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难度的确不小，可是回报也大啊，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并存，因为如果燕和掷出一个“五纯”，便可以赢得燕青贩卖的一部分鱼。
要是能掷出“六纯”的话，那可就赚大发了，能将他全部的鱼都拿走。
但燕和如果掷不出“五纯”或“六纯”，则就要白付钱给燕青。
而据《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在燕青生活的北宋末，开封府的鱼价大概是：“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也就是一斤鱼按市价要100文钱左右，但如果关扑的话，掏数文钱便可以扑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靠关扑来试试手气，毕竟搏一搏，没准就单车变摩托了呢。
而且这种抱着侥幸心理搏一搏的风气是愈演愈烈，本来最开始关扑的都是一些小商品，价值不算太大，可到后来，逐渐的，人们赌博的兴趣越来越大，赌性也越来越大，一般的小商品根本无法满足了。
因此到后来，商品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后来甚至出现了及其高档的商品，类似珍玉、奇玩、匹帛、乃至于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价而扑之。
也就是说，后来已经发展到把人也当成了可以进行约赌的商品了。
这不是开玩笑，宋人的《云麓漫抄》也说，“正元、寒食、冬至，开封府出榜放（关扑）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
所以想想也好笑，就等于在今天把赌博的小摊子公然摆进中南海，国家领导人不但同意，还亲自参赌，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场景呢!
例如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个好皇帝，可也沉迷关扑不能自拔，经常同宫人在宫里玩关扑，不过他的技艺不高，常常将身边的钱输个干净。
可他依旧欲罢不忍，输了便向宫人商量把他输出去的再借回来继续博，可是宫人却不依，撒娇不愿意说：您贵为天子还在乎千钱，再去取些来玩嘛亲。
赵祯却一本正经给自己的赖皮找理由说：俺输的钱都是国家百姓的钱，一次就输了千钱，这是不对滴，你帮帮忙借俺点翻本呗。
可太监们还是不愿意，毕竟吃到嘴里的肉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吗？于是不借给他，赵祯无奈可奈何的同时，也没有办法。
这段叙述很有意思，一说明宋这位大名鼎鼎的仁宗真是够“仁”，不会强迫别人，另外也说明当时这种游戏真的已经相当的普及了。
包括后来的宋神宗也一样，《紫薇杂记》中有记载。
“神宗与二王禁中打子，止，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只告罢了新法。”。
这段话说的是神宗皇帝居然毫不隐晦地向大臣提出赌博，以赌博的输赢决定是否实施新法。
可见到此时皇帝赌博乃是常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国家的法令政策也被用作了赌博，十分的荒唐可笑。
好在宋神宗还没有真的糊涂到家，不会真的以一场赌局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可倘若遇到了真正昏庸的君主和大臣的话，那可就惨了。
像是南宋时，艳羡民间生活的理宗，除了宫中招妓玩外，也喜欢关扑为戏。
每年春天，理宗喜欢让小太监们在内苑效仿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
“小珰”们使用着特制的“内供纯镘骰钱”即全铸成背面的骰钱关扑，在博得皇帝“一笑”之余，借机从内帑支出中小赚一笔。
理宗还让“小珰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
在内廷中仿效再现西湖春游时候的市井生活，以满足自己不能亲历的帝王遗憾。
此举甚至有内侍官员仿效，在世人春游时开放自家园圃，“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以博一乐。
更甚者到了后期时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此人中了进士之后，凭借自身的能力被理宗赏识，一路升官，最终成为了右丞相。
虽然此人在朝政之事上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嗜赌如命”。
在《宋史·贾似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
即使在其登上了丞相之位后，也依旧无法戒了对了斗蟋蟀的爱好。
所以当元兵南下，南宋王朝已经处于风云飘摇之中的时候，贾似道依旧毫不在意，反而“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可见，这个宰相并不合格，在他的辅佐之下，南宋灭亡是迟早的事。
因此，既然皇帝都不反对歌伎舞女定价作赌注，民间市井的赌场里可就热闹了。
身家富有的公子哥儿一般都带着侍妾陪赌，一掷千金而不惜，甚至连赌具都懒得摸，而用姬妾代劳，这既是摆阔气，又是企图利用姬妾“色诱”对手，一旦赌红了眼，陪赌、代赌的妾想不做赌注也难。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丫鬟侍女被主人押上赌桌的有之，小妾外室沦为赌桌筹码的亦有之，甚至还有人不惜抵押妻子以求翻本的，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所谓“小赌怡情”，本来是娱乐的事儿，至此完全的丧失了理智，完全的变味儿了。
这就给一些居心不良的赌徒们，制造了设局行骗的借口：先小输一下，然后说，钱输光了，没法子了，就剩下小老婆了，你赌不赌?赌我就押注，不赌拉倒。
于是，美女亮相，抛个媚眼，送把“秋天的菠菜”，对赌的浪荡子弟们还不赶紧答应再潇洒赌一回?
这一赌不打紧，不但前面赢的要输掉，荷包里的钱统统得输个底朝天。
那么，这些美女都是些什么人呢?
摆明了就是托儿，有的是雇来的妓女，有的是流落异乡的女子假扮的身份，反正清一色都是妻妾，出场的目的只一个，就是“色诱”，分散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专心赌局，以便赌棍们耍老千，从赌台上捞好处。
像是洪迈的《夷坚志·补志》卷八的《李将仕》条，就生动记载了一个赌博诈骗团伙的活动。
这个团伙先派人引诱李将仕就赌，再用妓女假扮的小妾以色相进行勾引，然后诈骗头目假装妾的丈夫捉奸敲诈。
这条笔记，后被明人改编为拟话本《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并加进了许多明代才有的情节，非常生动丰满。
所以慢慢的，随着关扑越来越红火，已经不单单是单纯的娱乐活动了，许多商家都把它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可以借此引诱消费者们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买不起、不会购买的商品。
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所以这个时候的很多商品的赔付率达到了一赔三十，要想中奖显然是在撞大运。
可人们以及对此了乐此不疲，毕竟许多单身狗们随手一搏，要是运气好的话，赢来一个歌姬舞女，那可就赚大发了，既满足了现实需求，又解决了个人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关扑从这方面来看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由于关扑的存在，对于商家来说，可以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极大的刺激消费。
而对于穷人，就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
包括由于关扑的存在，这还成了某一种特殊的节假日，因为到了元日（春节）夜幕降临，贵族妇女可以借此纷纷走出深宅大院，纵情游走于市井之间。
其中更不乏观看或参与关扑的，进入勾栏观看演出的，或走进酒店饮酒作乐的，真真是不亦乐乎。
民间妇女也都放下手中针线，《岁时杂记》记载说：“京人元旦皆忌针线之工。故谚有：‘懒妇思正月，馋妇思寒食’之语。”
也就是平日里的勤劳主妇，终于有充分的借口，放下手中的活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任性节日。
包括对于许多青楼女子来说，陪客博戏更是常事，不会博戏甚至都不配干这一行。
至于那些流氓地痞，则更是与关扑有着不解之缘，宋人笔记中多称他们为“闲人”或“游手”，相当于产生了一个新职业，那就专门帮人从事以赌博赚取或骗取他人的钱财。
乃至于到后来关扑实在是太火爆了，风行天下，士农工商，无不以此为乐，连宫廷之中也流行这种博戏，皇帝都非常沉溺，所以巨额的赌资让朝廷是愈发的眼热。
可作为禁赌政府又不能开个国家赌馆广收赌利，于是为了一边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一边又想从赌利中分一杯羹，挨千刀的政府便故意于三月放赌之时散发青苗钱，于给散之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引诱领取青苗钱的农民上前关扑、饮酒、游戏，结果使得一干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
而朝廷却通过官营酒庄皆赌坊乘着农民手中有钱大赚了一笔。
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行为，自然是十分缺德的，而且也很容易出问题。
毕竟由于关扑赌博诱发的贪欲，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二月，有京城巡卒【职责类似巡警】二人，在寒食节拿自己的军装当赌注关扑，结果输了衣服。
两人心怕责罚，于是合计在凌晨袭杀早起的过路者，杀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结果被人发现受到责处。
也许就是因为担心此类犯罪被诱发，所以北宋一直对关扑等赌博现象进行立法打击，未敢一味放纵。
可惜都没用，毕竟你要打击就彻底打击，要开放就彻底开放那个，这一边打击又一边又放纵是什么鬼？
不就相当于变相的鼓励老百姓们多多存钱，到了特定的日子好来搏一搏吗？
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之后，关扑已不受法律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合法和随时的进行，故而扑赌风气越演越烈，到了此时关扑已经成为了街头商贩非常常见的一种商业营销手段，不会这个都不配做买卖。
百姓以此为业者甚众，沿街叫卖之时都随身带有签筒、铜钱、骰子等赌具，有愿关扑者随时与之，像是这卖桔子的小孩这样，就是受此风气的影响。
一直到宋朝灭亡之后，这种全民皆赌的社会风气，才稍稍制止，不过并没有完全灭绝，在元明清等朝仍时有出现，但逐渐蜕身为娱乐、商业的一种形式。
这是因为正是由于从宋朝的灭亡上看到了赌博的贻害，所以历代都对这一活动的“赌博”性质予以打击。
比如元时，曾有立法禁止“关扑”赌博的法令传世，明朝也一样，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严令禁止赌博，违者处以重刑。
一直到更之后的清代，太平日久，关扑才又有重新复燃的苗头，如“各省俱有抽签得物者。”
像是北京城里最多的是以“糖胡卢、薰鸡、果子抽签。”
比如传统相声《五毒论》里，就有关于抽签吃油条的段子，这其实就是宋时关扑的一种玩法。
到了今天也有，如现在遍布全国庙会广场的套环游戏，当时亦有出现，文载：“其最著者。庙会中用品若胰子、牙粉之类。置于地上。人给数钱以圈套中者全得之。”
由此，如果细细盘点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依旧有许多千年不衰的“关扑”遗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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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掷出“六纯”的话，那可就赚大发了，能将他全部的鱼都拿走。
但燕和如果掷不出“五纯”或“六纯”，则就要白付钱给燕青。
而据《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在燕青生活的北宋末，开封府的鱼价大概是：“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也就是一斤鱼按市价要100文钱左右，但如果关扑的话，掏数文钱便可以扑一次。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靠关扑来试试手气，毕竟搏一搏，没准就单车变摩托了呢。
而且这种抱着侥幸心理搏一搏的风气是愈演愈烈，本来最开始关扑的都是一些小商品，价值不算太大，可到后来，逐渐的，人们赌博的兴趣越来越大，赌性也越来越大，一般的小商品根本无法满足了。
因此到后来，商品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后来甚至出现了及其高档的商品，类似珍玉、奇玩、匹帛、乃至于车马、地宅、歌姬、舞女，都可以作价而扑之。
也就是说，后来已经发展到把人也当成了可以进行约赌的商品了。
这不是开玩笑，宋人的《云麓漫抄》也说，“正元、寒食、冬至，开封府出榜放（关扑）三日，或以数十笏银，或以乐艺女人为一掷，其他百物无不然。”
所以想想也好笑，就等于在今天把赌博的小摊子公然摆进中南海，国家领导人不但同意，还亲自参赌，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场景呢!
例如宋仁宗赵祯虽然是个好皇帝，可也沉迷关扑不能自拔，经常同宫人在宫里玩关扑，不过他的技艺不高，常常将身边的钱输个干净。
可他依旧欲罢不忍，输了便向宫人商量把他输出去的再借回来继续博，可是宫人却不依，撒娇不愿意说：您贵为天子还在乎千钱，再去取些来玩嘛亲。
赵祯却一本正经给自己的赖皮找理由说：俺输的钱都是国家百姓的钱，一次就输了千钱，这是不对滴，你帮帮忙借俺点翻本呗。
可太监们还是不愿意，毕竟吃到嘴里的肉还有吐出来的道理吗？于是不借给他，赵祯无奈可奈何的同时，也没有办法。
这段叙述很有意思，一说明宋这位大名鼎鼎的仁宗真是够“仁”，不会强迫别人，另外也说明当时这种游戏真的已经相当的普及了。
包括后来的宋神宗也一样，《紫薇杂记》中有记载。
“神宗与二王禁中打子，止，问:二王欲赌何物，徐王曰:臣不别赌物，若赢，只告罢了新法。”。
这段话说的是神宗皇帝居然毫不隐晦地向大臣提出赌博，以赌博的输赢决定是否实施新法。
可见到此时皇帝赌博乃是常事，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国家的法令政策也被用作了赌博，十分的荒唐可笑。
好在宋神宗还没有真的糊涂到家，不会真的以一场赌局来决定国家的命运，可倘若遇到了真正昏庸的君主和大臣的话，那可就惨了。
像是南宋时，艳羡民间生活的理宗，除了宫中招妓玩外，也喜欢关扑为戏。
每年春天，理宗喜欢让小太监们在内苑效仿市井关扑之戏，在御座前互扑为乐。
“小珰”们使用着特制的“内供纯镘骰钱”即全铸成背面的骰钱关扑，在博得皇帝“一笑”之余，借机从内帑支出中小赚一笔。
理宗还让“小珰内司列肆关扑，珠翠冠朵，篦环绣段，画领花扇，官窑定器，孩儿戏具，闹竿龙船等物，及有买卖果木、酒食、饼饵、蔬茹之类，莫不备具，悉效西湖景物。”
在内廷中仿效再现西湖春游时候的市井生活，以满足自己不能亲历的帝王遗憾。
此举甚至有内侍官员仿效，在世人春游时开放自家园圃，“悉以所有书画、玩器、冠花、器弄之物，罗列满前，戏效关扑。”以博一乐。
更甚者到了后期时的“蟋蟀宰相”贾似道。
此人中了进士之后，凭借自身的能力被理宗赏识，一路升官，最终成为了右丞相。
虽然此人在朝政之事上有一定的能力，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嗜赌如命”。
在《宋史·贾似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
即使在其登上了丞相之位后，也依旧无法戒了对了斗蟋蟀的爱好。
所以当元兵南下，南宋王朝已经处于风云飘摇之中的时候，贾似道依旧毫不在意，反而“尝与群妾居地斗蟋蟀。所狎客人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
可见，这个宰相并不合格，在他的辅佐之下，南宋灭亡是迟早的事。
因此，既然皇帝都不反对歌伎舞女定价作赌注，民间市井的赌场里可就热闹了。
身家富有的公子哥儿一般都带着侍妾陪赌，一掷千金而不惜，甚至连赌具都懒得摸，而用姬妾代劳，这既是摆阔气，又是企图利用姬妾“色诱”对手，一旦赌红了眼，陪赌、代赌的妾想不做赌注也难。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丫鬟侍女被主人押上赌桌的有之，小妾外室沦为赌桌筹码的亦有之，甚至还有人不惜抵押妻子以求翻本的，结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惨剧。
所谓“小赌怡情”，本来是娱乐的事儿，至此完全的丧失了理智，完全的变味儿了。
这就给一些居心不良的赌徒们，制造了设局行骗的借口：先小输一下，然后说，钱输光了，没法子了，就剩下小老婆了，你赌不赌?赌我就押注，不赌拉倒。
于是，美女亮相，抛个媚眼，送把“秋天的菠菜”，对赌的浪荡子弟们还不赶紧答应再潇洒赌一回?
这一赌不打紧，不但前面赢的要输掉，荷包里的钱统统得输个底朝天。
那么，这些美女都是些什么人呢?
摆明了就是托儿，有的是雇来的妓女，有的是流落异乡的女子假扮的身份，反正清一色都是妻妾，出场的目的只一个，就是“色诱”，分散转移你的注意力，让你无法专心赌局，以便赌棍们耍老千，从赌台上捞好处。
像是洪迈的《夷坚志·补志》卷八的《李将仕》条，就生动记载了一个赌博诈骗团伙的活动。
这个团伙先派人引诱李将仕就赌，再用妓女假扮的小妾以色相进行勾引，然后诈骗头目假装妾的丈夫捉奸敲诈。
这条笔记，后被明人改编为拟话本《赵县君乔送黄柑子》，并加进了许多明代才有的情节，非常生动丰满。
所以慢慢的，随着关扑越来越红火，已经不单单是单纯的娱乐活动了，许多商家都把它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可以借此引诱消费者们去尝试赢得他原本买不起、不会购买的商品。
因为有些商品过于昂贵，远远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预算，穷人甚至压根拿不出那么多现金。
但是假如能以一笔小钱换来一次开洋荤的机会，即便概率不大，可能也会被认为值得一试。
所以这个时候的很多商品的赔付率达到了一赔三十，要想中奖显然是在撞大运。
可人们以及对此了乐此不疲，毕竟许多单身狗们随手一搏，要是运气好的话，赢来一个歌姬舞女，那可就赚大发了，既满足了现实需求，又解决了个人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关扑从这方面来看也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由于关扑的存在，对于商家来说，可以争取到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消费群体，极大的刺激消费。
而对于穷人，就是由众人出资，帮助其中一个幸运儿实现奢侈梦或富贵梦的方式。
包括由于关扑的存在，这还成了某一种特殊的节假日，因为到了元日（春节）夜幕降临，贵族妇女可以借此纷纷走出深宅大院，纵情游走于市井之间。
其中更不乏观看或参与关扑的，进入勾栏观看演出的，或走进酒店饮酒作乐的，真真是不亦乐乎。
民间妇女也都放下手中针线，《岁时杂记》记载说：“京人元旦皆忌针线之工。故谚有：‘懒妇思正月，馋妇思寒食’之语。”
也就是平日里的勤劳主妇，终于有充分的借口，放下手中的活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任性节日。
包括对于许多青楼女子来说，陪客博戏更是常事，不会博戏甚至都不配干这一行。
至于那些流氓地痞，则更是与关扑有着不解之缘，宋人笔记中多称他们为“闲人”或“游手”，相当于产生了一个新职业，那就专门帮人从事以赌博赚取或骗取他人的钱财。
乃至于到后来关扑实在是太火爆了，风行天下，士农工商，无不以此为乐，连宫廷之中也流行这种博戏，皇帝都非常沉溺，所以巨额的赌资让朝廷是愈发的眼热。
可作为禁赌政府又不能开个国家赌馆广收赌利，于是为了一边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一边又想从赌利中分一杯羹，挨千刀的政府便故意于三月放赌之时散发青苗钱，于给散之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引诱领取青苗钱的农民上前关扑、饮酒、游戏，结果使得一干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
而朝廷却通过官营酒庄皆赌坊乘着农民手中有钱大赚了一笔。
这种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行为，自然是十分缺德的，而且也很容易出问题。
毕竟由于关扑赌博诱发的贪欲，很容易引发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如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二月，有京城巡卒【职责类似巡警】二人，在寒食节拿自己的军装当赌注关扑，结果输了衣服。
两人心怕责罚，于是合计在凌晨袭杀早起的过路者，杀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结果被人发现受到责处。
也许就是因为担心此类犯罪被诱发，所以北宋一直对关扑等赌博现象进行立法打击，未敢一味放纵。
可惜都没用，毕竟你要打击就彻底打击，要开放就彻底开放那个，这一边打击又一边又放纵是什么鬼？
不就相当于变相的鼓励老百姓们多多存钱，到了特定的日子好来搏一搏吗？
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社会变革之后，关扑已不受法律和时间的限制，可以合法和随时的进行，故而扑赌风气越演越烈，到了此时关扑已经成为了街头商贩非常常见的一种商业营销手段，不会这个都不配做买卖。
百姓以此为业者甚众，沿街叫卖之时都随身带有签筒、铜钱、骰子等赌具，有愿关扑者随时与之，像是这卖桔子的小孩这样，就是受此风气的影响。
一直到宋朝灭亡之后，这种全民皆赌的社会风气，才稍稍制止，不过并没有完全灭绝，在元明清等朝仍时有出现，但逐渐蜕身为娱乐、商业的一种形式。
这是因为正是由于从宋朝的灭亡上看到了赌博的贻害，所以历代都对这一活动的“赌博”性质予以打击。
比如元时，曾有立法禁止“关扑”赌博的法令传世，明朝也一样，明太祖朱元璋更是严令禁止赌博，违者处以重刑。
一直到更之后的清代，太平日久，关扑才又有重新复燃的苗头，如“各省俱有抽签得物者。”
像是北京城里最多的是以“糖胡卢、薰鸡、果子抽签。”
比如传统相声《五毒论》里，就有关于抽签吃油条的段子，这其实就是宋时关扑的一种玩法。
到了今天也有，如现在遍布全国庙会广场的套环游戏，当时亦有出现，文载：“其最著者。庙会中用品若胰子、牙粉之类。置于地上。人给数钱以圈套中者全得之。”
由此，如果细细盘点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依旧有许多千年不衰的“关扑”遗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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