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爱卿,国朝之南北两京制,你以为如何?”

    忽然间,一直没怎么吭声的崇祯皇帝看向吏部尚书马士英,淡淡询问道。

    “回皇上,臣以为...”马士英心中一惊,面上浑然不动,说道:“南北两京制,乃是成祖皇帝定下的成规祖制,臣不敢妄自揣测。”

    这话说的很中肯,崇祯皇帝明白是马士英不肯多说,怕惹上一身骚,倒是也理解,当下还决定把话彻底挑明,点头又道:

    “朕有意废除南京陪都,改成金陵,设省同制,撤销南京六部,由京师统一管理全国政务,上通下达,马爱卿又觉得如何?”

    “这...”马士英闻言有些震惊,一时竟是无从说起,犹豫半晌才道:“陛下,非是臣不遵陛下之命,而是天下之大,若不设两京,当不能共御啊!”

    “此言有理,但若朕非要废了南京六部呢,又该如何?”崇祯皇帝点点头,话锋一转,又道。

    群臣听见这两人的对话,许多人都是面色大惊,废了南京陪都地位,再撤了南京六部,那他们去做什么,回家种地不成?

    这可不行!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陈洪成出班道:“启奏陛下,万万不可!”

    “南京为我朝龙兴之地,龙脉在此,又是太祖皇帝钦定国都,根不可断,臣以为不仅不该如此,更应该迁都于南京,以北京为陪都。”

    “如此,国事大有可为!”

    又一侍郎站出来说道:“龙兴之地在凤阳,哪里是金陵?陛下,臣建议将凤阳立为新都,南北两京为陪都!”

    看了陈洪成和一眼,崇祯皇帝没有说话,这时候礼部尚书,皇子座师张尔岐出班道:“启奏陛下,臣觉得可行!”

    “两京制不可废,臣来南京日久,见六部及各官署鲜有实事可为,然则权柄愈大,肥硕流油,百姓却日益困乏,便深感不安。”

    “京师政令不得主南,南方之民以南京为主,不尊京师,长此以往,必国将不国!”

    “所以,臣提议,不仅要撤销南京六部,那些职权甚大但却无甚实务的官署,都要统统撤销,设立新的官署取而代之,但两京制不可废,仍要以南京为陪都!”

    紧接着,工部尚书高弘图出班表示赞同,说道:“启奏陛下,两京制使国朝安兴至今,不可轻言废之,否则,江南一带必然再起动乱!”

    “何况,历鉴前朝,两汉以洛阳、长安为两京,繁荣兴盛了四百余年!唐先是两京,后甚至增加为五京制,我大明国土辽阔,不下于汉唐,若不设南北两京,百姓不知朝廷,又如何上通下达?”

    “臣恳请圣上三思!”

    崇祯皇帝转念一想,高弘图和张尔岐两个人说的倒也有些道理,心下有些沉吟,听着下面群臣激烈的讨论,摆手说道:

    “今日就到这里吧。”

    ......

    关于南北两京制的争端,实际上从成祖迁都开始,就一直持续,正因为这种无法决定下来的争端,才使得大明直到英宗六年才正式定都北京,之前一直都称其为“行在”。

    意思自然就是皇帝率文武群臣暂时驻扎的临时首度,自英宗六年正式定都北京之后,一直都没有取消南京作为首度的合法性,朝廷将其称为“留都”,即“置官留守的首都”,时人也称“南都”。

    因为南京是太祖所定之都,它名义上的政治地位重于唐代事实上的“东京”洛阳,但实际的地位却不如唐代的洛阳。

    因为唐代洛阳和长安相距不远,一些皇帝(特别是改国号为“周”的武则天)曾长期住在洛阳,洛阳因此成为实际上的京师。

    设两个都城,皇帝可以朝发夕至,其实所谓“山高皇帝远”对唐代的两京制度不大。

    留都南京对大明朝而言,更具象征意义,然而实际意义不大,崇祯从朱棣在皇明卷宗上的密辛得知,当时成祖皇帝选择北京的原因很多,两京制不过是他的借口罢了。

    首先一个,明朝南、北“两京制”形成后,北京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南京作为经济和文化中心,很长一段时间,南北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

    其实崇祯皇帝也觉得该有第二个都城,以备后患,不过六部和那么多无用的官署只是为了留一个备份的朝廷,实在是弊端大而用处小。

    并且这最大的一个用处,在历史上的明末却也根本没有用得上。

    设想一下,如果大明在只在南京设立一个都城,那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南京,中国北方将持续凋敝下去,很不利于一个大帝国的统一与稳定。

    若只设在北京,道理也是一样。

    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

    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

    这些历朝历代的帝王,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即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

    唐代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北部崛起的游牧民族。

    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重镇,汉人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且国祚不会长久,游牧民族若抢占到手中,则可挥鞭南下,兴盛一时。

    朱元璋并非不想用北京做都城,因为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大明军队刚刚从伪元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

    当时的北京一带,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大明开国功勋集团来说,是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

    崇祯皇帝在密辛中得知,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

    然而这个念想再度落空,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之地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

    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更不适宜。

    建文帝即位后,因削藩引发“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同年,朱棣即皇帝位,第二年,改元永乐,改北平为北京,十九年后,迁都北京。

    南北两京的争端和建立,均从此开始。

    迁都北京是朱棣方方面面的考量,一北京是他以往的封藩地,起兵“靖难”之前,已在此经营二十多年,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套政治、军事、经济体系。

    等他当皇帝后,北京及周边地区已不在是“生地”而是“熟地”,迁都于此乃是瓜熟蒂落之事,况且南京一带布满了不服从他的建文旧臣,北京则相对稳定得多。

    历史上,鞑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人而入主中原,尽管历史上鞑清入关有了更多的戏剧性。

    对中华的士民来说,他们是血腥的征服者,都是外来政权,而对鞑清和蒙古人来说,和他们无非是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

    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他们并没有崇祯皇帝眼下或历史上朱元璋和朱棣所想的这样充分。

    实际上,鞑清将这些地方一视同仁,在他们眼中,这些不过是他们新占的地盘,根本无非轻重,他们重视的不过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大明则不一样,它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

    皇明祖训上不止一次的写着类似这样意味的话,江南才是根本重地,是大明王朝的发祥地。

    而且,当大明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足有四百余年。

    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大明时至今日的南北“两京制”,正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留都南京,皇帝平日不在此城,但却保留了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官僚体系,可谓是“朝廷的备份”,六部、都察院、五府和内廷的太监体系,一应俱全,缺的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南京朝廷的官员级别和北京同职官员也相同,南京周边十四个府、州的相应事务,有些事务甚至连京师六部都不得干涉。

    南直隶所辖的地区,乃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之区,天下赋税六至八成多出自于此,若此次空手而归,或是不能将南京彻底控制在自己手里。

    日后必然还会生乱,崇祯皇帝可不想在战事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后院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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