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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而动全身。@文学网<a href="/cdn-cgi/l/email-protection" class="__cf_email__" data-cfemail="304747471e49455e5c515957551e535f5d70">[emailprotected]</a>。。

    大宋贬抑武将政治地位的目的是为了贯彻实施重文轻武的国策。重文轻武的国策体现在兵制上,就是枢密院的掌兵制度,就是以文制武,用文臣来监督和制约武将。

    如果武将的政治地位提高了,那么武将的权力随之增长,国策随之也要由“重文轻武”改为“文武并重”,而“文武并重”的国策势必影响到兵制,现行兵制随之就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也就是说,枢密院的掌兵制度要修改,要废弃“以文制武”这个贯穿整个兵制的基本策略。

    皇帝迫不得已,答应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他想当然地以为提高武将的品级影响不了根基,但接着他就发现,这是李虎设下的一个陷阱,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一个完全颠覆大宋根基的陷阱。他跳进了这个陷阱,然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按照李虎的奏议,军职品级大幅提升,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根本行不通。

    大宋政治和军度的精髓所在就是“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这个基本国策深入政治和军事制度长达一百多年,造成大宋官制和兵制极其复杂,任何变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使是提升军职品级这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同样如此。

    大宋军队,从军种来说,它禁军、厢军、乡兵、蕃兵、土兵之分;从军队编制来说,有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这两者编制不一样;从军队组成来说,有单纯的禁军,有诸军种混合,比如折家军就包括上述五个军种;从军队体系来说,有中央禁军体系,有虎烈军这样的藩镇军队有契丹大王府、海大王府这样的蕃军;中央禁军体系也很复杂,有中央卫戍军,有边疆镇戍军,有戍守地方的军队。

    中央禁军体大宋地方制度密切相连。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涉到了禁军体系,也必然牵涉到了地方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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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宋的地方制度看上去是路、府军和县三级事实上只有两级,“路”事实上不能做为一个行政级别。

    大宋地“路”有安抚使路转运使路之分。安抚使路是按军事部署来划分。转运使路是以财政需要来划分。安抚使路远比转运使路要多。在以安抚使为主地“路”上帅司统领一路禁军。依常例。帅司长官还兼任本路大府地知府。而知府又兼任本府兵马都总管领本府厢军。同理。州一级地知州也兼任本州兵马辖。统领本州厢军。

    路一级地安抚使。府州军级地知府、知州是本地方地文职军事长官。武将只能做副职。但是。做为主掌地方军事地安抚使和主掌地方军政地知府、知州。他们地行政级别却非常混乱。

    在军政两个体系都要“分权”。在军队更要“以文制武”以知府、知州虽然兼任地方军事长官。但在军政两个方面们都直接听命于中央。他们和“路”一级地“四司”府署没有直接隶属关系。同时中央为了限制知府、知州地权力。设通判为副职以通判来负责具体行政事务和监察州府。通判也直接听命于中央。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说。知府、知州算是临时性地差遣。不是常设官职。因此。知府、知州地具体行政级别。就由他们地寄禄官或散官阶来确定了。这一职务可以低为七品。也可以高为三品。

    在此举个例子。比如苏东坡。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年)。苏东坡贬官后起复。以正七品地朝奉郎知登州。而在哲宗元佑四年(公元089年)。苏东坡则以正三品地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安抚使也是一样。依照大宋律。安抚使总一路兵政。以知州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即可。太中大夫是从四品地文散官。也就是说。安抚使地品秩可以是从四品。也可以高达正二品。

    安抚使是路一级地军事长官。知府、知州是府州一级地军政长官。这都是职官。按道理应该有具体地行政级别。但大宋为了“分权”。为了互相牵制。为了最大程度地削弱地方权力。硬是把具体地常设职官。变成了临时性地非常设职官。结果权力是集中到了中央。但弊端也非常严重。地方上机构臃肿职能重叠、行政效率低下。军队里也是一样。尤其它地指挥系统。更是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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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军职品级的提升,牵扯面太大了,就大宋这种复杂的军政制度来说,无法操作。

    李虎以当前形势的需要,以军队战斗力的需要,理所当然地提出改善武将的政治地位,要求重新设定武将的品秩,岂不料,这看似一个不经意的变

    撬动了整个大宋体制。

    皇帝醒悟过来了,李虎的目标其实不是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而是以此为契机,实施变革,颠覆大宋体制,但他醒悟得太迟了,以他现在的处境和实力来说,他已经无力阻止李虎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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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和中枢大臣一致同意提高武将的政治地位,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问题。

    李虎拿出了第二个奏议,军政分离。

    很显然,要想改变庞大的大宋体制,需要充足的条件和漫长的时间,而变革也要在不断的摸索、总结和完善中缓慢进行,目前临时朝廷没有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时间,当务之急是生存,是马上奠定三分天下的基础,而要打下这个基础,需要军队,需要通过战争来赢取,因此,当前迫切需要提高武人的政治地位,凝聚武人的力量。

    为了达到这个,就要在当前条件下想出对策。

    当前大宋分裂,中土陷入乱,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而地方因为长期没有行政长官,没有军权和财权,基本上没有抵抗力,这从河北战场就能看得出来。

    年初金军入:,因为河北禁军无力抵挡,黄河防线失守,金军一直杀到了汴京城下,河北四镇全部失陷。后来,中央虽然放权,允许河北各地募军抗金,但大宋体制的力量太强大了,所谓的放权也不过是权益变通之计,河北军民被腐朽的体制捆住了手脚,根本没办法抵御金军的攻击。

    这种形势下,李虎要想在河北打场胜仗,要想在黄河防线坚守更长的时间,要想尽快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必须发挥军队的全部力量,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军政分离。

    李虎有这样的想法很常。他从辽东崛起之日开始,就是靠军队打天下,其后不管在辽西还是在代北,都是军政合一。现在地盘大了,军政合一不行了,为了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军政必须分离。军队一门心思打仗,而临时朝廷则一门心思筹措粮草,保证军队的需要。

    这是乱世,在乱世中生存实力,实力的基础是武力,没有强悍的武力必定败亡,所以大宋那一套不行了,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只能加速大宋的败亡,而在军队里的分权和钳制则会削弱军队战斗力,会进一步加快大宋的败亡,但大宋体制是个庞然大物,它就象一头垂死挣扎的野公牛,它在奔跑之中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令人恐惧,让它停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砍断它的四条腿,虽然这种办法会伤及自身,但总比让它一头冲进悬崖尸骨无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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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离,从中央到地方,军政自成体系,互不干涉,互不牵连。

    朝廷分东西两府,东府主政,西府主兵。东府长官是宰相、副相,其下有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西府长官是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下设十二房。

    东府的政务由宰相、副相负责,近期主要事务是迁都,建新都,征缴更多的钱粮,其中包括进行财经赋税制度的变革,以收买人心,设法控制更多的州县。全方位的变革则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最起码要等到定都长安之后。

    西府的事则非常麻烦。

    军政分离,体现了文武并重的基本国策,但如果完全废弃“以文制武”之策,显然矫枉过正了,武将极有可能拥兵自重,所以在军权的分配上,必须慎之又慎,以防重武轻文,武夫横行,重现晚唐、五代兵祸连接之乱。

    当年太祖,太宗皇帝用了几十年时间才完成了枢密院三衙体制,这个兵制的特点就是分权。枢密院主掌兵藉、虎符,三衙管领诸军,率臣主掌兵柄,把兵权一分为三,“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至于率臣,主掌的则是战场指挥权。

    枢密院有“发兵之权”,三衙有“握兵之权”,率臣有战场指挥权,但在大宋一朝,率臣基本上都是文官,大宋靠这种“以文制武、兵权分立”的兵制,消了绵延二百多年的内部兵变,赵氏王朝得以延续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这种兵制的弊端也非常可怕,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今天,大宋无兵可用,大宋甚至无力抵御女真人,在金军第一次入侵中,汴京就被围攻了一个多月,这是大宋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枢密院三衙体制的弊端到底在哪?大宋军队为什么不堪一击?这个问题解决,军政分离对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几乎没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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