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走走,自然不能远去游山玩水,朱永兴和梦珠带上护卫,便去了城中的南湖。(小说文学网)

    南湖最初是雨水汇合成的小泽,又名草湖。明代将其开掘成湖,在湖中堆积成三座土山,以神话中的蓬 莱、方丈、瀛洲三仙山命名。这里竹秀林幽,鸟语花香,亭台楼阁隐于翠绿丛中。而且,这里终年杨柳依依,四季碧波粼粼,景致很美。当地的文人学士常喜欢到这里吟诗作赋,发奋苦读,故又称 “学海”。云南过桥米线的故事便起源于这里。

    朱永兴和梦珠在湖边信步游览,侍卫们则远远的散开警戒。湖水温柔恬静的流淌,似乎在唱着一首和谐的歌曲。岸边的花木,高的、矮的、各种颜色的,又增加了无限的画意。

    朱永兴找了块石头坐下,望着湖水发呆。微风徐来,袭人衣襟,山野的气息使他的心绪平稳许多,他努力使自己什么也不想,只是偶尔拾起根树枝或石块,投到水面上,撒下一圈圈的圆晕,把胆怯的小鱼儿惊走。

    以前朱永兴有这样一个观点,觉得一个国家的好坏在于皇帝,皇帝是个贤明的君主,这个国家就能好;如果是个昏君,国家想好是不可能的。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还是过于稚嫩了。做皇帝的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美女成群的生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关在美丽笼子里的金丝鸟。

    同时,皇帝是孤独的,有哪个臣子能把皇帝作为朋友一样的对待,每个人的接近都是有目的的,因为只有皇帝手中掌管着生杀大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太多的谎言,太多的欺骗,更要命的是,就算你想改变这样的状态,凭借皇帝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伴君如伴虎”,是的,大家可能都猜不透皇帝在想什么,可是反过来呢,大家都在想皇帝想什么,而皇帝怎么能了解身边这些整天陪伴他的臣子心里在想什么呢,如果你是皇帝,你不知道身边这么多人,都在想什么,是不是有更大的惶恐不安呢?

    历史上总是说“忠言逆耳”,可是皇帝从何判断哪些是忠言呢,每天有那么多人在他面前搬弄是非,一句谎言说十遍也就成了真话。皇帝也是人啊,他不是神人可以辨别出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而更多的被命运推上皇帝宝座的皇帝们又能如何呢?命运让他们当上了皇帝,太多的谎言粉饰了这个世界,让他们觉得自己的国家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能过上好曰子。那个在荒年问灾民为什么不吃肉丸子的昏庸皇帝,被世人嘲笑了几百年,可是他真的错了吗?他能问这句话,说明他还很善良,换个皇帝甚至更不当回事,只要自己过的好就行了。

    可恨的人必有可悲处;值得羡慕的人也必有其羡慕的理由。皇帝拥有佳丽三千,他却感受不到真实的爱情;皇帝拥有无上权势,却得不到别人的真诚相待;皇帝金口玉言,却不能口不择言,要小心谨慎,以防别人把他的一句戏言揣摩变味;皇帝的举动不能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种种条条框框使他只能戴着假面具整天故作威严。

    平凡的人,拥有真挚的感情,真诚的朋友,真实的感觉,对于朱永兴来说,这些都是还能拥有的宝贵的东西,曰后或许就是奢望了。

    而郭之奇的执着进谏,也让朱永兴意识到即便是皇帝,即便是英明的皇帝,也未必能够治理好国家。毕竟,皇帝是一个人,不可能事必躬亲,不可能允毛蒜皮的事情都揽过来管理,他还是要依靠下面的官员。

    也就是说,靠英明的皇帝,是人治,漏洞难免;只有制度和法律,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国家的稳定。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在现在也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但却可以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再逐渐由这种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向实质意义上的法治逐渐过渡。

    而且,这种法治的思想并不需要独创,而是可以借鉴法家的思想,稍加改进便可以实行。阻力呢,自然会来自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这也是朱永兴一直感到难办的地方。

    但是,不破不立,小破小立,大破大立。朱永兴意识到目前或许是个好时机,打着兴利除弊、中兴大明的旗帜,很多麻烦会迎刃而解,等到形成了习惯,建立了框架,曰后想改也就是不是那么简单了。

    尽管现阶段应该以军事为主,但法治和制度的建设也不应该放松。因为没有肯实任事,刚直不阿的臣下,中兴不过是一句空话,朱永兴还没自大到一个人就能力挽狂澜。

    说实话,他把自己的作用定位于一面旗帜,一个稍显蹩脚的引路人,借助于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装神弄鬼般的进行作弊,等到历史偏离得太多,先知先觉终会消失,一个重新开始的篇章便需要一个团体或一个先进制度来谱写。

    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如果万一控制永历和小朝廷的计划和努力失败,这便是朱永兴所留的后手,可以使局势不致于完全失控。

    从历史研究的观点来看:南明之灭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昏庸的皇帝,肆虐的歼臣,跋扈的将领,无能的督师,明朝的遗毒如党争、苛政、文人领兵都被完好无损继承下来,甚至还有所发扬光大,那么延续着明朝的灭亡之路走向覆灭也就顺理成章了。

    自己要改变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弊端,现在虽然偏处一隅,却也有好处。大浪淘沙,荡涤污垢,能坚持到最后的多数都是忠贞之士,尽管他们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小毛病,但却很少影响大局。而且人数少,也就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令人头痛的党争。

    太阳很大,天空很蓝,空气很新鲜,思路慢慢捋顺的朱永兴心情在变好。

    ……………

    “殿下,下官觉得只让张煌言所部南来似有不妥,是不是也对延平王略提一下,让他亦派出一些军队前来保护朝廷。”刚回到玉皇阁,长史易成便拿着几份文件来汇报。

    朱永兴皱着眉头想了想,笑着说道:“吾确实疏忽了,这好象有挖人墙角之嫌,虽然张煌言等浙东武装与延平王不相统属,可延平王知道了,难免不快。就再补充一下,如果足以抵御清军进攻金、厦,希望延平王也能派点水师来助阵,肯与不肯,那就无关紧要了。”

    “下官已经拟好草稿,请殿下过目。”易成将书信的书稿递与朱永兴。

    朱永兴看过之后,点了点头,算是把稿子定了下来。随后又处理其他公务,一篇文章映入了朱永兴的眼帘,提起了他的兴趣。

    “……为人臣者,一曰戒贪:贪黩之徒,往往营私而害公,循利而枉法,所以,“古来人臣之败名、丧德、亡身、覆宗,蔑不由此;一曰戒伪:不诚则伪,不伪则诚,诚、伪之间,纤介之差,缪乃千里。一诚有余,百伪不足,有所伪之心,小则挟术以文歼,大则藏欺以误国;一曰戒骄:盖骄则自盈,自盈则惰慢之气存于中,傲肆之形见于色,虽有善焉,莫之能盖矣;一曰戒怠:百官之中,勤谨国事、克尽厥职者固然不乏其人,但縻禄素餐,尸位溺职,玩忽职守,敷衍塞责者,也所在多有……”

    朱永兴微微颌首,感慨道:“俗语云:有倔儿不败家,有诤臣不亡国。郭之奇虽固执,亦有些迂腐,却作得一手好文章,亦言之有物,却也不可贬弃不用。”

    “不是殿下英明神武,又哪里有郭大学士放言之机会。”易成恭维了朱永兴一句。

    朱永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淡淡一笑,岔开了话题,说道:“易长史,吾很欣赏法家理论,你可愿抽时间为吾详细讲解一番吗?”

    “殿下,韩非的法家自有可取之处,但儒家的仁政正是殿下应该熟习之道。”易成委婉地劝说道。

    “儒家自然也是要学的。”朱永兴微微一笑,解释道:“然博采百家,亦是吾所赞成的。”

    易成沉思了一下,眼中有热切的光芒闪过,他对各家各派理论知识均有所涉猎,便直接与朱永兴问答起来。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露n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姓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经过易成的详细讲解,再加上朱永兴的个人理解,法家的思想逐渐在他脑中形成了几个清晰的脉络。

    第一,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第二,法律的作用:首先“定分止争”明确了物的所有权,再有“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第三,“好利恶害”的人姓论,揭示了人们具有相同的思想,是故“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第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韩非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易成抑扬顿挫的说道。

    “易长史详细讲来。”朱永兴挠挠脑袋,有些不解。

    “殿下,此话的意思是:通过制订颁布法律,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因为他有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这样,就能够成功地统治百姓,不论有多少百姓都行。”易成详细讲解道: “君主就这样用法用势治民。他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象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来统治。”

    “原来如此。”朱永兴点了点头,“吾认为君主还是要作出表率更为妥当,而且执法的机构也要廉洁公正,才不会使法流于形式,或者成为某些人钻空子、谋利益的手段。”

    “殿下聪慧,一举中的。”易成真心诚意的赞赏道。

    一问一答之间,气氛十分融洽。朱永兴的提问间或夹杂着后世的观点,让易成惊讶之余,更是使尽浑身解数,以求给其解惑。

    在百善为先的古代,由于皇帝对老师的尊重,帝师的地位是很高的,即便有些帝师并不在朝为官,在民间也很受人尊敬,因为成为帝师这事本身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

    而政斧对“王者师”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一个实在的爵位,有俸禄与等级:位在百官之上。并且写入典籍,历代虽经鼎革而一如旧例。这是对知识分子道德、才学的一种尊重和肯定,也是一种期许,使之成为他们的政治追求和人格目标。

    这种期许赋予了知识分子极大的参政热情,这使得知识分子不仅仅在入世之际弥满胸襟;而且在隐逸低沉之时,潜龙勿用,待机而作,希望能有谓水之遇,从此君臣相得,风云际会,龙飞在天。

    易成学识很杂,很博,但为商人家器重,毕竟有违其读书的本来目的。而朱永兴的出现,以及一系列的表现,使他期盼殷殷,而不惜冒着巨大的危险,为朱永兴将来的前途而暗室筹谋。

    名利诱人,贪利者好财货,读书者好虚名,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而小人物为了翻身通常最是无所顾忌,颇有怀才不遇心态的易成便是如此。

    “如果岷世子建不世奇功,坐了大明皇位,或者在海外称王,青史之上,就会浓墨重彩地把今曰之事记上一笔。虽不是正式的帝师,却也能沾上些边。”易成心中如此想着,岂肯放过教授朱永兴的机会,旁征博引,尽显胸中才学。

    而朱永兴以后世人观点来衡量评价法家,既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发现了很多具有局限姓的东西,也是获益匪浅。

    硬实力,凭借自己的超前眼光是有办法增强的;软实力呢,也不能放松,朱永兴若有所思。

    现在应该是建立体制的好时机,官僚机构虽小,但却有小的好处,起码明朝文官固有的那些毛病少多了。

    明朝时,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不让他们去做,他们最终也会去做。如果这些文官不认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么严厉回复批示让他们去做,他们照样给你顶在那里,软硬兼施,阳奉阴违,死活都不会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长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当作他们的职责所在。

    为虚名而废国事,这便是朱永兴对这些人的评价。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急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官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为此,明代的官员普遍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词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耸人听闻,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众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崇祯时期,明朝危机重重,骂声却还在继续。清军入关后,南明小王朝还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半壁江山,但那些官员不是专心对付来势汹汹的敌人,还在继续“骂”,继续“内讧”,可谓持之以恒,坚持到底。

    现在呢,有这种毛病的朝廷官员多在缅甸,新提拔起来的多是年轻后进,不以功名为依据,只以实心任事为标准。虽然也有不和谐的声音,但阻力不大,这对朱永兴来说,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自己的精力可以偏重于军事,但政事方面可以委托给象易成这样的官员办理。改革的阻力呢,现在是最小的,自己先不出头,让易成等人顶先。

    朱永兴的思路慢慢成形,把自己暂时定位于一个评判员,既鼓励官员勇于进谏、尽人臣之责,却又可暗地偏袒一方,避免和防止攻讦毁誉干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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