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之后，郑芝龙、郑鸿逵率兵到达，勒克德浑所部前锋，逼近延平，福州城，由此陷入危境。
虽说郑成功劝止郑芝龙投降清廷未果，至孔庙哭庙、焚儒服，与其父分道扬镳，可血脉亲情割舍不断。
事实上，在历史中郑成功也不是与其父反目成仇，只是郑芝龙欲投清，郑成功反对无效，然后郑芝龙要北上福州进见多铎、博洛，而郑成功劝阻，认为清廷为因此对郑芝龙不利，然而郑芝龙不听，他执意北上，这才有了郑成功率己部脱离南下广东之举。
所以，在刚开始时，郑成功并不全是因为忠诚于隆武朝，而与父亲反目。
而到了郑芝龙在福州被博洛软禁，携往顺天府之后，郑成功这才正式全力抗清，名义上是为了光复大明江山，可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为了他的父亲。
试想，郑芝龙在清廷手中，如果郑成功无力抗清或者也投降了，那么郑芝龙对清廷的作用就没有了，只有郑成功始终坚定地抗清，郑芝龙才安全，郑成功越把清军打痛了，郑芝龙在清廷心中的份量就越大，这也是郑成功自始至终坚定抗清的原因之一。
当然，谁都有私心，乱世之中，能自始至终守得住心中底线者，都是英雄。
说这些，只是说明，郑成功与郑芝龙最多只是意见相左，并没有仇怨可言。
何况郑成功与其叔父郑鸿逵一直交情颇深，郑鸿逵虽说在镇守仙霞关时，得知清军逼近，未发一矢，闻讯逃窜，致使清军直入福建。可在郑成功举事之后，郑鸿逵也是追随郑成功抗清的，而且郑成功能率部脱离郑芝龙，如没有郑鸿逵暗中私放，郑成功也带不走那支军队。
所以，这种血亲对阵于城墙之上，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折磨。
郑成功由此整个人恍惚起来，抵抗变得消极。
南城门一度失守，幸好张煌言有备，派一支吴争当时留下用来保护张煌言的军队，组成一只数百人的敢死队增援南门，经过一番浴血拼杀之后，才将郑芝龙所部赶下了城墙。
可能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
郑成功过不了心中心魔，就无法形成抵抗合力。
而三面都在交战，城中一时无法调整部署，否则将李成栋一部调防南门，也可阻止郑芝龙部的进攻。
紧急关头，黄道周与郑成功进行了一次深谈。
最后做出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撤退，明军以撤出福州城，来换取清军不追击。
张煌言闻讯愕然，连李成栋这个叛将都为之愤然。
可古怪的是，隆武帝朱聿键竟同意了郑成功和黄道周的决定，答应派人与郑芝龙、多铎谈判撤军事宜。
两日之后，一万多明军有序撤离福州，至港口登船南下广州。
至此福建全境被清军所占，可叹的是，福州一城百姓，因全力襄助明军守城，被清军秋后算帐，五天之内，被屠杀者，多达一千多户，近万人，福州城内与城外一样，尸山血海。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更可笑的是，以为隆武帝朱聿键已经殉国，原本奉旨在广州招募新军的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联络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兄终弟及”为名，拥立朱聿键的弟弟朱聿鐭为监国，以都司署为行宫。
可这时，在肇庆已经监国的朱由榔大为惊怒，立即宣布登基为帝，史称“永历帝”。
消息传来，苏观生等人立即应对，两日后拥立朱聿鐭为帝，史称“绍武帝”。
登基事起仓促，连龙袍都来不及准备，去借了套粤剧伶人的戏服将就将就，这就成了皇帝。
而当隆武帝朱聿键率军到达广州上岸时，这一个广州，就有了三个皇帝，而永历、绍武两个皇帝正刀兵相见。
起因是永历朱由榔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以藩王礼节拜见朱聿鐭，规劝其取消帝号。
绍武首席大学士苏观生大怒，下令斩彭、陈二人，再令陈际泰督师攻打肇庆。
于是双方暴发战争。
照道理，隆武帝朱聿键率兵在广州上岸，那么这场风波应该平静下来了吧。
因为朱聿键登基在先，在福建以南，都奉朱聿键为正朔。
而不管是朱由榔还是朱聿鐭，登基的前提都是朱聿键殉国，国不可一日无君。
二帝麾下那都是隆武朝大臣。
可问题是，朱聿键的到来，反而让这乱局更加混乱。
好嘛，绍武朱聿鐭、永历朱由榔都不肯退位，由此一场内战越演越烈。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
庆泰元年（1647）二月初五。
凌晨，天色将明。
江风依旧刺骨，长江上万舸争流。
二万明军依托水师火炮掩护，向江北仪真方向，发起了大规模反击。
两岸火炮互射，江中万矢穿梭。
无数个生命在瞬间殒落。
直至薄幕降临，清军终究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明军突破江防，钱肃典、钱翘恭部二万禁军登陆江北，由此向仪真连夜发起了突击。
清廷闻讯炸了锅，多尔衮也震惊了，原本占领镇江府的喜悦，一扫而空。
顺治小儿更是急得再次想要北逃。
顺治立即召见洪承畴等人，询问应对之策。
这是个很好的反击机会，对洪承畴等一直受多尔衮压制的明降臣而言，就是如此。
这不是说他们想要再次反复，而是争权夺利，是他们的目的。
既然降了清，本人就没有什么大义或者正直、忠诚可言。
为得无非是利益而已。
降清的明臣，一直受多尔衮为首的清臣压制，他们大多都聚集在洪承畴麾下，试图抱团取暖，有朝一日扭转这种小娘养的苦日子。
很显然，机会来了。
洪承畴义正词肃地抨击了多尔衮的擅动策略，指出清军不应该在福建、广东和陕甘未定之时，开辟第三个战场，这极大地增加了朝廷的压力，由此引发明军突破江防，直入朝廷腹心之误，当由摄政王负全责。
一众汉臣随即齐声应和，声势之大，从未有之。
虽说郑成功劝止郑芝龙投降清廷未果，至孔庙哭庙、焚儒服，与其父分道扬镳，可血脉亲情割舍不断。
事实上，在历史中郑成功也不是与其父反目成仇，只是郑芝龙欲投清，郑成功反对无效，然后郑芝龙要北上福州进见多铎、博洛，而郑成功劝阻，认为清廷为因此对郑芝龙不利，然而郑芝龙不听，他执意北上，这才有了郑成功率己部脱离南下广东之举。
所以，在刚开始时，郑成功并不全是因为忠诚于隆武朝，而与父亲反目。
而到了郑芝龙在福州被博洛软禁，携往顺天府之后，郑成功这才正式全力抗清，名义上是为了光复大明江山，可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为了他的父亲。
试想，郑芝龙在清廷手中，如果郑成功无力抗清或者也投降了，那么郑芝龙对清廷的作用就没有了，只有郑成功始终坚定地抗清，郑芝龙才安全，郑成功越把清军打痛了，郑芝龙在清廷心中的份量就越大，这也是郑成功自始至终坚定抗清的原因之一。
当然，谁都有私心，乱世之中，能自始至终守得住心中底线者，都是英雄。
说这些，只是说明，郑成功与郑芝龙最多只是意见相左，并没有仇怨可言。
何况郑成功与其叔父郑鸿逵一直交情颇深，郑鸿逵虽说在镇守仙霞关时，得知清军逼近，未发一矢，闻讯逃窜，致使清军直入福建。可在郑成功举事之后，郑鸿逵也是追随郑成功抗清的，而且郑成功能率部脱离郑芝龙，如没有郑鸿逵暗中私放，郑成功也带不走那支军队。
所以，这种血亲对阵于城墙之上，对任何人都是一种折磨。
郑成功由此整个人恍惚起来，抵抗变得消极。
南城门一度失守，幸好张煌言有备，派一支吴争当时留下用来保护张煌言的军队，组成一只数百人的敢死队增援南门，经过一番浴血拼杀之后，才将郑芝龙所部赶下了城墙。
可能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
郑成功过不了心中心魔，就无法形成抵抗合力。
而三面都在交战，城中一时无法调整部署，否则将李成栋一部调防南门，也可阻止郑芝龙部的进攻。
紧急关头，黄道周与郑成功进行了一次深谈。
最后做出的决定，让人大跌眼镜——撤退，明军以撤出福州城，来换取清军不追击。
张煌言闻讯愕然，连李成栋这个叛将都为之愤然。
可古怪的是，隆武帝朱聿键竟同意了郑成功和黄道周的决定，答应派人与郑芝龙、多铎谈判撤军事宜。
两日之后，一万多明军有序撤离福州，至港口登船南下广州。
至此福建全境被清军所占，可叹的是，福州一城百姓，因全力襄助明军守城，被清军秋后算帐，五天之内，被屠杀者，多达一千多户，近万人，福州城内与城外一样，尸山血海。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更可笑的是，以为隆武帝朱聿键已经殉国，原本奉旨在广州招募新军的隆武朝大学士苏观生，联络大学士何吾驺、广东布政使顾元镜，侍郎王应华、曾道唯等以“兄终弟及”为名，拥立朱聿键的弟弟朱聿鐭为监国，以都司署为行宫。
可这时，在肇庆已经监国的朱由榔大为惊怒，立即宣布登基为帝，史称“永历帝”。
消息传来，苏观生等人立即应对，两日后拥立朱聿鐭为帝，史称“绍武帝”。
登基事起仓促，连龙袍都来不及准备，去借了套粤剧伶人的戏服将就将就，这就成了皇帝。
而当隆武帝朱聿键率军到达广州上岸时，这一个广州，就有了三个皇帝，而永历、绍武两个皇帝正刀兵相见。
起因是永历朱由榔派遣兵科给事中彭耀、兵部主事陈嘉谟前往广州，以藩王礼节拜见朱聿鐭，规劝其取消帝号。
绍武首席大学士苏观生大怒，下令斩彭、陈二人，再令陈际泰督师攻打肇庆。
于是双方暴发战争。
照道理，隆武帝朱聿键率兵在广州上岸，那么这场风波应该平静下来了吧。
因为朱聿键登基在先，在福建以南，都奉朱聿键为正朔。
而不管是朱由榔还是朱聿鐭，登基的前提都是朱聿键殉国，国不可一日无君。
二帝麾下那都是隆武朝大臣。
可问题是，朱聿键的到来，反而让这乱局更加混乱。
好嘛，绍武朱聿鐭、永历朱由榔都不肯退位，由此一场内战越演越烈。
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
庆泰元年（1647）二月初五。
凌晨，天色将明。
江风依旧刺骨，长江上万舸争流。
二万明军依托水师火炮掩护，向江北仪真方向，发起了大规模反击。
两岸火炮互射，江中万矢穿梭。
无数个生命在瞬间殒落。
直至薄幕降临，清军终究在猝不及防之下，被明军突破江防，钱肃典、钱翘恭部二万禁军登陆江北，由此向仪真连夜发起了突击。
清廷闻讯炸了锅，多尔衮也震惊了，原本占领镇江府的喜悦，一扫而空。
顺治小儿更是急得再次想要北逃。
顺治立即召见洪承畴等人，询问应对之策。
这是个很好的反击机会，对洪承畴等一直受多尔衮压制的明降臣而言，就是如此。
这不是说他们想要再次反复，而是争权夺利，是他们的目的。
既然降了清，本人就没有什么大义或者正直、忠诚可言。
为得无非是利益而已。
降清的明臣，一直受多尔衮为首的清臣压制，他们大多都聚集在洪承畴麾下，试图抱团取暖，有朝一日扭转这种小娘养的苦日子。
很显然，机会来了。
洪承畴义正词肃地抨击了多尔衮的擅动策略，指出清军不应该在福建、广东和陕甘未定之时，开辟第三个战场，这极大地增加了朝廷的压力，由此引发明军突破江防，直入朝廷腹心之误，当由摄政王负全责。
一众汉臣随即齐声应和，声势之大，从未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