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之中，虽然一改自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
它有了“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这般规定，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
同时，也将商人纳入了征税的范畴之内。不过，却只有一句“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而已。对于向商人征收何种税目，征收多少，却未有做出一个细致详尽的划分和规定来。
盖因古人并无商品经济之意识，对于商人，也只是按照户头收取了户税而已。
或者说，其实在古时候，统治阶级，也就是“士”这一阶层，对于商品经济，其实是有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的。封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潜意识中本能的恐惧。因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危及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
这一次，夏鸿升准备将工商写入税制，同时也准备朕将一些常见的商业税种加入到税法之中。
同样的，商人的权利，也借此机会得到一些李世民能够接受的程度内的解放。
“陛下，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夏鸿升对李世民说道：“所以农人贫困，他们本身所能够创造出来的财富基数就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基数上面，朝廷要收税，农民要生活，可东西就那么多，所以就导致了农民的生活困苦，朝廷的收入也不多。”
“不错，百姓之苦，朕看在眼里，所以朕才减免赋税，重新丈量土地，划分田亩，力图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李世民点了点头，说道。
夏鸿升又继续说道：“而商贾呢？说得难听一些，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陛下，这话听起来，是不是便觉得商人可恨可恼？”
“不错。”李世民皱了皱眉头，说道。
“所以自古以来，因为这样的商人令人觉得可恨可恼，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会重农抑商，还会去贬低商人的地位，比如秦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衣物，汉代规定商人申报不实要没收家财……到了我朝，亦规定商户不能入朝为官，其子嗣亦不可参与科举，诸如此类。”夏鸿升笑了笑，对李世民说道：“可是陛下，用这些规矩来惩罚商人，最后的结果呢？是，商人是地位低下了，是为人所不齿了，是被文人们看不起了。可于国来说，朝廷无视了这一最能够积累财富的群体，放过了这一块肥肉，于商人自己来说，他们虽然受到了种种歧视，可他们所赚取的钱财，却一点儿没少。他们的生活过的更好，商人始终都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其实，治理商人，就应当像当初大禹治水一般，堵不如疏啊！”
“如何疏？”李世民听得倒是起了兴趣来，又往前坐了坐，问道。
“逐步放开对商人的部分限制，对商人的行为，不是以限制其同其他百姓一样的权利，而是通过律法和税收来加以管控和引导。”夏鸿升沉声说道。
“放开商限？！”李世民双眼一凝，眉头紧蹙，盯着夏鸿升，一字一顿的说道：“你是在同朕说笑？”
夏鸿升摇了摇头：“微臣并非说笑。开放商限，使商人同寻常百姓拥有一样的权利。相应的，商人须向朝廷纳税。如此一来，商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加有利，便不会反对纳税。同时，朝廷也获得了极大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被朝廷用来投入农业，又或是其他地方，使得其他各个行业也有所发展。朝廷从商人身上得到收入，拿来反哺其他行业。当然，朝廷须对商人的交易市场进行监管，以防个别商人结党垄断，这里面还有许多要管控商业的地方，具体出来就十分细琐了。另外，朝廷还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来引导商人。比方说朝廷要鼓励海商了，那就对海商减税，或是返税，减少关税，这样一来，商人们就积极投身海商。朝廷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带鄙夷和刻意压迫的去制定出一部律法来，规定商人能够怎样做生意，不能怎样做生意。如此一来，向商人纳税，就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反而带给了他们便利。他们自然就会主动纳税。”(未完待续。)
它有了“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这般规定，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
同时，也将商人纳入了征税的范畴之内。不过，却只有一句“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而已。对于向商人征收何种税目，征收多少，却未有做出一个细致详尽的划分和规定来。
盖因古人并无商品经济之意识，对于商人，也只是按照户头收取了户税而已。
或者说，其实在古时候，统治阶级，也就是“士”这一阶层，对于商品经济，其实是有一种潜意识中的恐惧心理的。封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潜意识中本能的恐惧。因资产阶级的壮大，必然危及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
这一次，夏鸿升准备将工商写入税制，同时也准备朕将一些常见的商业税种加入到税法之中。
同样的，商人的权利，也借此机会得到一些李世民能够接受的程度内的解放。
“陛下，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署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夏鸿升对李世民说道：“所以农人贫困，他们本身所能够创造出来的财富基数就不多。在这为数不多的基数上面，朝廷要收税，农民要生活，可东西就那么多，所以就导致了农民的生活困苦，朝廷的收入也不多。”
“不错，百姓之苦，朕看在眼里，所以朕才减免赋税，重新丈量土地，划分田亩，力图使百姓可以安居乐业。”李世民点了点头，说道。
夏鸿升又继续说道：“而商贾呢？说得难听一些，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陛下，这话听起来，是不是便觉得商人可恨可恼？”
“不错。”李世民皱了皱眉头，说道。
“所以自古以来，因为这样的商人令人觉得可恨可恼，所以历朝历代的君王，都会重农抑商，还会去贬低商人的地位，比如秦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衣物，汉代规定商人申报不实要没收家财……到了我朝，亦规定商户不能入朝为官，其子嗣亦不可参与科举，诸如此类。”夏鸿升笑了笑，对李世民说道：“可是陛下，用这些规矩来惩罚商人，最后的结果呢？是，商人是地位低下了，是为人所不齿了，是被文人们看不起了。可于国来说，朝廷无视了这一最能够积累财富的群体，放过了这一块肥肉，于商人自己来说，他们虽然受到了种种歧视，可他们所赚取的钱财，却一点儿没少。他们的生活过的更好，商人始终都是最有钱的那一部分。其实，治理商人，就应当像当初大禹治水一般，堵不如疏啊！”
“如何疏？”李世民听得倒是起了兴趣来，又往前坐了坐，问道。
“逐步放开对商人的部分限制，对商人的行为，不是以限制其同其他百姓一样的权利，而是通过律法和税收来加以管控和引导。”夏鸿升沉声说道。
“放开商限？！”李世民双眼一凝，眉头紧蹙，盯着夏鸿升，一字一顿的说道：“你是在同朕说笑？”
夏鸿升摇了摇头：“微臣并非说笑。开放商限，使商人同寻常百姓拥有一样的权利。相应的，商人须向朝廷纳税。如此一来，商人有了更多的机会，更加有利，便不会反对纳税。同时，朝廷也获得了极大的收入，这些收入可以被朝廷用来投入农业，又或是其他地方，使得其他各个行业也有所发展。朝廷从商人身上得到收入，拿来反哺其他行业。当然，朝廷须对商人的交易市场进行监管，以防个别商人结党垄断，这里面还有许多要管控商业的地方，具体出来就十分细琐了。另外，朝廷还可以通过调节税收，来引导商人。比方说朝廷要鼓励海商了，那就对海商减税，或是返税，减少关税，这样一来，商人们就积极投身海商。朝廷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带鄙夷和刻意压迫的去制定出一部律法来，规定商人能够怎样做生意，不能怎样做生意。如此一来，向商人纳税，就不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反而带给了他们便利。他们自然就会主动纳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