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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衮不是皇帝，不具备大义名份，要想手握大权，收获人心，就只有立下盖世奇功，从甲申年后开始，每天都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
满清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与蒙古人做生意的晋商，随着蒙古被皇太极征服，晋商也改为向满洲人效命。
二是派往北京的细作，以关外汉人为主，有家眷被挟为人质，不敢不效力，同时满清也不惜重赏，以挖掘到有用的消息。
北京朝廷上的忙乱举措纷争，陕西流贼，乃至张献忠、李信的的重要活动，几乎每隔三两天就有消息密报兵部衙门，随即火速禀报睿亲王府。
约在正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正月初，陆续派遣了五十万人马从韩城附近渡黄河进入山西，所向无敌，声言要进犯北京，夺取明朝江山。
这一消息来自于满城惊慌的北京，又有吴三桂驻守的宁远确证。
宁远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唯一孤城，因吴三桂的父母家人住在北京，吴三桂也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常有密使往来，因此从宁远可以知道北京的重大消息。
如今的沈阳，大小事务几乎由多尔衮一言而决，济尔哈朗虽有辅政之名，但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行为。
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同母兄弟，战功卓著，因威胁到了努尔哈赤的地位，被剥夺兵权，不久后与两子被秘密处死，济尔哈朗因年幼，侥幸避过一劫。
努尔哈赤禁止任何人议论此事，济尔哈朗也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望保住亲王禄位，在功业上并无过多奢望，多尔衮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的弱点，拉他共同辅政，做自己的垫脚石。
事实上济尔哈朗也是如此，面对多尔衮的进逼步步退让。
他看出豪格迟早大祸临头，密嘱亲信不许与肃亲王府有任何来往，同时知道多尔衮身有暗疾，且忌恨者众，早晚有一天会被清算，所以对多尔衮也敬而远之。
甚至他还在三院六部的一次会议上，当众宣布：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与行礼，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规矩。
按顺治登极之初的排位，济尔哈朗位列于多尔衮之前，但仅仅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多尔衮的助手，多尔衮虽无慑政之名，却有慑政之实。
随着李自成攻占太原，多尔衮召济尔哈朗、洪畴承与范文程来睿亲王府议事。
顺治登极后，任洪承畴为内院学士，地位与范文程等同。
今次议事的主题是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李自成在檄文上说，刘宗敏率五十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他亲领百万大军殿押后。
如果李自成真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东进，而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也才二十万，就决不能贸然南下。
洪承畴道：“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五十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实属虚夸之词，他的兵将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姑且以三十万计，能到北京的也不会超过二十万，至于那百万殿后之辞，只当他说个笑话就可以了。”
多尔衮不解道：“你为何估这样少？”
范文程接过来说：“洪大人，我预计闯贼到北京的人马应在三十万以上。”
济尔哈朗也道：“我们的八旗兵还没同李自成交过手，从信贼来看，闯贼亦不可轻视，宁可将他的兵力多估一点，也不可失之大意。”
洪承畴自信道：“郑王爷和范学士料敌从宽，以便多做准备，这自然不错，但臣在南朝，与流贼作战多年，对贼中实情，略有所知。
贼惯虚声恫吓，且善于利用朝廷与各省官军的矛盾，周旋其间，迅速壮大，不断胜利而有今日，近几年贼势最盛，号称百万之众，然以臣看来，最盛时亦不会多于五十万。
臣以郧阳为例，郧阳、均州为襄阳肘腋之患，李贼竟没法攻破郧均，再以汝南府的重要性，李贼却无重兵把守，任由地方绅士与土匪窃据。
所以李贼实是外强中干，五十万人处处分兵，以致重要之处无力驻守，由此推断，贼渡河入晋，东犯幽燕的兵力实数不会超过三十万。
何况此次流贼东犯，与往日行军不同，李贼本是流贼，长于流动，今于西安僭号，妄图在北京称帝，随行必有诸多文武要员，必有奴仆相从，兵马保护，试想三十万众，千里远征，单说粮秣辎重，也得一两万人运送，故李贼如以三十万众渡河东来，沿途留兵驻守，到北京时不会超过二十万。”
范文程也认为洪承畴言之有理，但他得罪过多尔衮，生怕被报复，不愿唯唯诺诺，想尽力表现自己，戴罪立功，于是问道：“洪大人熟于南朝情况，不过文程尚有不解，你说李贼兵力有限，多依恃虚声恫吓，可是他近三年来驰骋中原，所向无敌，席卷湖广，长驱入陕，横扫西北，明朝穷于应付，已临亡国危局，这情况如何解释？更何况南朝除李贼，尚有信贼更为心腹大患！”
济尔哈朗赞许的向范文程点头。
多尔衮颇有深意问道：“李信之事，呆会儿再议，先说闯贼，本王常听说李自成有百万之众，明朝无力应付，才有亡国之危，你却为何总说李自成人马不多，是不是有点儿轻敌？是不是曾为明朝大臣，与流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惯于轻视流贼，所以不愿说他的兵马强盛？”
洪承畴猛一拱手：“不然，臣今日为辅政工谋，为大清国谋，惟求竭智尽忠，以利辅政王千秋功业，今日李贼是明朝死敌，他日破了北京，就是我大清劲敌，臣估计，李贼三月中旬，兵锋可至北京。”
多尔衮惊道：“两个月不到……难道沿途没有拦阻？”
洪承畴道：“流贼踏冰渡河，未遇阻拦，足见山西空虚，流贼过河后，一路高歌，山西人心瓦解，所以臣估计三月中旬，贼可至北京。”
多尔衮不放心的追问：“李自成到北京的人马到底会有多少？”
洪承畴斩钉截铁道：“不会超过二十万，甚至十万左右亦有可能。”
济尔哈朗从旁道：“南边的事你最清楚，要是你把流贼到北京的兵力估少了，我们会吃大亏！”
“请容臣为郑亲王分析！”
洪承畴向济尔哈朗拱手道：“假若流贼以三十万渡河入晋，实际可战之兵不会超过二十五万，入晋以后，重要城池如平阳为晋中重镇，绾毂南北，上党背靠太行，东连河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必须把守。
太原则为三晋省会，又是晋王封地，乡宦大户，到处皆是，流贼攻占太原不难，难在治理，故亦必须留大将与重兵驻守。
而太原至北京，通常应东出固关，沿真定大道北上入畿辅，全程一千二百里，他岂敢不留兵驻守？
故臣以为，李贼到达北京城下的兵力，最多十来万，甚至不足十万，只是李贼的进兵路线尚难确定，唯有太原消息传来，方可再议。”
济尔哈朗不解道：“从太原犯北京，出固关，破真定往北，路途最近也最顺，流贼不走此路，还能走别处？”
洪承畴道：“明朝在大同、宁武、宣府等处有重兵把守，是为九边重镇，如放任不管，九边可趁虚直捣太原，断绝李贼回关中之路，故李贼未必会东出固关，进攻真定，而是有可能从太原北犯，破忻州，出雁门，攻占大同，再分一军从忻州趋宁武。
大同宁武如被攻陷，太原与三晋再无后顾之忧，倘若李贼破太原后仍有二十万，他会自率十万东出固关，经真定进犯北京，倘若他亲率大军自太原北出忻州，攻占大同宁武，不敢自太原分兵，即证明他的人马不多。”
多尔衮不是皇帝，不具备大义名份，要想手握大权，收获人心，就只有立下盖世奇功，从甲申年后开始，每天都注视着关内的局势变化。
满清的消息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与蒙古人做生意的晋商，随着蒙古被皇太极征服，晋商也改为向满洲人效命。
二是派往北京的细作，以关外汉人为主，有家眷被挟为人质，不敢不效力，同时满清也不惜重赏，以挖掘到有用的消息。
北京朝廷上的忙乱举措纷争，陕西流贼，乃至张献忠、李信的的重要活动，几乎每隔三两天就有消息密报兵部衙门，随即火速禀报睿亲王府。
约在正月下旬，多尔衮连得探报，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改元永昌，并从去年十二月底到今年正月初，陆续派遣了五十万人马从韩城附近渡黄河进入山西，所向无敌，声言要进犯北京，夺取明朝江山。
这一消息来自于满城惊慌的北京，又有吴三桂驻守的宁远确证。
宁远是明朝在山海关外的唯一孤城，因吴三桂的父母家人住在北京，吴三桂也与驻节永平的蓟辽总督王永吉常有密使往来，因此从宁远可以知道北京的重大消息。
如今的沈阳，大小事务几乎由多尔衮一言而决，济尔哈朗虽有辅政之名，但他的经历决定了他的行为。
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同母兄弟，战功卓著，因威胁到了努尔哈赤的地位，被剥夺兵权，不久后与两子被秘密处死，济尔哈朗因年幼，侥幸避过一劫。
努尔哈赤禁止任何人议论此事，济尔哈朗也从小养成了一种谨慎畏祸的性格，只望保住亲王禄位，在功业上并无过多奢望，多尔衮看透了济尔哈朗性格上的弱点，拉他共同辅政，做自己的垫脚石。
事实上济尔哈朗也是如此，面对多尔衮的进逼步步退让。
他看出豪格迟早大祸临头，密嘱亲信不许与肃亲王府有任何来往，同时知道多尔衮身有暗疾，且忌恨者众，早晚有一天会被清算，所以对多尔衮也敬而远之。
甚至他还在三院六部的一次会议上，当众宣布：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需要禀白我们两位辅政亲王的，都要先启禀睿亲王，档子书名，也应该先书睿亲王的名字，本王的名字写在后边，坐立朝班与行礼，睿亲王在我的上边，不可乱了规矩。
按顺治登极之初的排位，济尔哈朗位列于多尔衮之前，但仅仅半年不到，他就成了多尔衮的助手，多尔衮虽无慑政之名，却有慑政之实。
随着李自成攻占太原，多尔衮召济尔哈朗、洪畴承与范文程来睿亲王府议事。
顺治登极后，任洪承畴为内院学士，地位与范文程等同。
今次议事的主题是判断李自成的实际兵力，李自成在檄文上说，刘宗敏率五十万大军从韩城渡河入晋，他亲领百万大军殿押后。
如果李自成真有一百五十万兵力东进，而清国满蒙汉全部人马也才二十万，就决不能贸然南下。
洪承畴道：“以臣愚见，李贼自称有五十万人马渡河入晋，东犯幽燕，实属虚夸之词，他的兵将大概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姑且以三十万计，能到北京的也不会超过二十万，至于那百万殿后之辞，只当他说个笑话就可以了。”
多尔衮不解道：“你为何估这样少？”
范文程接过来说：“洪大人，我预计闯贼到北京的人马应在三十万以上。”
济尔哈朗也道：“我们的八旗兵还没同李自成交过手，从信贼来看，闯贼亦不可轻视，宁可将他的兵力多估一点，也不可失之大意。”
洪承畴自信道：“郑王爷和范学士料敌从宽，以便多做准备，这自然不错，但臣在南朝，与流贼作战多年，对贼中实情，略有所知。
贼惯虚声恫吓，且善于利用朝廷与各省官军的矛盾，周旋其间，迅速壮大，不断胜利而有今日，近几年贼势最盛，号称百万之众，然以臣看来，最盛时亦不会多于五十万。
臣以郧阳为例，郧阳、均州为襄阳肘腋之患，李贼竟没法攻破郧均，再以汝南府的重要性，李贼却无重兵把守，任由地方绅士与土匪窃据。
所以李贼实是外强中干，五十万人处处分兵，以致重要之处无力驻守，由此推断，贼渡河入晋，东犯幽燕的兵力实数不会超过三十万。
何况此次流贼东犯，与往日行军不同，李贼本是流贼，长于流动，今于西安僭号，妄图在北京称帝，随行必有诸多文武要员，必有奴仆相从，兵马保护，试想三十万众，千里远征，单说粮秣辎重，也得一两万人运送，故李贼如以三十万众渡河东来，沿途留兵驻守，到北京时不会超过二十万。”
范文程也认为洪承畴言之有理，但他得罪过多尔衮，生怕被报复，不愿唯唯诺诺，想尽力表现自己，戴罪立功，于是问道：“洪大人熟于南朝情况，不过文程尚有不解，你说李贼兵力有限，多依恃虚声恫吓，可是他近三年来驰骋中原，所向无敌，席卷湖广，长驱入陕，横扫西北，明朝穷于应付，已临亡国危局，这情况如何解释？更何况南朝除李贼，尚有信贼更为心腹大患！”
济尔哈朗赞许的向范文程点头。
多尔衮颇有深意问道：“李信之事，呆会儿再议，先说闯贼，本王常听说李自成有百万之众，明朝无力应付，才有亡国之危，你却为何总说李自成人马不多，是不是有点儿轻敌？是不是曾为明朝大臣，与流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惯于轻视流贼，所以不愿说他的兵马强盛？”
洪承畴猛一拱手：“不然，臣今日为辅政工谋，为大清国谋，惟求竭智尽忠，以利辅政王千秋功业，今日李贼是明朝死敌，他日破了北京，就是我大清劲敌，臣估计，李贼三月中旬，兵锋可至北京。”
多尔衮惊道：“两个月不到……难道沿途没有拦阻？”
洪承畴道：“流贼踏冰渡河，未遇阻拦，足见山西空虚，流贼过河后，一路高歌，山西人心瓦解，所以臣估计三月中旬，贼可至北京。”
多尔衮不放心的追问：“李自成到北京的人马到底会有多少？”
洪承畴斩钉截铁道：“不会超过二十万，甚至十万左右亦有可能。”
济尔哈朗从旁道：“南边的事你最清楚，要是你把流贼到北京的兵力估少了，我们会吃大亏！”
“请容臣为郑亲王分析！”
洪承畴向济尔哈朗拱手道：“假若流贼以三十万渡河入晋，实际可战之兵不会超过二十五万，入晋以后，重要城池如平阳为晋中重镇，绾毂南北，上党背靠太行，东连河内，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必须把守。
太原则为三晋省会，又是晋王封地，乡宦大户，到处皆是，流贼攻占太原不难，难在治理，故亦必须留大将与重兵驻守。
而太原至北京，通常应东出固关，沿真定大道北上入畿辅，全程一千二百里，他岂敢不留兵驻守？
故臣以为，李贼到达北京城下的兵力，最多十来万，甚至不足十万，只是李贼的进兵路线尚难确定，唯有太原消息传来，方可再议。”
济尔哈朗不解道：“从太原犯北京，出固关，破真定往北，路途最近也最顺，流贼不走此路，还能走别处？”
洪承畴道：“明朝在大同、宁武、宣府等处有重兵把守，是为九边重镇，如放任不管，九边可趁虚直捣太原，断绝李贼回关中之路，故李贼未必会东出固关，进攻真定，而是有可能从太原北犯，破忻州，出雁门，攻占大同，再分一军从忻州趋宁武。
大同宁武如被攻陷，太原与三晋再无后顾之忧，倘若李贼破太原后仍有二十万，他会自率十万东出固关，经真定进犯北京，倘若他亲率大军自太原北出忻州，攻占大同宁武，不敢自太原分兵，即证明他的人马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