田尔耕、许显纯论死;崔应元、孙云鹤、杨寰戍边。时大学士韩火广等不欲深究树怨,故诸人所拟之罪较轻。这说明“东林党”笑到最后,影响朝政。

    崇祯二年(西元1629年)三月,重定逆案,“五虎”、“五彪”皆处死,毁“魏忠贤生祠”发生在其它时空。

    之前的天启六年(西元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自此各地官吏争相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阉党为建生祠拆毁民房,强迫百姓尊奉魏忠贤,入祠不拜者都要处以死刑。

    天启七年,崇祯即位,诛灭客、魏集团,于同年冬,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

    这些便是最近时日几场“大朝会”的内容,而崇祯帝朱由检也没想到自己的同父异母兄会来参加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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