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在监牢里，看着展昭和杨文广两人带着人马急冲冲的跑去救火，虽然心急如焚，可李小鱼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默默的等待着。
可越等他越焦急，因为两人迟迟没有回来，就说明局势真的很严重，不然，要是真发现什么线索的话，两人早就差人回来告诉他了。
这样一直在监牢里等到了将近天明，都没看到两人回来，也是不禁真的让李小鱼的心沉到了谷底，心想局势真的不如乐观了啊。
是让得他忍不住双手抱头焦急的坐在墙角，心想这次难不成自己真的死定了吗？
因为如果两人没发现线索的话，那他就是唯一的嫌疑人，不死也得死了啊。
更何况，这唐沐风也不是一般人，而是有功名在身，号称金陵第一才子，在文举生里有举重若轻的地位，若真坐实是自己杀了他，自己真的是非死不可的。
想到这，李小鱼是忍不住焦急的在脑海中回忆起宋朝对死刑犯的处理来，思索片刻后，是忍不住稍稍松了口气，因为自己还不至于被立即处决，还有一段时间的翻案机会。
因为宋朝对死刑犯的审理已经很严格了，比之今天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待遇也还不错，他也不用担心太过的吃苦受罪。
虽然还很多人以为只有在今天才对死刑犯讲人道主义，不至于遭受虐待。
比如很多国家，是没有死刑犯的，且他们的最高判期是22年。
在这里，死刑犯除了没有自由以外，在监狱里甚至能享受到五星级的待遇。
但其实，在宋代也相差不多，比如即便是被砍头，也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称为“临终关怀”，那么宋人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是许多朋友耳熟能详的一句诗。
因为这首诗，他的作者宋祁还得了一个“红杏尚书”的雅称。
不过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父亲宋玘。
要知道宋祁的父亲宋玘是个大法官，他每次执行死刑的时候，都会拿着最终判决书大声向囚犯宣读：“尔罪应死，尽诏家人，使之相见。”
说完以后还为死囚犯安排了“最后的晚餐”，让他吃饱了好上路，莫要做个饿死鬼。
那么死囚犯听了以后什么感受呢？史书记载，“囚皆叩颡感泣”，把这些死囚犯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那么这么做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等到处死犯人以后，宋玘又请来一些僧人为他们超度亡灵。
因此，常州的死囚犯都非常感激宋玘，对他说：“若勿化有知，当为宋府君作狗马偿厚德。”
这些死囚犯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
要知道，在这之前，我国古代，其实死囚犯一般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别说死囚犯了，就是你犯了一点罪，也就不会把你当人看了，这种所谓的逻辑就是“犯人不是人”。
如果了解这个情况，你就会明白宋玘是多么的开明、厚道。
当然，也许许多朋友还会有疑问，觉得作者菌在这里单单举宋玘的例子，除了证明他有很高的道德以外，似乎没有证据证明宋代也普遍实行这样的“临终关怀”。
可其实不然，只要大家稍稍翻阅一下宋朝的典籍，就可以知道，这种情况其实普遍存在，并不是个例。
比如在宋代的《元丰令》、《天圣令》里，还真有这样的规定，这套制度包括七个层面：
其一、处决囚犯之前，“仍先给酒食”，也就是断头酒，这个似乎没什么说的，因为历朝历代的都这样做，但其实不然，因为宋朝的断头酒标准是最好的。
这是宋太祖赵匡胤规定的，每个犯人五贯钱，而且还可以点菜，虽然可能狱卒这些会克扣一些，但也基本保证你有酒有肉，做个饱死鬼没问题。
除此之外，其二、“听亲戚辞诀”，就是犯人能和家属临终前见上一面，互诉衷肠，好不留遗憾。
其三、“示以犯状”，公开审判，让犯人充分享有知情权，不做个胡涂鬼、屈死鬼。
其四、“不得掩塞其口”，允许犯人有表达权，如果觉得不服宣判，可以当即申诉。
其五、如果死囚“翻异，或其家属称冤”，必须终止死刑的执行，须要快马加鞭提交到上级部门请求裁决。
其六、囚犯执行死刑一般选在黄昏时刻，并允许家属第二天前来领取尸体，官府不得阻挠。
其七、“诸死囚，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其棺并用官物造给，置砖铭于圹内，立牌于上，书其姓名。”
这就是说没有家属来认领尸体的囚犯由官府负责安葬。
因此，从这些规章制度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出宋人对于判决死刑犯的审慎。
因为，人命大于天，一旦判错，性命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很多人会问，这种制度是宋朝独创的吗？
其实不是，这种优良传统一直都有，只不过一直到了宋代才真正的将其发扬光大。
如《唐令·狱官令》规定：“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末后行刑。”
另外也有官府为无人收尸的死囚犯进行掩埋的做法。
只不过到了五代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视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会有这种“临终关怀”了。
于是经历了“五姓十三君”的乱世局面后，宋人意识到人命的可贵姓，抱愧在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叫做“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
再加上老百姓普遍不愿意打仗，朝廷也自然珍视生命，除了不轻易打仗以外，就是在刑事判决时尽量没有冤案。
此外“不得掩塞其口”尤其值得称道，因为在武则天时代，处决犯人正好是要掩塞其口的，避免他喊冤，因为那时有两个著名的酷吏，屈打成招的例子太多的，不塞不行啊。
而宋人这么做，无疑是拨乱反正，让犯人享有“临刑称冤”的权利。
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
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
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
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
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
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疑罪从无。
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
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
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
对于剥夺生命的极刑，古人表现出极大的敬畏，比如只准许“秋后问斩”，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时间不能执行大辟之刑，因为古人相信在春夏时节处决犯人，违背了上天好生之德。
只有秋季是肃杀的季节，才能用来处决犯人。
所以，也就是说，即便坐实了李小鱼翻的案，他也还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来想办法翻案，不必急于一时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宋代的这套“临终关怀”，依然觉得极为人道，充满温情。
尤其是宋玘处决囚犯以后，还要请僧人为他们超度亡灵。
犯人虽然犯了罪，但他只不过是犯了罪的人而已，依然还是人，绝对不能把他们不当人看。
一个罪犯犯了罪，他受到的惩罚其实是双重的，除了法律的惩罚以外，他还有良知的拷问。
而相比于前者，后者的惩罚更为严重，因为后者是诛心之痛，这也正是《罪与罚》想要说明的。
“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我们再读这一句话，就会更理解宋人的“临终关怀”了。
同时，想到这些后，李小鱼也猛地想到了几个可以翻案的办法，其一就是不停地上诉。
对，没错，就是上诉。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所谓的上诉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其实在古代早就有了。
如果真有冤屈的话，犯人是可以选择向上申诉的。
特别是在宋朝等一些比较开明的朝代，不仅死刑犯可以上诉，而且到了刑场，只要犯人喊冤，基本上都是会发回重审。
比如宋朝赵光义当皇帝的时候，有个妇人跑去官府告状，说她丈夫的兄弟想要害死他。
后来这个人就被抓了起来，没想到就在他关押期间，那个妇人就离开了人世。
这下死无对证，他就被判处了死刑，表示不服的他，就选择了上诉，结果皇帝认为，既然找不到证据，就不能认定他有罪，于是就把他给放了。
所以，他只要不停的上诉，就能免除一死，极大的拖延时间，记得好像能上诉三次，这样一来，至少还能再拖延好几个月的时间啊。
而第二种情况的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越狱。
要知道古代社会的条件落后，逃出狱后躲到深山老林里，朝廷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你的。
即使发出海捕公文，也无异于大海捞针，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当然，事实上你还有许多其他的办法，比如还可以搞掉包计，只要出的钱足够多，那些官员就很容易就会被买通，随便拉个替罪羊就能把事情搞定。
不过唯一麻烦的一点就是，出狱后就要隐姓埋名，可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麻烦，因为改个名字换回一条命，实在太值得了，所以，不得不说的是，在古代有钱就是好啊，当然，现在其实也一样，任何时候都一样。
第三种情况的话，就是看看你祖上有没有开国功臣了，这样很可能就会有丹书铁券或者免死金牌神马的，可以免除一死，相当于复活币，多一条命。
因为这种东西在古代还真有，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普通的死刑来说，这种金牌还是可以管用的，只要不是犯的是谋逆之罪，毕竟那种罪再多金牌也不管用。
第四种情况，就是看你运气够不够好了，能不能在砍头之前碰上大赦天下这种好事。
很多人有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大赦天下的事情不常有。
事实上有些皇帝不仅用过，而且还用过很多次，通常就是有天灾人祸，或者为了给皇子、爱妃祈福这些重大的事情时，都有可能出现。
第五种情况，即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以宫刑来替代，古代受过这种刑的人还真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但这也没有阻止他青史留名。
除此之外还有像郑和等有名的太监，也曾受过这种刑罚。
虽然这种刑罚让人感觉耻辱，但好歹还是留了条命，也有很多死刑犯都愿意做出这种选择。
因此，李小鱼此刻也焦急的思索起来，万一自己不能脱罪的的话，又该用哪种办法来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哎呀，真是急死了，好烦啊！
……
……
……
（求推荐求收藏求订阅求支持啦，今天正好碰上大佬大赦天下的日子，所以写出这章来让大家看看古代关于犯人的处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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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这唐沐风也不是一般人，而是有功名在身，号称金陵第一才子，在文举生里有举重若轻的地位，若真坐实是自己杀了他，自己真的是非死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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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朝对死刑犯的审理已经很严格了，比之今天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待遇也还不错，他也不用担心太过的吃苦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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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很多国家，是没有死刑犯的，且他们的最高判期是22年。
在这里，死刑犯除了没有自由以外，在监狱里甚至能享受到五星级的待遇。
但其实，在宋代也相差不多，比如即便是被砍头，也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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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是许多朋友耳熟能详的一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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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宋祁的父亲宋玘是个大法官，他每次执行死刑的时候，都会拿着最终判决书大声向囚犯宣读：“尔罪应死，尽诏家人，使之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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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死囚犯听了以后什么感受呢？史书记载，“囚皆叩颡感泣”，把这些死囚犯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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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死囚犯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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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宋代的《元丰令》、《天圣令》里，还真有这样的规定，这套制度包括七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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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到了五代时，“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视人命如草芥，也就自然不会有这种“临终关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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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死囚“临刑关怀”制度的背后，蕴藏着古老的“恤刑慎杀”司法理念。
或者换个说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处的“恤刑慎杀”理念，催生出了死囚“临刑关怀”的制度。
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不续者也，是以圣贤重之”。
人死不能复生，死刑一旦实施，便不能逆转，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
正是出于对人命的珍视，中华文明在很早时候就发育出“疑罪从无”的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作了一番解释：“辜，罪。经，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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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我们今日的司法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有时候两者是有冲突的，不可两全其美，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我们的先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宁纵不枉”。
也就是今天常说的疑罪从无。
所以宋朝司法接受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比较注意恤刑慎杀。
虽然宋代几乎每年都会判处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这些死刑犯的大多数最后都获得了减刑，没有被执行死刑。
实际上被执行死刑的人数，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证确凿，犯人必须以命抵罪，毕竟也是剥夺一条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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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所谓的上诉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其实在古代早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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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宋朝等一些比较开明的朝代，不仅死刑犯可以上诉，而且到了刑场，只要犯人喊冤，基本上都是会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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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情况的话，就是看看你祖上有没有开国功臣了，这样很可能就会有丹书铁券或者免死金牌神马的，可以免除一死，相当于复活币，多一条命。
因为这种东西在古代还真有，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普通的死刑来说，这种金牌还是可以管用的，只要不是犯的是谋逆之罪，毕竟那种罪再多金牌也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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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些皇帝不仅用过，而且还用过很多次，通常就是有天灾人祸，或者为了给皇子、爱妃祈福这些重大的事情时，都有可能出现。
第五种情况，即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以宫刑来替代，古代受过这种刑的人还真不少，最著名的就是司马迁，但这也没有阻止他青史留名。
除此之外还有像郑和等有名的太监，也曾受过这种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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