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本挺厚,许多地方都用笔勾画着,扉页上印着两个大字《故乡》。

    他翻开第一页,见上面写着:

    “冬天。离旧历新年还有一个多月。天上落着零星小雪。在一个小型火车站,唐朝阳和宋金明正物色他们的下一个点子。点子是他们的行话,指的是合适的活人。他们一旦把点子物色好了,就把点子带到地处偏远的小煤窑办掉,然后以点子亲人的名义,拿人命和窑主换钱。这项生意他们已经做得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可以说做一项成功一项。他们两个是一对好搭档,互相配合默契,从未出过什么纰漏……”

    语句朴实平淡,但王大伦却感到后脖颈一阵凉意。上辈子他也是打工的,也曾听工友聊起那些黑心工厂,或者黑砖窑的事情。但这种把人命当成赚钱工具,他是闻所未闻,更有种毛骨悚然。

    他一下子就看进去了,随着故事内容一点点显现,他终于知道为什么刘勇红会在电话里跟自己这么说,这远比《海鲜》还要冰冷刺骨。

    如果说当初他看到《海鲜》的剧本让他压抑,警察邓建国的角色让他心跳加快的话,那现在他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第一次因为剧本中的几个角色感到莫大的悲哀。

    “这本子是你写的?”

    他摸出烟盒,递给李阳一根,点上,用力吸了一口,试图用尼古丁的刺激来平复自己的心情。

    “是根据刘青邦老师的小说《神木》改编的。”

    “这是真事?”王大伦依旧不大相信。

    李阳苦笑道:“刘青邦老师年轻的时候就在这种小煤窑里挖过煤,后来长期在煤炭系统工作。其实有些事情比这里写的还要残酷。”

    他看了看王大伦的神情,接着道:“也许你可能不相信,当初我也有这种感觉。但后来我和一个跑煤矿的记者,到山西、内蒙、宁夏的煤矿待了四个多月,整天和矿工一起下井、吃饭、聊天……”

    李阳眼神迷离,似在回忆当初的情形,而后语气明显有些激动道:“记得我第一次下井的时候,就好象走进地狱,感觉生命和身体分离了,死神时刻紧盯着你。你知道吗?我接触的几乎每个矿工都能说出一个或几个熟悉的亲人或朋友,被埋在井下的故事。

    后来我又查了些资料,全国每年都有六千多人遭遇矿难,这个数字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矿难死亡人数的总和。这仅仅还是公开的数字,被掩盖的死亡人数有多少?这谁也说不清。”

    这种近乎用生命做赌注的工作方式,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去挖煤呢?王大伦想起当年拍《站台》时,三明去小煤窑上工签的那张生死状,那是真真实实存在的,为的就是生存,这还需要理由吗?

    他吸着烟,看着烟头火星子忽明忽暗的闪动,没有说话,只是心里的悲哀正在默默地放大。

    李阳似乎彻底打开了话匣子,真诚而又激动道:“我拍这个片子,没什么大道理,就是想拍。其实这几年很多人想拍矿工。以前当然有过很多矿工题材的作品。我老家是陕西的,父亲那时是省里有名的演员,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能看到一些好看的歌舞,比如一堆舞蹈演员表演矿山来了更先进的设备,奋力掘进过程中,塌方了,而后他们用自己的肩膀和双手顶住了塌方,继续钻煤,终于夺得又一个高产日。

    当时搞文艺的学习各种材料报告,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样的场面本以为是创作者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表演又那么生动,所以至今我还记得。

    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动听的谎言。一个美丽的场面,但只是文艺工作者拿来骗人的。那些文艺工作者骗人之后,还可能振振有辞,是上级让他这么做的、是先进工作者编造出来的、革命浪漫主义允许夸大现实等等。反正没有人会对弥天大谎负责任。以后会不会有年轻的愚蠢矿工到塌方的时候真用肩膀去顶住,跟这些文艺工作者也没有关系。活该!

    现在你如果想拍,肯定会有人首先尝试阻止你,原因很简单,太危险!既有具体的井下的危险,又有意*识*形*态上的危险:你拍出来想放给谁看?你想干什么?”

    “哼!”李阳的脸上挂着一丝冷笑,或者说是嘲笑,道:“现在我们能看到什么?这几年煤矿的各种灾害报道中,有井下的照片吗?我只记得大部分新闻照片或者视频都是一群人围在井口正在抢救。哦,有时候倒是有井下的照片,那是领导过节的时候下去慰问……”

    “……曾经美国记者在他们那里发布非洲的饥民照片时,有很多人反对,那些照片被认为粗暴、窥视、暴露丑陋等,反对者居然大部分都是黑人,因为他们感觉受到了侮辱。可是,灾情并不因为某些人看不到就不存在,不会为了让所谓社会主流更舒服而自动消失。就象我们矿井之下的生活,确实是所有人不应当看见的吗?……”

    王大伦听着李阳絮絮叨叨的感慨也好,牢骚也罢,他也不认为自己比李阳伟大多少,但就是有种冲动,哪怕不要片酬也演的冲动。

    当然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重新又点了根烟,看着一脸期待地李阳道:“具体分成怎么算?”

    “呃,我这边投了一百万,你的片酬就……就算五十万吧,一共一百五十万,你占三成怎么样?”

    不得不说导演都是人精,哪怕一脸真诚且儒雅的李阳,在计算王大伦片酬的时候也难免耍了个滑头,硬是扣掉十万,让他的分成比例少一点。

    王大伦没有计较,其实他们这一代的导演之所以个个是人精,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想想老贾拍《小武》时的苦逼;朱纹在筹备《海鲜》时的无奈;楼烨在拍《苏州河》时拍到最后没钱了,只能先停下来,等凑到钱了再拍等等。

    你让张大导或者陈大导这样试试?他们能这样拍出电影吗?所以不精,你就拍不了电影,这完全是被这个时代逼的。

    “成!”

    其实李阳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四十多岁,眼睛依旧清澈,甚至还是个“老愤青”!就冲这点,王大伦对他就很有好感。

    直到很久以后,王大伦才知道李阳这种近乎偏执地讨厌“高大全”式的人物,总是在自己电影中刻画人性的矛盾,是和他早年的不愉快有关系。

    他小时候家境优越,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特殊时期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有一次酒后,李阳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他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他。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他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他刻骨铭心。

    口头上达成协议之后,李阳很高兴,双方就拍摄事宜商量了一下。李阳这边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王大伦现在手头的戏一杀青,他那边就能开机,而且他已经在山西一个偏远地区联系好了一家小煤窑作为拍摄地点。

    倒是王大伦这边有些困难,他早就跟女朋友约好圣诞节去香港游玩,而且还通知了雅各布帮忙订好了12月21日到27日的来回机票和在香港的酒店。

    最后双方约定,李阳带着剧组先行赶往山西拍摄,到时候王大伦直接过去和剧组会合。

    和李阳的合作公司那边倒好说,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之前《海鲜》就是先例,而且双方的合作本来就属于松散型的,只要不影响明年的新戏《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啥都好说。

    但是范子怡却跳了起来。中午老公说是去跟人聊聊,回来的时候居然又接了新戏,她原本只是为了年底这段时间又不能在一起感到有些不高兴。但在男朋友做晚饭时,她无意中翻了翻剧本,吓了一跳。

    太危险了!剧本里有大量井下拍摄。这年头煤矿的事故实在是太多,没见中央台新闻隔三差五就报道哪里的煤矿瓦斯爆炸了,哪里透水了,哪里又冒顶,被困矿工多少多少。然后各类领导第一时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各种求援,到最后极少有人生还……

    范子怡真的担心,谁特么知道会不会掉下一块大石头,咣的一下,她就成小寡妇了。所以她非常不愿意老公接这部戏,而且现在还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正式合同还没签呢,吵着闹着要他回了这部戏。

    王大伦没办法,只得掰开来分析给她听。首先宋金明这个角色极其难得,人性矛盾的冲突,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要远比《海鲜》里警察邓建国更具有挑战意义,要是演好了说不定还能得个影帝。

    其次,李阳下午跟他谈的时候也透露了,他在德国时跟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那边有点关系,明年二月份肯定是赶不上了,等再下一届送过去参展。以王大伦多次参加电影节的经验,按剧本的精彩程度,要是不失手,入围某个单元估计不成问题,弄不好还能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一下金熊也不是没有可能。国外保准有市场。

    最后他还跟女朋友稍稍透露了一下《海鲜》的前景,他没敢往多里说,打了一半的埋伏也是相当惊人的。

    没想到范子怡听到数字只是稍稍震撼了一下,用她的话说,要是人没了,他说的这些理由全都不成立。

    没办法王大伦只有发誓赌咒,保证须发无损地回来。晚上又不惜透支体力和宝贵的肾脏,连着两天当了两回“四次郎”,才换得娘娘很勉为其难的恩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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