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这一天真的到来了。”
在徐振波感慨于自己经历的惊天逆转之时，在大洋彼岸一处大型露天铜矿的采矿场旁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在发出同样的惊叹。
这是智利的丘马铜矿，铜金属储量4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不久前，由中国红河渡矿业集团牵头，罗冶集团等若干家企业入股组建的一家投资公司，以约合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成为矿山的第一大股东。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是红河渡矿业集团的前身——原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名叫邹秉政。20多年前，为了解决罗冶自卸车销售的问题，冯啸辰前往红河渡铜矿，与邹秉政进行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说服了邹秉政接受罗冶自卸车。在那之后，红河渡铜矿不仅不再拒绝国产矿山装备，还拿出资金，在矿山成立了一个国产装备实验研究中心，帮助罗冶、林重等矿山机械企业改进技术，优化产品。
那一次，冯啸辰用来说服邹秉政的道理，正是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出口矿产资源来换取先进装备，而是应当发展自己的装备制造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生产的装备来换取国外的矿产资源。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邹秉政也早已从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赋闲在家。不过，离休后的邹秉政依然积极支持国产矿山装备的研发，很多次红河渡铜矿与罗冶、林重等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以红河渡老领导的身份站出来，要求铜矿方面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于小集体利益。
邹秉政在红河渡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为人正派，继任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说话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听从他的安排，与罗冶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屡屡在心里感叹当年那位20刚出头的重装办年轻干部对老邹的洗脑真是太彻底了。
冯啸辰当年预言中国未来将要去开发国外的矿山，而把自己的资源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对于这一点，红河渡的干部们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个年代，“外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国”的范围内排名靠后的南美国家，相比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先进的。指望外国人买中国制造的设备，再用他们的矿产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可是，这一天居然真的来临了。当罗冶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伟龙亲自到红河渡来找矿业集团领导商量收购丘马铜矿股权事宜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惊讶，因为国内的矿业集团在海外收购矿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经过50多年的开采，红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购买丘马铜矿股权的资金，大部分都返回中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企业制造的装备，而罗冶就是这些装备的制造商之一。罗冶早年引进美国海菲公司的技术，制造150吨电动轮自卸车。这些年，罗冶消化吸收了引进技术，先后开发出180吨、220吨和300吨的各种自卸车车型，技术上也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现在罗冶销售一辆自卸车，可以换回几千吨铜金属，真正是一本万利了。
“站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小冯跟我说的话。”邹秉政也是唏嘘不已。用矿石换装备，换到最后必然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这一点，是20多年前冯啸辰向他说起过的。那时候，邹秉政自矜于红河渡铜矿每年能够有几千万美元的出口创汇，丝毫不把罗冶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放在眼里，反而觉得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国产装备是耽误矿山生产。结果，冯啸辰闯到红河渡，借酒撒疯，指着邹秉政的鼻子骂他是老落后、老不要脸，最终骂醒了他。
现在看来，冯啸辰的话是正确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强大了，利用罗冶等企业生产的装备，红河渡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按照丘马铜矿4000万吨的铜金属储量计算，红河渡的股权相当于1400万吨铜金属，这比红河渡铜矿的总储量还要高出五成有余。
“这次请邹局长到智利来，就是小冯拍的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还真不敢让您万里迢迢地坐飞机过来呢。”王伟龙笑呵呵地对邹秉政说。
听说红河渡矿业集团获得了丘马铜矿的股权，邹秉政就申请要到智利来看看。照他的说法，他已经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临去见自己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之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有1/3属于中国的矿山，这样也算是对自己一辈子有个交代了。
邹秉政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矿业集团和王伟龙这边都不敢答应。因为老邹此时已经是90岁高龄，虽说平时身体还过得去，但万一路上有个闪失，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因为知道冯啸辰与邹秉政关系不错，王伟龙便把此事告诉了冯啸辰，原本是希望冯啸辰能够劝一劝老邹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谁知道，冯啸辰反而是站在了邹秉政一边，声称如果医生认为老邹的身体能够经得起一万多公里航程的折腾，那么就遂了他的意愿为好。
此事最终还惊动了中央，一位高层领导指示，像邹秉政这样的老革命，想去亲眼看看国家的成就，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邹秉政的身体状况允许，那么就安排他到智利去走一趟。为此，领导还亲自安排了一个医疗小组随同邹秉政出行，随时为他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这是他欠我的。”邹秉政装出一副愤愤然的样子说，“当年为了说服我接受你们的自卸车，他可是把我骂成了老落后、老不要脸。现在你们真的成功了，他还不得让我来看看。我的岁数，都够当他爷爷了，能平白无故被他骂一回吗？”
王伟龙是知道这段旧事的，他哈哈笑道：“这个小冯，当年可真是年少轻狂。也就是邹老您高风亮节，不和他一般见识。换成任何一个心胸狭窄的领导，恐怕早就受不了了。”
“他说得对。我的确是个老落后，不过，我可不是老不要脸。”邹秉政也笑着说，“搞建设，就是需要像你们这样敢打敢冲的年轻人。这不叫年少轻狂，而是有锐气。把国家交到你们手上，我们这些老人也能放心了。”
“哈哈，邹老，我也是过了60岁的人了，小冯还算年轻，不过也40多岁了。真正的年轻人是他们！”
说到这里，王伟龙用手指了指前面，那里有几位20来岁的罗冶技术员，正在向丘马铜矿的工程师们讲解着自卸车的驾驶与维护知识。那些智利的工程师看起来岁数都不小了，最年轻也得有奔四的年龄，罗冶的这些年轻技术员站在他们面前，丝毫不显怯懦，反而隐隐有些骄傲之色，那是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底气。
在徐振波感慨于自己经历的惊天逆转之时，在大洋彼岸一处大型露天铜矿的采矿场旁边，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也在发出同样的惊叹。
这是智利的丘马铜矿，铜金属储量4000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铜矿之一。不久前，由中国红河渡矿业集团牵头，罗冶集团等若干家企业入股组建的一家投资公司，以约合4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成为矿山的第一大股东。
坐在轮椅上的这位老人，是红河渡矿业集团的前身——原红河渡矿务局的老局长，名叫邹秉政。20多年前，为了解决罗冶自卸车销售的问题，冯啸辰前往红河渡铜矿，与邹秉政进行过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说服了邹秉政接受罗冶自卸车。在那之后，红河渡铜矿不仅不再拒绝国产矿山装备，还拿出资金，在矿山成立了一个国产装备实验研究中心，帮助罗冶、林重等矿山机械企业改进技术，优化产品。
那一次，冯啸辰用来说服邹秉政的道理，正是认为中国不能永远依靠出口矿产资源来换取先进装备，而是应当发展自己的装备制造业，以便有朝一日能够用自己生产的装备来换取国外的矿产资源。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的时间，邹秉政也早已从矿务局局长的位置上离休，赋闲在家。不过，离休后的邹秉政依然积极支持国产矿山装备的研发，很多次红河渡铜矿与罗冶、林重等企业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他都以红河渡老领导的身份站出来，要求铜矿方面以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于小集体利益。
邹秉政在红河渡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为人正派，继任的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说话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听从他的安排，与罗冶等企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屡屡在心里感叹当年那位20刚出头的重装办年轻干部对老邹的洗脑真是太彻底了。
冯啸辰当年预言中国未来将要去开发国外的矿山，而把自己的资源封存起来，留给子孙后代。对于这一点，红河渡的干部们大多数是持怀疑态度的。在那个年代，“外国”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国”的范围内排名靠后的南美国家，相比中国而言也是非常先进的。指望外国人买中国制造的设备，再用他们的矿产资源来偿还，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可是，这一天居然真的来临了。当罗冶集团的副总经理王伟龙亲自到红河渡来找矿业集团领导商量收购丘马铜矿股权事宜的时候，大家并没有觉得惊讶，因为国内的矿业集团在海外收购矿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经过50多年的开采，红河渡这座国内最大的铜矿已经濒临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开拓这一条道路。矿业集团此前就已经开始在海外寻找合作对象了，只是一时还没有确定最佳的选择而已。
丘马铜矿是罗冶新开拓的客户。这家铜矿的储量虽大，开发却非常滞后，受资金的限制，矿山采用的装备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低下，而这又导致了矿山的利润微薄，从而难以筹措资金更新设备，陷入了恶性的循环。
这时候，罗冶的业务人员找到了丘马铜矿的董事会，建议他们从中国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中国投资者提供的资金购买先进的大型露天矿设备，扩大产能。丘马铜矿董事会经过审慎考虑，接受了这个方案，因此才有了王伟龙的红河渡之行。
各方的谈判细节自不必细说，红河渡矿业集团从国家投资银行申请到了一笔大额贷款，用以购买丘马铜矿的35%股权。国家在发放这笔贷款时附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贷款中的70%必须用于购买中国制造的矿山装备，余下30%才能用于矿山的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购买那些中国企业无法制造的装备。
这个贷款条件，对于丘马铜矿方面来说，并不觉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业从西方国家获得投资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同类条件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南美经济高速发展，兴建了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包括投资高达170亿美元的伊泰普水电站等，其中的资金大多来自于西方银行财团。这些西方银行财团向南美国家投资建设资金时，往往都会要求接受贷款的国家必须从西方企业采购设备。结果，从西方银行拿到的钱，转个手又回到了西方企业的手里，并未给南美本地的制造企业创造出机会。
借钱搞建设，却未能培育出本土的制造企业，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要还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偿债能力。于是，一场金融风暴便呼啸而来，席卷了所有的南美国家，并让“拉美化”这个词成为对一个经济体的最恶毒的诅咒。
“我们没有陷入这个诅咒。”
站在丘马铜矿的采矿场旁边，望着面前深深的矿坑，王伟龙自豪地说道。
购买丘马铜矿股权的资金，大部分都返回中国国内，用于购买中国企业制造的装备，而罗冶就是这些装备的制造商之一。罗冶早年引进美国海菲公司的技术，制造150吨电动轮自卸车。这些年，罗冶消化吸收了引进技术，先后开发出180吨、220吨和300吨的各种自卸车车型，技术上也早已实现了完全的自主。现在罗冶销售一辆自卸车，可以换回几千吨铜金属，真正是一本万利了。
“站在这里，我才真正理解了当年小冯跟我说的话。”邹秉政也是唏嘘不已。用矿石换装备，换到最后必然陷入一无所有的状态，这一点，是20多年前冯啸辰向他说起过的。那时候，邹秉政自矜于红河渡铜矿每年能够有几千万美元的出口创汇，丝毫不把罗冶这些装备制造企业放在眼里，反而觉得他们要求自己接受国产装备是耽误矿山生产。结果，冯啸辰闯到红河渡，借酒撒疯，指着邹秉政的鼻子骂他是老落后、老不要脸，最终骂醒了他。
现在看来，冯啸辰的话是正确的，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发展起来了，强大了，利用罗冶等企业生产的装备，红河渡获得了丘马铜矿35%的股权。按照丘马铜矿4000万吨的铜金属储量计算，红河渡的股权相当于1400万吨铜金属，这比红河渡铜矿的总储量还要高出五成有余。
“这次请邹局长到智利来，就是小冯拍的板。您这么大岁数，我们还真不敢让您万里迢迢地坐飞机过来呢。”王伟龙笑呵呵地对邹秉政说。
听说红河渡矿业集团获得了丘马铜矿的股权，邹秉政就申请要到智利来看看。照他的说法，他已经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临去见自己那些牺牲的老战友之前，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有1/3属于中国的矿山，这样也算是对自己一辈子有个交代了。
邹秉政提出这样一个要求，矿业集团和王伟龙这边都不敢答应。因为老邹此时已经是90岁高龄，虽说平时身体还过得去，但万一路上有个闪失，谁能负得起责任呢？
因为知道冯啸辰与邹秉政关系不错，王伟龙便把此事告诉了冯啸辰，原本是希望冯啸辰能够劝一劝老邹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谁知道，冯啸辰反而是站在了邹秉政一边，声称如果医生认为老邹的身体能够经得起一万多公里航程的折腾，那么就遂了他的意愿为好。
此事最终还惊动了中央，一位高层领导指示，像邹秉政这样的老革命，想去亲眼看看国家的成就，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邹秉政的身体状况允许，那么就安排他到智利去走一趟。为此，领导还亲自安排了一个医疗小组随同邹秉政出行，随时为他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这是他欠我的。”邹秉政装出一副愤愤然的样子说，“当年为了说服我接受你们的自卸车，他可是把我骂成了老落后、老不要脸。现在你们真的成功了，他还不得让我来看看。我的岁数，都够当他爷爷了，能平白无故被他骂一回吗？”
王伟龙是知道这段旧事的，他哈哈笑道：“这个小冯，当年可真是年少轻狂。也就是邹老您高风亮节，不和他一般见识。换成任何一个心胸狭窄的领导，恐怕早就受不了了。”
“他说得对。我的确是个老落后，不过，我可不是老不要脸。”邹秉政也笑着说，“搞建设，就是需要像你们这样敢打敢冲的年轻人。这不叫年少轻狂，而是有锐气。把国家交到你们手上，我们这些老人也能放心了。”
“哈哈，邹老，我也是过了60岁的人了，小冯还算年轻，不过也40多岁了。真正的年轻人是他们！”
说到这里，王伟龙用手指了指前面，那里有几位20来岁的罗冶技术员，正在向丘马铜矿的工程师们讲解着自卸车的驾驶与维护知识。那些智利的工程师看起来岁数都不小了，最年轻也得有奔四的年龄，罗冶的这些年轻技术员站在他们面前，丝毫不显怯懦，反而隐隐有些骄傲之色，那是技术给他们带来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