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虽然玉兰市的发展不算太好，但作为省会城市，其他城市有的玉兰市基本上也有，就像是现在的游乐园一般，玉兰市也是存在的，只不过跟其他大型城市那种经常的更新换代不同，玉兰市的这些游乐设施更新速度倒是慢了不少。【小说文学网】
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对于小盈盈来说依然也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稍微吃过饭之后就连忙的跑进了游乐园，好好的玩了几个小时。
而游乐园的一些项目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有点害怕，比如说云霄飞车，海盗船，甚至是那些不太可怕的鬼屋都能吓到不少人。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小盈盈来说还真的不算什么，在她的眼中，这些东西也只是跟一般的小玩具一样，很有趣，但是却不会害怕。而这些惊险的项目在吴零的眼中自然更加不算什么了。
反而在进入鬼屋的时候，因为感到有趣，所以小盈盈幻化出来了一个小鬼出现在那些扮演鬼的工作人员面前，反倒是将对方吓得够呛。对于小盈盈这些小动作，吴零倒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在他看来，这才是小孩子应该具备的举动才对。只不过在过后特意的告诫了一下小盈盈，不许再其他小孩子面前做这些事情，也不许对方主动的去吓其他人。
对于吴零的这些吩咐，小盈盈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至于对方真正听进去了多少，吴零还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第一次的见面还算是比较融洽的。
等到游乐园关门之后，吴零这才带着依依不舍的小盈盈走出了游乐园。其实以他现在的身份。完全可以让游乐园专门接待他们的，不管玩到几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吴零却不想用这些特权。前世的时候他就看不惯这些事情，而现在自己成为了特权的一员。他自然也要稍微克制一下。
而且也不想让小盈盈从小的时候接触这些东西，虽然小盈盈不是一般的小孩子，但吴零依然希望小盈盈的成长环境稍微单纯一些，太早的接触到权利金钱，对孩子的成长还真没有什么好处。
虽然这是一个错位的时代，每个人的追求已经从原先的精神方面悄然变成了现在对物质的追求，而且从华国自秦朝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和民众在权力文化的引领下，共同演绎着一幕幕闹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飞速发展期，已经风光不再。从此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长足的进步。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走二步退一步，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的踉跄。当世界处于大致相同的古代史阶段时。这种文化的差异，还不太容易被区分开来。当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飞速进步的近现代。文化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了。
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是产生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而华国二千余年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导致这三种重要的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越来越缺失。这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分别论及。
在欧洲，历史上虽然也存在过普遍的专制。但它的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东方大地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专制程度。因此，欧洲诸国的君主、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都没有被华国式的权力文化“败坏”得这么厉害。贵族气度、贵族风范被保存下来。教廷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制的理念得以在其中孕育、发展、成熟。而今天的华国社会。却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排斥着这些现代文明理念。这就是强烈的文化差异对比！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类型。中华民族相对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五千年的文明。尤其是近三千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发育成长出一个相当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体系、社会结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甚至潜意识等各个方面。
在汉语言文字中。权字，本来是专指度量衡器具中的砝码。后来被衍伸成权柄、势力、变通。而衍伸意义反而成为主要之义。原来的字义却被人淡忘了。从而产生了以权字为词根的大量词组。例如：权力、权利、权势、权威、权贵、权谋等等。这些词组。把力量、利益、威势、贵显、谋术无不与权柄联系起来。这种可恶可鄙的联系，题中之义是非常明显的。中华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就如此地进入了记忆符号的骨子里。使“权本位”的社会色彩无比浓厚！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历史上也长期遭遇过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的问题。但是历史性、文化性地对国家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却必须首推华国！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制。而且是最终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皆集中于皇帝。它的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帝王家是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最富的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华国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在华国的社会里，是最缺乏监督制衡的权力。华国社会，不但严重缺乏这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且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经常性的恶性膨胀。在华国，国家权力被完全理解为统治权。即对全体国民的统率治理之权。甚至是将人民看成牛羊，可以进行放牧和随意宰割的牧民之权。这从华国古代官吏名称中有州牧之类的称谓就可以明白。即使后来名称改变了。“宁不闻灭门令尹耶？”。一个县官，其权力亦足以灭你的门了。你说这种绝对权力可怕不可怕？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贪官污吏、功名利禄之徒在社会上层占优势的机制。常常是“肉食者鄙”不鄙者不大可能成为“肉食者”的机制。是小人常常得志的机制。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机制。是清官、良民、好人、品质卓异者常常被淘汰的机制。是奴才战胜人材，雄材辅佐蠢材的机制。
华国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读取圣贤书 货予帝王家”的机制。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因此，对权力依附的臣妾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华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华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华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华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也是一种将风险隐瞒推移到最后的机制。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使危机在发端时就被刻意隐瞒的机制。这种隐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习惯。统治者高层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发展到最后，最高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往往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不但不愿意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而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变本加厉地构筑发展自己的统治结构和利益集团。这种构筑完全与正常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反而会使**发展至极致。“太平盛世”的假象被维持到尽可能最后。这种机制，容易造成社会在几乎全无思想准备的突然情况下发生断裂崩溃。
由于腐败对社会所有领域无一例外的侵蚀。华国社会会经常性地滑向“逆效应”的社会机制。一切正常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是非评判、正常的程序操作，往往不能获得正常的结果。相反，原来处于潜隐状态的潜规则、负道德、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于是。非正常的操作反而成功。例如贿赂造假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就是这种“逆效应社会”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文化性的逆效应机制已成痼疾。产生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淮桔成枳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
华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华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华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华国传统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留下的是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国家。
权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人民对暴政根源于经验的缄默、屈从。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社会被反复地拖向深渊。这种恶性循环，使华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模式！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在近现代的华国愈演愈烈。而专制的程度却往往变本加厉。这种格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严重地破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态。使之不能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社会不能保持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发展的空间。历史发展的割裂感严重。这种格局，使整个社会经常笼罩在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中。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暴发户与没落户心态交织的心情。骄奢淫逸，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
而被统治者阶层却因为得不到公正人道的待遇。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生活基础贫困脆弱而焦躁不安。这样的格局，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应为浮躁。好的传统得不到传承发扬，坏的传统却沉渣泛起，被令人发指地发扬着。恶俗之花在这样的气候土壤中竞相开放。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渲泄化解，反而在以高速度积累。**势力就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直到将社会腐蚀至崩溃！
一个社会不管是不是资本主义体制，都会有大量金钱、大量财富的存在。这些金钱和财富也总是趋向于集中到某些人或某些机构的手中。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只要掌握了超过个人生活需求的金钱或财富，如何运用这些金钱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金钱数量越大，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巨额金钱的本质应该理解成就是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基础是每个人的趋利性，使用金钱就等于是在行使社会权力。只不过当一个人的金钱数量较少，他花钱的结果更多地是影响他自己，每个个人影响自己的结果要汇总起来才会看出对社会的影响。而富豪的巨额财富，只要一个签名，一个合同，一个决定就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尔-盖茨作为连续多年的世界首富。他的全球最大的慈善捐献，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金钱就是权力”这个本质。
金钱与权力常常结伴而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金钱都可以依靠权力而获得。这就是所谓“资本的原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资本的原罪似乎已经被人们逐渐谅解。对于殖民者掠夺殖民地的罪恶如此。对于贩卖黑奴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早期残酷压榨本国工人如此。甚至到今天的华国，对于各种暴发户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同样如此。当今世界，因发达国家掩饰自己当初罪恶的需要，对于资本的原罪，普遍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所谓资本的原罪，其实就是不当使用权力的结果。这种现象虽然令人不快，但是，清算过去，并不能改变现在。
在资本主义早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等最高社会原则，导致很多掌握大量金钱的资本家，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而花钱。如果参照“金钱就是社会权力”的观念，那么，资本家为自己而大手大脚乱花钱，完全可以视为“以权谋私”，可以视为是将社会权力用来为个人服务。这种“以权谋私”虽然不会被法律定罪，但是，它会被社会的公共道德定罪，因为，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弊大于利的。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人，为个人膨胀的**大量挥霍，最终往往成为败家子，应验“富不过三代”的老话。这种现象可以视为，社会最终剥夺了掌握社会权力却不为社会做贡献的寄生虫。
资本主义早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金钱权力的“以权谋私”十分普遍。没有多少资本家意识到，个人名下的巨额金钱就是一种社会权力。他们把这种数字化的社会权力，等同于个人权力，将社会权力完全用来为个人服务，造成物欲横流的丑陋现实，也造成贫富差别的社会悲剧。在遭遇了几次巨大的危机后，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国家权力减少资本家个人拥有的社会权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就是将资本家的一部分社会权力剥夺。归国家政府掌控，由政府将其行使到对社会最为有利的领域。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将这种金钱的权力强化到极致：除了政府。谁也不能拥有。
高税收其实就是剥夺资本家的个人权力。现代资本主义高福利制度在部分剥夺资本家权力时，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剥夺严重了，就变成社会主义了，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竞争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剥夺轻了，社会权力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在比尔-盖茨成为慈善家之前，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慈善行为或者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善意，或者是想为自己做一个好名声的广告。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大笔花钱其实就是在行使社会权力。即便昨天提到的首位捐献10亿美元的n创始人泰德-特纳。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歪打正着地发现：捐款越多，挣钱越多。
我没有把握说比尔-盖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期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特纳捐献10亿美元的举动显然对比尔-盖茨有很大的启发。比尔-盖茨在后来的几次大笔捐款后，在意识上超越了特纳，他已经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如何花钱的决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向世界展现他的慈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向全世界的资本家做出了一个如何行使社会权力的榜样。
比尔-盖茨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的财富，大约只是他财富总额的万分之一。这个举动似乎向全世界表达了一个含义：比尔-盖茨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后代赚钱。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用于防治艾滋病、教育等领域，也向社会表明了他是要帮助某些弱势的特殊人群。这个举动淡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对于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固定观念。比尔-盖茨的举动至少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信任：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比尔-盖茨钱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几百年来，获得公众这种信任的资本家，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从2004年到2007年。彼尔-盖茨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称号，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比尔-盖茨的软件对于改变世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微软的软件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更主要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当他成为一个慈善家，当他开始决定如何支付自己巨大的金钱时，他才变成真正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比尔-盖茨是在扮演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依靠的就是金钱的权力。
比尔-盖茨大笔慈善捐款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代背景。美国政府为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花费的金钱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如果美国政府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美国政府也未尝不可。但是，比尔-盖茨显然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开销不太满意。如果把自己挣来的钱交给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把钱花到他不愿看到的地方。正好，美国的政策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可能：钱可以不交给美国政府，仍然留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笔巨额金钱将不再花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花到哪些该花的社会领域。比尔-盖茨这个全球最大慈善家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应该是美国与欧洲政策、法律不同的结果。
比尔-盖茨的慈善其实是在慈善的名义下，行使拥有大量金钱的社会权力。因此，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慈善还是伪善的争论。人们评价他应该从他为什么而花钱的角度来评价，或者说，评价比尔-盖茨的捐献行为，应该从形式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评价，结果将大于行为本身。但是，其他的社会权利都是可以监督的，以慈善名义出现的社会权力，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捐献出来的钱，究竟都干了什么。从好的一面看。比尔-盖茨的行为体现了资本的一个深刻的规律：资本的使用只有是对社会有益的，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从不好的一面看。我们其实不知道比尔-盖茨花出去的钱，到底对谁有益。
但是过早的接触到金钱跟权利，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华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这里。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华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华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华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华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华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
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华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强控制、强化极权。这种政治思想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中始终未有什么改变。但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限权分权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华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华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华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华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华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华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既未在华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华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
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华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华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性，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性，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秦王朝的统一模式，就是这种企图在华国第一次实施。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大地文化多样性的活力。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华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完待续。。)
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对于小盈盈来说依然也是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稍微吃过饭之后就连忙的跑进了游乐园，好好的玩了几个小时。
而游乐园的一些项目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有点害怕，比如说云霄飞车，海盗船，甚至是那些不太可怕的鬼屋都能吓到不少人。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小盈盈来说还真的不算什么，在她的眼中，这些东西也只是跟一般的小玩具一样，很有趣，但是却不会害怕。而这些惊险的项目在吴零的眼中自然更加不算什么了。
反而在进入鬼屋的时候，因为感到有趣，所以小盈盈幻化出来了一个小鬼出现在那些扮演鬼的工作人员面前，反倒是将对方吓得够呛。对于小盈盈这些小动作，吴零倒是没有太大的反应，在他看来，这才是小孩子应该具备的举动才对。只不过在过后特意的告诫了一下小盈盈，不许再其他小孩子面前做这些事情，也不许对方主动的去吓其他人。
对于吴零的这些吩咐，小盈盈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至于对方真正听进去了多少，吴零还真的没有太大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说，他们第一次的见面还算是比较融洽的。
等到游乐园关门之后，吴零这才带着依依不舍的小盈盈走出了游乐园。其实以他现在的身份。完全可以让游乐园专门接待他们的，不管玩到几点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吴零却不想用这些特权。前世的时候他就看不惯这些事情，而现在自己成为了特权的一员。他自然也要稍微克制一下。
而且也不想让小盈盈从小的时候接触这些东西，虽然小盈盈不是一般的小孩子，但吴零依然希望小盈盈的成长环境稍微单纯一些，太早的接触到权利金钱，对孩子的成长还真没有什么好处。
虽然这是一个错位的时代，每个人的追求已经从原先的精神方面悄然变成了现在对物质的追求，而且从华国自秦朝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历史，基本上是统治者和民众在权力文化的引领下，共同演绎着一幕幕闹剧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飞速发展期，已经风光不再。从此华国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长足的进步。大多数时候，只是一种走二步退一步，甚至是走一步退两步的历史的踉跄。当世界处于大致相同的古代史阶段时。这种文化的差异，还不太容易被区分开来。当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飞速进步的近现代。文化的差异、就越来越明显了。
西方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意识，以及强烈的个体自我意识，是产生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而华国二千余年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和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导致这三种重要的现代文明理念的基础资源越来越缺失。这在以后的章节里。还将分别论及。
在欧洲，历史上虽然也存在过普遍的专制。但它的专制被众多的法律、领土分割，以及强大的教会影响所削弱。远没有达到东方大地这种高度大一统的专制程度。因此，欧洲诸国的君主、官吏、知识分子以及下层民众。都没有被华国式的权力文化“败坏”得这么厉害。贵族气度、贵族风范被保存下来。教廷的宽容、平等、博爱的精神得到发扬光大。自由、人权、民主、宪政、法制的理念得以在其中孕育、发展、成熟。而今天的华国社会。却仍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排斥着这些现代文明理念。这就是强烈的文化差异对比！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它自己的文化类型。中华民族相对独立于世界的东方。五千年的文明。尤其是近三千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社会发育成长出一个相当独特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囊括了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体系、社会结构、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甚至潜意识等各个方面。
在汉语言文字中。权字，本来是专指度量衡器具中的砝码。后来被衍伸成权柄、势力、变通。而衍伸意义反而成为主要之义。原来的字义却被人淡忘了。从而产生了以权字为词根的大量词组。例如：权力、权利、权势、权威、权贵、权谋等等。这些词组。把力量、利益、威势、贵显、谋术无不与权柄联系起来。这种可恶可鄙的联系，题中之义是非常明显的。中华民族对权力的崇拜，就如此地进入了记忆符号的骨子里。使“权本位”的社会色彩无比浓厚！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历史上也长期遭遇过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衡的问题。但是历史性、文化性地对国家权力缺乏制衡机制，却必须首推华国！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机制。而且是最终将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机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但政治权力，而且经济权力，皆集中于皇帝。它的结构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结构。帝王家是全国最大、最具权威、最富的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华国人的概念里是不存在的。结果导致最需要监督制衡的公共权力，在华国的社会里，是最缺乏监督制衡的权力。华国社会，不但严重缺乏这种监督制衡机制。而且由于全社会的权力崇拜情结，助长了国家权力经常性的恶性膨胀。在华国，国家权力被完全理解为统治权。即对全体国民的统率治理之权。甚至是将人民看成牛羊，可以进行放牧和随意宰割的牧民之权。这从华国古代官吏名称中有州牧之类的称谓就可以明白。即使后来名称改变了。“宁不闻灭门令尹耶？”。一个县官，其权力亦足以灭你的门了。你说这种绝对权力可怕不可怕？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是贪官污吏、功名利禄之徒在社会上层占优势的机制。常常是“肉食者鄙”不鄙者不大可能成为“肉食者”的机制。是小人常常得志的机制。是“黄钟毁弃，瓦缶雷鸣”的机制。是清官、良民、好人、品质卓异者常常被淘汰的机制。是奴才战胜人材，雄材辅佐蠢材的机制。
华国的社会机制是“学而优则仕”的机制。是“读取圣贤书 货予帝王家”的机制。知识分子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份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只能附庸于权力才有生存空间。因此，对权力依附的臣妾心态从制度上、心理上都入了骨。在这样的社会里，华国的知识分子很难承担起社会良知和头脑的角色。象洛克、卢梭、孟德斯鸠那样对现代政治科学、制度设计作出伟大贡献的思想家。在华国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现。在这样的社会机制里，象杜甫那样充满社会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也只能有“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黯然潜悲辛”的命运。华国的社会机制不变，这也只能是华国优秀知识分子永远的宿命！
华国的传统社会机制，也是一种将风险隐瞒推移到最后的机制。是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使危机在发端时就被刻意隐瞒的机制。这种隐瞒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性的历史习惯。统治者高层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发展到最后，最高层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愿意自欺欺人地相信这种不对称的信息。往往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不但不愿意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而且不惜牺牲国家民族长远利益。变本加厉地构筑发展自己的统治结构和利益集团。这种构筑完全与正常的政治改革背道而驰。反而会使**发展至极致。“太平盛世”的假象被维持到尽可能最后。这种机制，容易造成社会在几乎全无思想准备的突然情况下发生断裂崩溃。
由于腐败对社会所有领域无一例外的侵蚀。华国社会会经常性地滑向“逆效应”的社会机制。一切正常的思维方式、正常的是非评判、正常的程序操作，往往不能获得正常的结果。相反，原来处于潜隐状态的潜规则、负道德、堂而皇之的大行其道。于是。非正常的操作反而成功。例如贿赂造假等在社会上大肆流行。就是这种“逆效应社会”的典型表现。
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中，文化性的逆效应机制已成痼疾。产生的是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层面的淮桔成枳机制，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
华国人传统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严重地损害了华国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想方法会经常引导出一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大破大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之类的斗争哲学。这也是华国社会形成不断鼎革取代的历史格局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
华国传统的社会机制。会产生一种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这样的社会机制里，社会各阶层相互得不到好的沟通、理解和妥协平衡。反而使整个社会几乎总是处于明争暗斗之中。这种内斗破坏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渐进性。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一轮轮的权力争斗角逐使许多宝贵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许多鲜活的生命，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被毁灭了。随之消逝的还有大量的国土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这一切都成了权力英雄们争斗的牺牲品。留下的是一个贫穷、愚昧、落后的国家。
权力文化的影响，使社会对权力的恶性膨胀有着巨大的容忍空间。人民对暴政根源于经验的缄默、屈从。经常地鼓励着权力的为所欲为。社会被反复地拖向深渊。这种恶性循环，使华国历史发展的模式成为一种几乎没有实质性进步的模式！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政权格局，在近现代的华国愈演愈烈。而专制的程度却往往变本加厉。这种格局。严重地破坏了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严重地破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心态。使之不能有自己稳定的社会角色定位。社会不能保持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发展的空间。历史发展的割裂感严重。这种格局，使整个社会经常笼罩在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中。统治者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暴发户与没落户心态交织的心情。骄奢淫逸，及时行乐。“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心态，弥漫于上层。唯独缺乏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与悲悯情怀。
而被统治者阶层却因为得不到公正人道的待遇。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生活基础贫困脆弱而焦躁不安。这样的格局，使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反应为浮躁。好的传统得不到传承发扬，坏的传统却沉渣泛起，被令人发指地发扬着。恶俗之花在这样的气候土壤中竞相开放。社会矛盾、社会危机得不到有效的渲泄化解，反而在以高速度积累。**势力就这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地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直到将社会腐蚀至崩溃！
一个社会不管是不是资本主义体制，都会有大量金钱、大量财富的存在。这些金钱和财富也总是趋向于集中到某些人或某些机构的手中。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只要掌握了超过个人生活需求的金钱或财富，如何运用这些金钱就会对社会产生影响。金钱数量越大，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巨额金钱的本质应该理解成就是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基础是每个人的趋利性，使用金钱就等于是在行使社会权力。只不过当一个人的金钱数量较少，他花钱的结果更多地是影响他自己，每个个人影响自己的结果要汇总起来才会看出对社会的影响。而富豪的巨额财富，只要一个签名，一个合同，一个决定就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尔-盖茨作为连续多年的世界首富。他的全球最大的慈善捐献，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金钱就是权力”这个本质。
金钱与权力常常结伴而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金钱都可以依靠权力而获得。这就是所谓“资本的原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资本的原罪似乎已经被人们逐渐谅解。对于殖民者掠夺殖民地的罪恶如此。对于贩卖黑奴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早期残酷压榨本国工人如此。甚至到今天的华国，对于各种暴发户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同样如此。当今世界，因发达国家掩饰自己当初罪恶的需要，对于资本的原罪，普遍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所谓资本的原罪，其实就是不当使用权力的结果。这种现象虽然令人不快，但是，清算过去，并不能改变现在。
在资本主义早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等最高社会原则，导致很多掌握大量金钱的资本家，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而花钱。如果参照“金钱就是社会权力”的观念，那么，资本家为自己而大手大脚乱花钱，完全可以视为“以权谋私”，可以视为是将社会权力用来为个人服务。这种“以权谋私”虽然不会被法律定罪，但是，它会被社会的公共道德定罪，因为，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弊大于利的。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人，为个人膨胀的**大量挥霍，最终往往成为败家子，应验“富不过三代”的老话。这种现象可以视为，社会最终剥夺了掌握社会权力却不为社会做贡献的寄生虫。
资本主义早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金钱权力的“以权谋私”十分普遍。没有多少资本家意识到，个人名下的巨额金钱就是一种社会权力。他们把这种数字化的社会权力，等同于个人权力，将社会权力完全用来为个人服务，造成物欲横流的丑陋现实，也造成贫富差别的社会悲剧。在遭遇了几次巨大的危机后，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国家权力减少资本家个人拥有的社会权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就是将资本家的一部分社会权力剥夺。归国家政府掌控，由政府将其行使到对社会最为有利的领域。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将这种金钱的权力强化到极致：除了政府。谁也不能拥有。
高税收其实就是剥夺资本家的个人权力。现代资本主义高福利制度在部分剥夺资本家权力时，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剥夺严重了，就变成社会主义了，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竞争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剥夺轻了，社会权力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在比尔-盖茨成为慈善家之前，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慈善行为或者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善意，或者是想为自己做一个好名声的广告。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大笔花钱其实就是在行使社会权力。即便昨天提到的首位捐献10亿美元的n创始人泰德-特纳。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歪打正着地发现：捐款越多，挣钱越多。
我没有把握说比尔-盖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期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特纳捐献10亿美元的举动显然对比尔-盖茨有很大的启发。比尔-盖茨在后来的几次大笔捐款后，在意识上超越了特纳，他已经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如何花钱的决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向世界展现他的慈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向全世界的资本家做出了一个如何行使社会权力的榜样。
比尔-盖茨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的财富，大约只是他财富总额的万分之一。这个举动似乎向全世界表达了一个含义：比尔-盖茨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后代赚钱。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用于防治艾滋病、教育等领域，也向社会表明了他是要帮助某些弱势的特殊人群。这个举动淡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对于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固定观念。比尔-盖茨的举动至少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信任：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比尔-盖茨钱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几百年来，获得公众这种信任的资本家，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从2004年到2007年。彼尔-盖茨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称号，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比尔-盖茨的软件对于改变世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微软的软件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更主要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当他成为一个慈善家，当他开始决定如何支付自己巨大的金钱时，他才变成真正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比尔-盖茨是在扮演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依靠的就是金钱的权力。
比尔-盖茨大笔慈善捐款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代背景。美国政府为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花费的金钱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如果美国政府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美国政府也未尝不可。但是，比尔-盖茨显然对美国政府的战争开销不太满意。如果把自己挣来的钱交给美国政府，就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把钱花到他不愿看到的地方。正好，美国的政策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可能：钱可以不交给美国政府，仍然留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笔巨额金钱将不再花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花到哪些该花的社会领域。比尔-盖茨这个全球最大慈善家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应该是美国与欧洲政策、法律不同的结果。
比尔-盖茨的慈善其实是在慈善的名义下，行使拥有大量金钱的社会权力。因此，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慈善还是伪善的争论。人们评价他应该从他为什么而花钱的角度来评价，或者说，评价比尔-盖茨的捐献行为，应该从形式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评价，结果将大于行为本身。但是，其他的社会权利都是可以监督的，以慈善名义出现的社会权力，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捐献出来的钱，究竟都干了什么。从好的一面看。比尔-盖茨的行为体现了资本的一个深刻的规律：资本的使用只有是对社会有益的，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从不好的一面看。我们其实不知道比尔-盖茨花出去的钱，到底对谁有益。
但是过早的接触到金钱跟权利，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华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这里。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华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华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华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华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华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
至于象“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之类的论述。比比皆体现为对臣民可能不利于君主的因素，考虑到了入骨的程度。其结果也就对社会活力的禁锢到了极端的程度！
于是“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种制度设计，为皇权的万世一系做好了准备。以后的子孙中。即使出现了不肖的人主，臣下也不敢侵犯他。
韩非的思想方法中——“势者。胜众之资也”、“当今争于气力”、“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莫不将人际关系表述为完全的利益争斗和残酷冷漠。将君主的利益设定为与臣民对立的地位上。并用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的办法来巩固君主的地位。
法家理论的主旨，就是以力服人。以镇压为主要手段。鼓吹强权政治。从制度上设计为君主独览大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这个思想制度体系，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严密、极端的专制主义政治理论学说。华国产生了这样早熟的政治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无奈和悲哀。
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即加强控制、强化极权。这种政治思想自秦以来的二千余年间，在最高统治者的意识中始终未有什么改变。但这种政治思想恰恰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限权分权理念完全不相容的。
然而，这一整套理论，却正好搔到了赢政的痒处。他在读了韩非的文章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暴君和法家人物是多么地心有灵犀，臭味相投！当然。这并不会妨碍他在听信谗言后，轻易地便将韩非处死。其实暴君的内心深处，对这些品质恶劣的政治动物也是鄙视和不信任的。这就是历史上的暴君与酷吏，千古不易的关系辫证法。是华国历史轨迹在法家人物的影响下发生偏移后，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规律。
周王朝的分封诸侯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实是相当合理的制度。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可以通过周王室的协调，可以通过诸侯们的会盟，得到协调解决。诸侯国之间时有的战争。大多不以灭绝对方的国家与宗室为目的。最多也只是改变它的君主，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有限利益。这样的格局，大大地抑制了各国诸侯的专制**。但是这种游戏规则，却被地处边陲的少数民族的秦国打破了。
大规模的征战与杀戮。恰恰是从法家人物影响秦国政治开始的。从秦孝公至秦始皇十三年统一华国。这一段时期秦国斩各国首级百数十万，这在当时的人口基数上，是多么可怕的杀戮！白起一次坑赵降卒四十万于长平。开创了特大规模屠杀的先例。自秦以后。华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大规模，特大规模的屠杀。是秦国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历史之头！山东六国称秦为虎狼之国，是名实相符的。自此以后。从底层打拼出来的新统治者，许多都选取了这个历史经验，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以树威。这已经成为许多华国统治者的思维定式。
法家人物李斯，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华大地，建立了一个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从此这种统一模式成为华国千古不变的统一模式。秦始皇的“千古一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世界历史上与之相对应的欧洲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城邦，以及后一点的罗马共和国，都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是中西方历史最大不同的开始。作为东方文明中心的华国。在几个功名利禄之徒的法家人物影响下，就如此轻易地改变了世界东方板块的历史进程。历史的蝴蝶，就在此时此地扇动了翅膀。从而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这种历史的偏移，是祸是福，其实历史已经不断地做出了回答。只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清理与反思罢了。
秦王朝的建立，是法家人物帮助嬴政建立了一个“嬴者通吃”的政治制度。这个嬴者可以泽及子孙千秋万代。不管子孙们是否有本事继续“嬴”，他们的地位已注定了他们总是嬴。除非有一天一切推倒重来，进行一次新的权力博弈。
“嬴政也者，嬴者通吃之政治之谓也”，这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的黑色幽默！中华民族用了二千多年仍未能读懂它。面对这样的历史黑色幽默，一切有志在华国建设民主政治的有识之士，实在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历史解读和批判。
虽然在我国历史上，也曾有人怀疑过这种制度。例如：黄宗羲就曾说过：“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王夫之点出过，皇权是“以天下私一人”；谭嗣同说过：“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但是这些思想的闪光，都只是凤毛麟角的闪光，片断的闪光。既未在华国人的思想意识里达成广泛的共识，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顽固的权力文化。从而也未造成大的社会影响。君不见，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华国大陆“劝君少骂秦始皇”、“劝君少刺秦始皇”的鼓噪又甚嚣尘上起来了吗？这势头，好象“百代多行秦政治”还要千秋万代实行下去似的！
秦始皇和法家人物共同创建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大一统专制政体。全面地结束了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的宽松、自由、多样性的思想文化发展环境。从此，真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秦朝因为推行暴虐统治很快垮台了。
但是，后来的统治者再也禁不住这种万世一系、高度集权政体设计的诱惑，无不保留了这种皇权体制。而只是在道统、法统方面进行一些有限的修改补充。这种皇权制度被确立后，权力文化在华国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
说秦王朝统一了华国，是一个被偷换的历史概念。其实周朝本来就可以说是一个较宽松的统一国家。在语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方面都有趋同趋势。它保留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自由空间，也保留了民族融合与广泛交流的环境。
统一本来就不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最重要的指标，更不应该是民族国家追求的“唯此唯大”的目标。中华民族对“统一”的过于执着的追求，是大一统极权思维教化的结果。秦王朝的极端控制的统一模式，全面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活力。把秦王朝的统一模式作为唯一的统一模式，更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有意误导。把秦始皇吹捧为“千古一帝”，完全无视他给千百万人民带来的无穷的灾难和生命毁灭。完全无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活力的无情扼杀。是一种全无心肝的，公开鼓吹邪恶的历史观！
生物的多样性，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多样性，是构成地球上多姿多彩的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法则。这是“造物主”安排的，不应被破坏的法则。而文化的多样性，人类社会环境的多样性，则是人类社会生态系统应该遵循的法则。试图用强制的国家权力，在大范围内推行一种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秦王朝的统一模式，就是这种企图在华国第一次实施。从而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华大地文化多样性的活力。华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把这种企图的极端程度实施得越厉害，对国家民族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总之，华国历代的统治者，无不是企图在皇权统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道统、法统，归于一统”的社会。而且这种努力也确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