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宁点点头说道：“这倒也是，咱们做事总得师出有名，否则影响不好，而且这种正面火拼的事，能少做尽量还是得少做，毕竟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军管时代了，日本政府和自卫队都急需建立威信，咱们还是别往窗口上撞了。”
然后，他话锋一转，又说道：“但是，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得给山口组一个教训。犬次郎，你去查一下山口组现在的主要生意都有什么，他既然敢在觉醒剂上面阻击咱们，那咱们也能在他的地盘上捣捣乱，到时候一旦他忍不住，率先出手，那咱们再反击收拾他们，别人就说不出来什么了。”
犬次郎有些不甘心的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出去，忽然青山润一开口说道：“托尼，我记得总会屋好像是山口组的一个主要进项，这方面咱们是不是能想想办法。”
青山润一所说的总会屋是日本商界的一个特有现象。“总会屋”是一群特殊股东，有的还跟暴力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以协助股东大会顺利进行为理由向企业索要钱物，如被拒绝，便扰乱股东的发言、影响股东大会的正常进行。他们的行为极大地剥夺了一般个人股东参与经营的权利。
“总会屋”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日本股份公司成立之时。1903年左右，一些类似“总会屋”的不法行为就已被报纸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和战中，一些被称为羽织浪人的右翼政客就出入各大公司索要钱财。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总会屋”的活动也日益频繁。而且为了寻找新的资金源，暴力团开始积极地参与“总会屋”的活动，由此暴力团和“总会屋”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巅峰时候“总会屋”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他们的活动甚至可以左右股东大会，使一般股东的发言权被剥夺。他们的存在也是造成日本股东大会有名无实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总会屋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和日本的国民性及经营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日本人回避矛盾的国民性给了“总会屋”可乘之机。日本人是好面子的民族，在人前受责问或与人争吵都会被认为是耻辱。因此通常人们认为股东会时间越短就越没有问题，也就越成功。为了回避矛盾、掩盖会出现的问题，经营者采取了姑息的方法来让股东会平安无事地在短时间结束。比如被迫接受“总会屋”的协助或缩短股东会的时间等等。“总会屋”正是利用了这种息事宁人的心理。但其中也有毫不危惧与之做“斗争”的企业。日本股东会最长记录是1984年索尼公司的股东大会。一共持续了13小时39分。会上。大贺社长和其他的经营人员没有向“总会屋”妥协，堂堂正正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尽管这还是少数，但要恢复股东会的治理机能，遏止经营者的违法投机行为。必须灭绝“总会屋”，使股东会成为有实质意义的大会。
其次是经营者不够职业化。日本的经营者都是从从业员一步一步努力奋斗到这个位置的。他们对公司情况了如指掌却不一定是精通经营的专家。因此当矛盾出现时缺乏总体协调和运营股东会的能力。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和企业的社会信用，只好向“总会屋”妥协。因此在日本迫切需要建立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教育机构和市场，使真正擅长经营的人脱颖而出承担掌管企业的重任。
青山润一在与唐宁合作之前。也曾经受到过类似于总会屋组织的骚扰，所以对此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暴力组织敢来冲绳跟他捣乱，但在他心里依旧极其厌恶这种组织，而且他在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也没少听到他们受到总会屋骚扰的抱怨，所以知道了山口组在这方面的规模有多大。因此在唐宁提出要针对山口组财源进行针对性打击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一点。
北原老头的年纪有些大了，而且他这种家族式企业也不可能有总会屋人员的加入。所以他对这种事不太了解，在听青山润一给他讲解了一下之后，有些不以为意的说道：“这种事咱们怎么插手啊？难不成你让咱们的人也去做这种缺德的生意，好断掉山口组在这方面的进项？”
青山润一哭笑不得的说道：“您老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对这种事最是深恶痛绝，又怎么可能让咱们的孩子去干这种事呢？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接受这方面委托的公司，比如说一家公司要开股东会的时候，明知道里面有总会屋的无赖，但又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就可以来找咱们帮忙，这样一旦总会屋的人出手捣乱，咱们的人就可以直接进行制止，这样咱们师出有名，谁都挑不出毛病来。还能借此赚上一笔钱，毕竟找咱们帮忙总比被总会屋这帮人坑害要轻的多。”
唐宁点点头：“恩，这个办法不错，既断了山口组的财源，给了他们教训，咱们还能赚上一笔，最后还能借此给减少损失的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印象，为以后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创造便利，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的确值得尝试一下。”然后转头问向大山倍达：“大山，怎么样，这种任务你们护卫队有没有把握？”
大山倍达抓了抓光秃秃的大脑袋，有些迟疑的说道：“要说以暴制暴，那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这股东会我手下的这帮小伙子们不太懂啊。”
看着大山倍达这个尴尬样子，唐宁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解围道：“大山，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人只负责武力就行了，其他的谈判和辩论我让市井星奈配合你，现在她手底下那帮做小额金融信贷的家伙嘴皮子都利索着呢。”(未完待续。)
然后，他话锋一转，又说道：“但是，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样算了，必须得给山口组一个教训。犬次郎，你去查一下山口组现在的主要生意都有什么，他既然敢在觉醒剂上面阻击咱们，那咱们也能在他的地盘上捣捣乱，到时候一旦他忍不住，率先出手，那咱们再反击收拾他们，别人就说不出来什么了。”
犬次郎有些不甘心的答应了一声，刚要走出去，忽然青山润一开口说道：“托尼，我记得总会屋好像是山口组的一个主要进项，这方面咱们是不是能想想办法。”
青山润一所说的总会屋是日本商界的一个特有现象。“总会屋”是一群特殊股东，有的还跟暴力组织有着密切联系。他们以协助股东大会顺利进行为理由向企业索要钱物，如被拒绝，便扰乱股东的发言、影响股东大会的正常进行。他们的行为极大地剥夺了一般个人股东参与经营的权利。
“总会屋”的历史据说可以追溯到日本股份公司成立之时。1903年左右，一些类似“总会屋”的不法行为就已被报纸曝光。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前和战中，一些被称为羽织浪人的右翼政客就出入各大公司索要钱财。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总会屋”的活动也日益频繁。而且为了寻找新的资金源，暴力团开始积极地参与“总会屋”的活动，由此暴力团和“总会屋”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巅峰时候“总会屋”的人数已达到5000人。他们的活动甚至可以左右股东大会，使一般股东的发言权被剥夺。他们的存在也是造成日本股东大会有名无实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总会屋之所以如此顽固是和日本的国民性及经营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是日本人回避矛盾的国民性给了“总会屋”可乘之机。日本人是好面子的民族，在人前受责问或与人争吵都会被认为是耻辱。因此通常人们认为股东会时间越短就越没有问题，也就越成功。为了回避矛盾、掩盖会出现的问题，经营者采取了姑息的方法来让股东会平安无事地在短时间结束。比如被迫接受“总会屋”的协助或缩短股东会的时间等等。“总会屋”正是利用了这种息事宁人的心理。但其中也有毫不危惧与之做“斗争”的企业。日本股东会最长记录是1984年索尼公司的股东大会。一共持续了13小时39分。会上。大贺社长和其他的经营人员没有向“总会屋”妥协，堂堂正正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尽管这还是少数，但要恢复股东会的治理机能，遏止经营者的违法投机行为。必须灭绝“总会屋”，使股东会成为有实质意义的大会。
其次是经营者不够职业化。日本的经营者都是从从业员一步一步努力奋斗到这个位置的。他们对公司情况了如指掌却不一定是精通经营的专家。因此当矛盾出现时缺乏总体协调和运营股东会的能力。他们为了保全自己和企业的社会信用，只好向“总会屋”妥协。因此在日本迫切需要建立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教育机构和市场，使真正擅长经营的人脱颖而出承担掌管企业的重任。
青山润一在与唐宁合作之前。也曾经受到过类似于总会屋组织的骚扰，所以对此是深恶痛绝。虽然现在没有任何暴力组织敢来冲绳跟他捣乱，但在他心里依旧极其厌恶这种组织，而且他在与其他公司合作的时候。也没少听到他们受到总会屋骚扰的抱怨，所以知道了山口组在这方面的规模有多大。因此在唐宁提出要针对山口组财源进行针对性打击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这一点。
北原老头的年纪有些大了，而且他这种家族式企业也不可能有总会屋人员的加入。所以他对这种事不太了解，在听青山润一给他讲解了一下之后，有些不以为意的说道：“这种事咱们怎么插手啊？难不成你让咱们的人也去做这种缺德的生意，好断掉山口组在这方面的进项？”
青山润一哭笑不得的说道：“您老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对这种事最是深恶痛绝，又怎么可能让咱们的孩子去干这种事呢？我的意思是咱们可以专门成立一个接受这方面委托的公司，比如说一家公司要开股东会的时候，明知道里面有总会屋的无赖，但又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就可以来找咱们帮忙，这样一旦总会屋的人出手捣乱，咱们的人就可以直接进行制止，这样咱们师出有名，谁都挑不出毛病来。还能借此赚上一笔钱，毕竟找咱们帮忙总比被总会屋这帮人坑害要轻的多。”
唐宁点点头：“恩，这个办法不错，既断了山口组的财源，给了他们教训，咱们还能赚上一笔，最后还能借此给减少损失的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印象，为以后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创造便利，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的确值得尝试一下。”然后转头问向大山倍达：“大山，怎么样，这种任务你们护卫队有没有把握？”
大山倍达抓了抓光秃秃的大脑袋，有些迟疑的说道：“要说以暴制暴，那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可这股东会我手下的这帮小伙子们不太懂啊。”
看着大山倍达这个尴尬样子，唐宁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解围道：“大山，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的人只负责武力就行了，其他的谈判和辩论我让市井星奈配合你，现在她手底下那帮做小额金融信贷的家伙嘴皮子都利索着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