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可没有杨辅清想象的那么傻。@文学网<a href="/cdn-cgi/l/email-protection" class="__cf_email__" data-cfemail="740303035a0d011a18151d13115a171b1934">[emailprotected]</a>他的屁股比谁都沉。

    曾国藩是什么?一个酸儒而已。一个凭借权臣的赏识,用了九年时间走了别人半生,甚至于一生都走不完的升迁之路的人。他是真正在满清朝廷中极罕见的那种受益者,因为他毕竟是个汉人的血统。他从来没摸动过刀剑,他所处的时代早已不是凡书生必要置剑的年代了,书剑书剑,那是老祖宗的荣耀。他更没看过什么兵书战策,因为对他来说,那东西没用,他混迹的是官场,而不是战场。

    因此,他练兵打仗,从一开始,运用的就是一种在别人看来最笨,而只有聪明人才会明白其中奥妙的笨方法。练兵就不说了,那也许是他偶然不知道哪天闲暇无聊的时候,翻看到了戚继光,就留在了印象中,现在照猫画虎的先学上一番。当然他还没忘了一个“发明”,高军饷养悍兵,人为财死,鸟为食儿亡吗。不管它怎么样,反正自己不喜欢钱的人,断然想不出这种办法来。

    在这点上,他比其他的掌握军队的人显然要聪明很多,他甚至窃笑其他的大员们,那些靠克扣军饷企图发财的人。爱钱不是那种爱法的,兵跑光了,自己的身家性命最后也会赔进去,这样搂到钱给谁花去?浅薄,太浅薄了!

    说到打仗,他不会打,可是他笨人自有笨方法。他做任何事情只追求结果,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战术之中,那就是步步为营,打一仗需要花多长的时间无所谓,关键是要获取最后的胜利。所以,他要求各营随营夫役,什么不带也要带够吃的喝喝的,更关键的是用的。什么锹镐锄头之类,多多益善,一旦用起来必须达到人手一个。伴随着充足的后勤供应,是他和部下们百说不厌的战术策略。太平军不是喜欢固守城池或者营垒以逸待劳吗?那好,咱们就到了他们眼前先筑垒,然后深挖沟,像蜘蛛网似的朝前一点儿一点儿的推进,直到抵达对手的营垒下,或者是城墙边。至于是用上一个月还是一年的时间打下一个营垒,还是攻破一座城池,都无所谓,就是和他们泡蘑菇似的慢慢拼。

    他其实真的是很聪明,聪明到满清入关要说是汉民族的最大耻辱时,那么如果再要叫他靠剿灭太平天国发迹起来,这种耻辱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他这个号称是汉人儒学、理学文化大家的无耻之徒,给中国人背上了一部更加沉重的耻辱史。

    被视为蛮族入侵并最后统治中华大地的,数千年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也仅有两次,一个是蒙元,再就是满清。

    汉文化博大精深,礼仪治国。也许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虽然也曾无数次的强大过,却一直未能根除来自北方蛮族的入侵。汉民族太善良了。善良到即便是在强汉对匈奴投降者,还要采用优抚政策,甚至有汉武帝的“胡降者数万人,皆得赏,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以澹之”。而盛唐则更是有禁止掠夺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新罗人为奴婢的禁令。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去彻底毁灭那些所谓的蛮族。

    可反观蒙元,满清呢。在蒙元统治的时期,汉族是第四等,也就是最卑贱的民族。在蒙元残酷杀戮、欺榨汉民族的同时,它也没忘记蹂躏汉民族的文化。在两宋以前,中国人“对龟的崇拜是至尊至深至全的”,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而黄帝族就是一个以龟为图腾的民族。在传说历史时期,中华民族每向文明迈进一步,无不求助于或者是归功于龟。如助女娲补天,向伏羲献八卦,决策黄帝战蚩尤,帮尧立德治国,帮禹治水,助仓颉造字,示汤伐夏,助周公作礼,为秦筑城等等不一而足。即使是财神,也不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那个赵公元帅,而是龟。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中国人把龟当作是最公正、最灵验、最现实的财神。

    到了唐代,人们更是把对龟的崇拜推到了顶峰。将传统的调兵遣将虎符改为龟符,北方边陲的都护府改为龟林府。至两宋时,中国人凡战前,甚至一定要去行龟卜,求龟助。战争中,将士们都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只要还有龟旗在,攻、战无不胜。龟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军胆,军威。但是元朝的民族征服,却使龟由至尊之位,跌入了污秽的深渊。因为中国人崇龟,具有今天人已无法想象的精神力量,忽必烈认为这才是他损兵折将的总祸根。于是,他以一个征服者的姿态,全面开始消除“龟患”。

    元以前的二十二史,历代都有以龟为名的人和事立传入志。而自元明清的三史中,全再无以龟为名的人事踪迹。甚至在《史记》上记载的八种名龟之一的“八王龟”,当年这个被人们作为求之不得的“官星”、“财神”,元以后竟也被篡改为了“王八龟”。进而演绎出“王八蛋”、“王八羔子”等等骂人的脏话。可笑吗?中华民族近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四千多年的龟文化就是这样被彻底扭曲了。

    蒙元的统治尽管极为野蛮,但中国人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装和发式。也许开始的蒙元只是把它当作了一个劣等民族的标签,留下它以更方便区分。

    而满清则不然,它对中国汉民族文化的摧残更阴毒、更纯粹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

    满清直到灭亡之时,总人口也只不过区区500万。做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满清是要本能地来推行其“民族主义”。和蒙元简单粗野的**裸“四种人”制度相比较,满清推行的是所谓“全方位的民族主义”,也就是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一体的全方位“民族主义”。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兽行就不说了,都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单只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就的确是个蛮族,它也只是在努儿哈赤时代,才创建的满文,文化之落后自是不言而喻。入关后,满清却只能、也就最重视利用文化作为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他们的所作所为达到了几千年蛮族来对中原文化破坏的顶峰,也达到了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

    第一个表现,就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文化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元朝也曾最后试图过要改变汉民族的统一服饰,结果却酿了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

    满清的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它还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服饰传统陡然间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往日的骄傲、自尊和自信的精神境界。

    而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尊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立即大张旗鼓地祭拜孔庙。这是一个令人落泪的天大笑话。满清的辫子兵们一边儿杀人放火,无恶不做,一边儿却在祭拜孔庙,以显示他们如何地崇尚礼仪。这个“孔圣人”的地位也就是在这流淌的血海和如山的白骨之中,达到了“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

    谁会相信这是真的?孔府的后人们相信过,也曾低贱地去哀求他们满清的新主子,期望能保留下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孔家衣冠,可遭到是什么?只有那惯常的以句话,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非但如此,满清还更是特别重视和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来奴役和宰割汉民族的传统精神。

    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样一个大可收买人心的举措,也是常常的荒废。

    满清却不仅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无比,使有清一朝二百六十多年的“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和大肆的诽谤。满清手段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且“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姑且不提。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即叫你“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应该说,他们成功了。经过满清二百多年的精神奴役,到了曾国藩们的这个时候,满清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还有过什么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鲁迅先生曾说过:“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了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的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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