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生活在南北越的人民自由迁徙这一问题上,吴廷琰与越盟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

    他希望南越的越盟游击队、越盟支持者和同情者走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最好一个不要留;越盟既希望依靠人口优势赢得两年后的选举,同时不想生活在北越的人大规模南逃,给越南人民和国际社会留下他们的信仰、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得人心的印象,会想方设法阻止北越人南逃。

    吴廷俶是教廷任命的永隆教区大主教,与北越几个教区主教、神父和修士关系密切。北越的兄弟姐妹通过各种渠道向吴廷俶表示愿意南撤,同时为吴廷琰这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任总理深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兰斯代尔发挥了巨大作用。

    他手下的几个行动小组早在日内瓦协议签订前就开始造谣和煽动,称中**队的一个师已入侵越南北部,袭击了一个村并强-奸该村妇女。北越人很直接地联想到中国国民党军1945年在越南干的那些烂事,担心越盟当权会导致中国人重新占领北越。

    这只是其中之一。

    刚过去的一个多月,各种离奇的谣言不断从西贡制造出来,然后利用一切手段散步到北越各地。比如利用农民迷信的心理,让人编了一本预测南北吉凶的历书,在北方各城镇出售。同时到处散布美国将在北越投掷原子弹的谣言,声称只有逃往南方才能避免与越盟同归于尽。

    为了给吴廷琰构建执政基础,天主教徒是煽动的重点。把“耶稣业已南下”、“圣母玛利亚已离开北方”等口号喊得尽人皆知。

    当然,越盟也没闲着。

    他会“心理战”,越盟有“宣传战”,在北方农村散布“美国要在越南推行新殖民政策”、“美国人身上带有病毒”、“美国要炸死毒死越南人”等谣言。在南方农村加紧土地改革,利用撤往北方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把土地分给农民,给吴廷琰政府接管农村制造麻烦。

    总之,越盟不会允许北越天主教徒顺顺利利南撤。

    李为民关于组织“越南青年联合会”与“华青会”学生一起去河内海防当志愿者,协助难民南撤的提议毫无疑问地获得吴廷琰和吴廷瑈支持。因为多去些人才能与混入难民中的越盟分子作斗争,才能展开“反宣传”,才能确保那些难民不受蛊惑的坚决撤到南方。

    因为等“越青会”秘书长范文伦和“华青会”理事长何天明,出发时间整整耽误了一个半小时,法国空军运输机一架接着一架起降,越南**总参谋部调给难民委员会的c-47运输机只能在停机坪上等。

    “流量管制”,没办法的事,谁让人家拳头大,人家说了算呢。

    李为民一点都不着急,跟安德森教授研究完抵达河内后该怎么做,又跟一脸歉意的机长攀谈起来。

    机长很年轻,中尉军衔,挺精干的一个小伙子却留着小胡子,乍一看像后世美国电影《中途岛战役》中那个带领轰炸机队的日军指挥官。

    “不关你的事,不要放在心上。”

    李为民一边招呼他坐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中尉,接下来半年我们会经常打交道,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这么年轻就出任成员几乎全由部长组成的难民委员会委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能够同时得到吴廷琰总理和阮文馨总参谋长的信任,并且还是个华人。

    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尉真不敢相信。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安德森教授,胸有成竹地保证道:“民先生放心,这架飞机虽然飞了好几年,但性能非常好,我的飞行技术和我的导航员也全是中队最好的。”

    “谢谢,”李为民笑了笑,伸出右手:“正式认识一下,李为民,有时间一起吃顿饭。”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尉岂能错过这个与高层交好的机会,连忙握着他手道:“空军中尉阮高祺,认识民先生很荣幸。”

    刚才还感觉有点眼熟,原来是未来的空军司令、越南共和国总理,如果历史不发生大的变化,那么他会在未来十几年内参与和发动一次又一次政变。

    这段时间光忙着工投公司和难民的事,只顾着眼前,没想到以后,李为民意识到接下来应该跟这帮少壮派军官混个熟脸、交交朋友,于是好奇地问:“祺中尉,你什么时候加入空军的,担任机长几年了?”

    阮高祺不无尴尬地摸了下胡子,坦诚相告道:“加入空军有一段时间了,二战结束法军重返河内时招募志愿人员组建**空军,我报名参加考试,通过之后被送到摩洛哥的马拉克舒接受为期一年的基本训练,然后被送到法国阿渥德空军基地接受为期两年的进一步训练,之后又去阿尔及利亚接受五个月的炸射训练,两个月前刚毕业,刚回到西贡。”

    知道他是谁,李为民怎么可能嫌他没资历、没飞行经验,一脸惊诧地问:“去过这么多地方?”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司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巧了,我从国外回来也没几个月。”

    “民先生去的是美国?”

    “嗯,在美国呆的时间跟你在国外训练的时间差不多。对了,听口音你好像是北方人,老家什么地方,家人有没有接过来?”

    他老家在河内西北二十多公里的一个叫山泰的小镇,父亲是个教师,母亲是农民,家里有地,出身谈不上显赫,能通过考试并被送到国外培训完全靠个人努力。

    李为民由衷的赞叹,想起过去的种种,阮高祺感慨万千,不知不觉间就成为了朋友。

    “说起来真可笑,我父亲一直支持越盟,捐钱捐粮,帮他们传递情报,给他们提供庇护。在父亲影响下,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加入越盟。民先生,您或许不信,要不是一个日军士兵,现在我很可能也加入了越盟。”

    李为民饶有兴趣地问:“日军士兵?”

    “是的。”

    阮高祺重重点了下头,微笑着解释道:“那时候我12岁,想当一个小爱国者,于是和一个差不多大的朋友离家出走,想要去参加越盟游击队。我们带了一点钱和一点米,进入山地一直往北走。

    我母亲发现我不见了,非常焦急,就去向驻扎在镇里的日军指挥官报告。日军指挥官立即用电报通知各哨所,命令哨所士兵留意我们的行踪。最后被一个日本士兵找到了,他送我回家,在路上对我说‘你真是个顽皮的孩子,叫你妈妈为你哭了’。”

    李为民乐了,哈哈大笑道:“假如那天你不被发现,那你的人生将完全不同。”

    “所以说人生际遇很奇怪。”

    “奇怪的何止人生际遇,比如那个日本士兵并不是一个坏蛋,至少在对待你离家出走这件事上,他有善良的一面;又比如越盟,他们无疑是勇敢、不怕牺牲的爱国者,却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得不站到对立面。”

    所有人都在指责越盟,他竟然认为越盟是爱国的。

    阮高祺发现他与别人真不太一样,不禁问道:“民先生,我知道您非常有钱,又在美国留过学,甚至不是越南人,有太多选择,您为什么回西贡,为什么支持琰总理?”

    “谁说我不是越南人的?”

    李为民掏出护照,翻开笑道:“看清楚,越南华人,如假包换的越南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这里就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回来。至于为什么支持琰总理,原因更简单,因为我没接受过你那样的训练,只能以我擅长的方式报效国家。”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李为民微笑着补充道:“我也是一个爱国者。”

    阮高祺反应过来,一脸不好意思地说:“民先生这样的华人真不多。”

    李为民回头看了看何天明等“华青会”学生,意味深长地说:“中尉,我保证像我这样的华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共同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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