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小虎的背影,吴零对他的感觉是越来越满意了。(小说文学网)确实,小虎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对方并没有沾染上其他一些军人的毛病,他现在还只是一个真正的军人,而不像是其他的军人已经渐渐的开始变成官员。

    华国官场,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场所。其成员构成、生存状态、生活方式、环境氛围、游戏规则等,都与社会其他阶层大异其趣。因此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场效应”。这种官场的场效应,产生和发展了二、三千年。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这就是官场文化。

    华国的官场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法家、兵家、儒教等思想流派,与历代的帝王权臣,及后宫的宦竖嫔妃都对其发展多有贡献。

    这种文化,到了清末民初,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总结。这些本来“不足为外人道”的术数,这些只隐藏于历史及由官场中暗地师承的学问。被厚黑教主李宗吾先生作了系统的解读。他发现:“一部二十四史,一言以蔽之,厚脸皮,黑心肠而已”。他对厚黑学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喜怒哀乐皆不发谓之厚,发而无顾忌,谓之黑,厚也者天下之本也,黑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至厚黑,天下畏焉,鬼神惧焉,昏君奸臣无一不厚不黑,即使名君贤臣也未必又薄又白。”可见在华国,“不是彻底地厚颜黑心,便不能成为大奸大雄”。这是对华国传统极权社会的政治黑暗和官场**,入木三分的洞烛!

    宗吾先生总结出来的求官做官六字真言,办事用的“锯箭法”、“补锅法”是华国官场中人奉行的官场哲学。这些官场哲学。首先要求求官做官者,必须有强烈的权势欲。而且要善于投机钻营。损公肥私。要不惜降低人格,卑躬屈膝。会胁肩谄笑,溜须拍马。要敢于欺下瞒上,不择手段。要能装聋作哑,难得糊涂。办事不但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待。而且为了个人利益还要会吹嘘,善推诿,甚至要敢于把事情办坏,而且敢于不负责任。就是这样一个奉行着潜规则和负道德人生哲学的群体,充置着华国的统治阶层。主导着华国的历史。怪不得明儒顾炎武要痛心疾首地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在华国社会中,主流社会和民间社会,在价值取向、是非评判、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等方面,长期不能取得一致。甚至出现明显的背离和反差。这样的社会,要获得长期稳定和有序渐进的发展,是相当值得怀疑的。

    华国官场文化的产生,法家人物是先期的奠基者。法家人物奉行的政治哲学、处世哲学、人生哲学是相当统一的。他们的政治哲学,被完全地照搬到人生处世哲学中。鬼谷子的“揣”“摩”二篇。韩非的“事君八术”,可谓是官场事君术的肇始之篇。法家人物的思想内核,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帝王术”。(以后历代许多儒法兼容人物的“帝王师”迷梦,亦由此而来)。在政治上鼓吹尊君和加强君主权势。鼓吹强权政治、迷信极权统治,以镇压为主要手段。从而给华国后来统治者的暴虐无良、刻薄寡恩、视百姓生命如草介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在人生哲学方面,功名利禄之心特别严重。奉行“以权索利”,奉行“势者。胜众之资也”,奉行“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认定助纣为虐的目标。为达目的。不惜采取一切不道德的手段。对人民采取最残忍、最暴虐的政策。这种残暴,严重地残害了当时的人民,也伤害了他们自己的心理,和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主的心理。而且逐步造成了整个民族文化中,残害、漠视生命的恶习。造成了整个社会对弱势群体悲惨命运缺乏悲悯情怀的氛围。

    法家人物这种恶劣实用主义、恶劣功利主义的思想。奠定了华国官场文化的基础。奠定了官场人际关系的基础。使华国主流社会的人际关系,经常处于一种尔虞我诈、倾轧争斗的恶劣状态中。这与儒教人物虚伪的空谈仁义爱惠,正好形成了官场人物双重人格的恶劣道德状态的正反两个面。

    商鞅公开宣称“以权索利”的思想,几乎就此奠定了华国官场疯狂地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风气。“以权索利”,一个“索”字,包含了明显的强迫、强求意味。所以以后便有了战斗后“大索三日”之类的行为。挟权势以索利,何求不得?于是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公共权力市场化,成了华国公开的历史顽症。其它民族国家,也会有贪污**。但是与华国和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种文化性**,已如此广泛地深入人心到了可怕的程度。而在现代文明理念中,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恰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

    法家人物的“法、术、势”三字经,不但贯穿在他们的政治哲学,同时也贯穿在他们的处世做官哲学之中。后来的官场人物,只要迷醉于权势,无不将这三字经,作为他们做官处世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积淀深厚的官场文化远不是这三个字可以概括的,后代的为官者仍在不断地丰富它。

    下面,我们首先从官场人物的人格类型进行探讨。叔孙通订朝仪,让臣下五体投地地跪下来晋见皇帝。就是从制度上强制为人臣者必须以降低人格为代价,来获取权力和其它做官的利益。当然,百姓也同样被强制为见官要下跪(后来的有功名者见官可以不下跪,是对候补同僚的特殊优待)。那么,老百姓一辈子不见官,就可以一辈子不下跪了吗?不,宗法制度中仍有规定。拜祭“天地君亲师”亦同样必须下跪。总之,为官宦者跪着的心态。要比百姓多许多。这种跪着的心态,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骨子里。至于“男儿膝下有黄金”。“推金山,倒玉柱”之类的说法。那只不过是边缘社会精英人物不甘屈服心态的一种表露罢了。

    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思想心理结构,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人格结构。内外不统一,便是一种异化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人格分裂,是双重人格。

    处于简单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中的老百姓,想形成双重人格都难。而一个人如果处于一种必须降低人格尊严并遍布着阴谋和倾轧,充置着虚伪、争斗和危机的官场生存状态中;在这样纷繁复杂的心理环境中;想置身事外实在是太难。尤其是权欲物欲薰心的人。想不形成双重人格实在是太难。怪不得李白禁不住要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了!

    有人说,东瀛人是“暧昧的东瀛人”。其实华国人何尚不是“暧昧的华国人”?在华国的主流社会,只怕还要更暧昧!因为华国人是这种东方文化的发源地、祖师爷!遇事不能直白表达,文章不能开门见山、开诚布公。眼光犹疑闪避戒惧。作报告套话、假话、大话、空话一大套。甚至主流媒体给人的总体印象就是虚假、空洞、浮躁。一切弄得人为的复杂。这是一种虚伪的复杂,内耗的复杂。是历史的复杂,文化的复杂,民族人格的复杂!华国人现在仍在这种历史的复杂中挣扎!

    产生官场文化的基础是传统极权体制。是权力地位的私相授受,是浓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环境氛围。官场人物的病态人格由此产生。

    首先我们要研究的华国官场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也就是太监群体。历史上由秦至清,历朝几乎都出现过权倾朝野、影响极大的太监。例如秦朝的嫪、赵高。汉朝的十常侍。唐朝的高力士、李辅国、仇士良、鱼朝恩。宋朝的王继恩、童贯、梁师成。明朝的王振、刘瑾、魏忠贤。清朝的安德海、李莲英、张兰德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太监因为是被阉割之人,失去了生殖和过正常性生活的能力。这种特殊的身体状态。加之宫庭内的生存环境,从而大多产生出一种畸变的心理状态。当然,对华国历史曾产生过好影响的宦官也有。例如司马迁、蔡伦、郑和等。但是作为一个群体,那是极少的特例。

    绝大多数太监。在取得权势后都成为祸国殃民的帮凶或主凶。他们的那种贴近最高权力,处于权势争斗中心的地位。那种充满倾轧、算计、争斗、波谲云诡的环境。促使他们养成了卑贱、奴性、附势、孤独、迷信、多忌、贪婪、凶残的变态人格。太监的变态人格。作为一种宦竖人格被定型下来,成为了华国官场人格中的一个重要类型。而且对整个官场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极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赵高的指鹿为马的演练,成为历代官场专权树威的经典模式,就是一例。而魏忠贤公开称九千岁,到处立生祠,肆无忌惮地弄权。大量网罗朝廷大臣做干儿子,完全不把满朝文武放在眼里。都是典型的例子。

    宦官群体,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已经终结了。但是它作为一个群体。而且是对华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群体。对官场文化积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群体。其残留下来的影响是长期难以终结的。不信,只要看看辛亥以来,历代有着浓厚权力附庸色彩的官场人物。那些以贴近绝对权力为能事,奉行着宦竖人格的官场人物的作为,就可以明白。

    总之,宦竖人格,作为一个曾长期存在于华国历史的现象。就象酷刑和缠足之类的历史现象一样,对整个民族心理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官场人群中,另一个群体类型的病态人格,是臣妾人格。此群体包括帝王官吏和后宫嫔妃。之所以把帝王也包括在内,一是因为臣妾与帝王的角色是经常可以转换的。例如汉朝的吕后、王莽、董卓、曹操,唐朝的武则天、韦后,以及后来的赵匡胤、慈禧等等。有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取得了帝王地位。有的干脆取而代之,当上了皇帝。历史上的例子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二是“臣”作为动词用,意即“役使、统率”。即现代汉语中的上级领导下级。而这种役使、统率、领导的关系,在等级的阶梯中,处于顶端的是帝王。臣妾相对于帝王而存在,帝王依赖于臣妾以生存。这种生态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其角色定位也不宜绝然分割。

    再者,帝王在一个独立的时间段、空间段,只能有一人。所谓“一山不能存二虎,一国不可有二君”。帝王的群体效应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才能体现。而在历史长河中的群体效应,却怎么看怎么也是:“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要细细分析,在历史上,开国皇帝的表现或各有千秋。而继承大统者,如果遇上“佳子弟”。自身素质较好,又肯虚心纳谏。国家或者还可过上几天好日子。若碰上“无赖儿郎”。自己昏庸愚昧,邪狭不堪。大权或旁落太监,或旁落于外戚权臣,则国家很快就会一塌糊涂。例如明朝就几乎全是这样的“无赖儿郎”。所以,帝王的人格,被列入臣妾人格范畴,是没有被冤枉的。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臣”字,《说文解字》中说它“象屈服之形也”。亦有古人云:“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华国史书上最早出现“臣妾”词组,是在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为吴王夫差战败,“勾践请为臣,妻为妾”。于是,一位国君和他的夫人,就这样作为第一对有名有姓的“臣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华国的历史!这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由此可以推断帝王臣妾的地位是多么的变幻莫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固然是无上的荣耀。早晨贵为王候,晚上沦为阶下之囚,亦是常事。荣枯咫尺可异,瞬息可至。这就是为帝王臣妾者的生存状态。(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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