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吃了蜜蜂屎的，还远不止董乾达他们几个。
这个时期，比他们还要躁动，缺乏理性的。
应该是像水澜这样跟风做梦，不管不顾也要出国的人。
由于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大量引入国内的电影电视和杂志小说，以及舶来商品，让斑斓的西方世界，越来越撩动人们的神经。
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仍然只停留于口头，“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论调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这一切都促使着从大学校园刚毕业的那一代精英份子，对困守于国家单位的前景看淡，也无不将出国视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这一年，京城报考“托福”的人数增至一万八千人。
这一年，一个出国学者拍摄的《国人的眼界》纪录片，在京城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这一年，各大机关单位里，当两个年轻人人见面时，最常听到的对话已经变成。
“嘿，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
“正办着呢！”
说白了，这一年的“出国热”已经不知不觉，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了。
所有人对米国的感觉，都是高速运转的城市、忙碌的市民、永不停歇的电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
以及人均年收入一万九千美元和国内七百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巨大对比。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让人为之狂热、迷信一样的极端论调。
无论你在这儿过得好是不好，一定是出去会更好。
无论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去。
水澜就是这样，尽管她对遥远的异国，是天堂还是地域，并没有多少真正了解。
但未知的国外生活充满难以抗拒的诱惑。
只可惜啊，正是因为她有了洪衍武的“格外关照”和陪同。
哪怕她在“托福”考试中考了663的高分，四月闯签证关也以失败而告终。
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准备，忍受着从头天晚上就来排队的辛苦。
结果进去没见两分钟，就被“枪毙”了。
但最气人的还不是被拒签这件事，而是她的闯关失败，居然让家里人一个劲儿的叫好。
水婶甚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来庆祝。
至于唯一鼓励她继续尝试的洪衍武，忠告中也透着一股子假仁假义。
他居然跟她说，听旁边别人议论，好像二次过签希望也不大，让她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这让她的一颗心简直跌落到谷底，足足哭了三天。
短时间内，是很难再有勇气，去重新面对那让人提心吊胆的审视，外加露宿一宿的艰巨挑战。
与之类似的是，由于改革开放进行到了一定程度。
长期以来，所积攒的其他不良效果也都开始集中发散。
一时间，社会上欠骂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
就连知足常乐，奉行与人无争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有点受不了了，从脑仁儿里冒火气。
比如说，京城市的饮食服务业在这一年有个明显的变化。
由于外来人口的持续、成倍增长，还没有完全消化“知青返城”问题的京城市政设施和服务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重，与市民沸腾的现实生活需求发生严重冲突。
不但“吃饭难、穿衣难、住店难、理发难、洗澡难、修理难”这些老问题愈加凸显，交通难也成了新问题。
尤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性。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年龄不饶人，在这一年都逐渐退下来了，开始换徒弟们当大拿。
偏偏价码却因通货膨胀又上去了。
这还能不招致怨声载道吗？
因此，哪怕是既“号召兴办夜市”之后，京城政府以更有力，更全面的号召，来发展市政服务设施和第三产业，让城市现代化开始了第一次“全面升级”。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政府的措施感到满意和理解。
关键就是差在从业人员的素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幅下降上了。
这就叫“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啊。
另外一个，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对经济和金钱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过去谈钱者鄙，到如今“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就能说明人心巨大的转变。
而这种心态转变又导致了商业氛围的变化。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商品种类开始变得多样，许多商品不好卖了，企业和商业系统的职工收入又都开始与效益挂钩。
于是，各种邪门歪道也不分公的私的了，一起开始横空而出。
像京城晚报就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并无散装华姿香波出售》，来反映在夜市买到假货的遭遇。
原来，这位读者从“东华门夜市”买了一瓶散装华姿洗发香波。
回家一用，发现和以前买的原装洗发香波完全不一样。
不但气味差异很大，使用效果也很不好。
后来，他写信给生产厂家，方知上当受骗，买到的是冒牌货。
而国营商店也好不了多少。
没几天《京城晚报》又刊登了一件新闻在“大栅栏”的一家国营百货商店，打折甩卖的库存羊毛衫就遭致了顾客集体退货。
敢情有人发现了在羊毛衫的包装纸上写着是沪海生产的腈纶商品。
当时售货员还不肯承认强词夺理，说“纸是纸，货是货，纸货各不相干。”
结果有一位懂行的顾客，拿打火机当场试验，发现羊绒衫材料烧过是硬的，确定腈纶无疑。
在场的群众都忍不住义愤填膺，这家百货店才肯给这些顾客退钱。
但最严重的问题，其实还是出现在冰箱上。
这一年，京城市场上电冰箱供不应求。
尽管物价局明确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不会涨价。还发出《加强电冰箱价格管理的通知》。
但不同百货公司电器柜台上的同款电冰箱产品，价钱很有可能能差出几百块，这完全是因为“批件”在倒腾加价的关系。
总之，人们的道德观似乎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下降了。
开始信奉无所不用其极，能赚钱就是好汉的道理。
但这还不是全部，就连文化娱乐也开始变得扭曲，变得让人感到邪性。
像电影院吧，这一年国产电影的票房成绩开始大幅下降。
头半年，除了陈氏父子的那没有厂标，差点胎死腹中的《父与子》大受欢迎之外。
就再没有什么国产电影能有一半以上上座率的。
连电影放映员都觉得无奈和颓废。
他们特别纳闷一点，咱们的导演，干嘛就非得拍那些去外国拿奖，而国人又不爱看的电影呢？
什么时候能拍出《第一滴血》这样场场爆满的片子，那才叫本事。
而电视剧《沪海摊》的播映，虽然满足了国人们的感官刺激需要，胜景空前。
但是洪家的老爷子和老太太竟然介意起这部剧的不真实和格调低劣来。
洪禄承认为剧中人物、事件、乃至发型、服装、语言，丝毫没有当年“沪海特点”。
演得根本就不是什么“沪海摊”而是“香港摊”。
王蕴琳更是觉得这电视剧胡演一气，表现的只是一些交际花、刺客、打手、流氓之间的恩怨情仇，会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坏影响。
为此，洪家专门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此剧于家中播放。
就连洪衍武偷着给小洪钧看了两集录像带被抓住了，还惹得老爷子、老太太老大不高兴呢。
结果没有丝毫法外容情，反而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了。
这叔侄俩不但丧眉耷眼挨了好几天的呲儿，洪钧还被罚刷了一个月的碗呢。
之后也绝了，沪海马上就爆发了一场赌博风大案。
参赌人数之巨简直令人吃惊，而且成员不但有学生、教师、还有干部。
京城也被查出了好几起在小录像厅里，打着看《沪海摊》名义，插播隐晦电影的案件。
就好像为这部电视剧的不良影响背书似的。
这自然又加重了洪衍武和洪钧的“罪孽”，让他们俩在家连喘口气都得小心翼翼。
瞧这日子过得，说来说去，只不过看了两眼许文强和冯程程嘛。
竟然就压抑到了好像有今儿个没明儿的地步了。
这个时期，比他们还要躁动，缺乏理性的。
应该是像水澜这样跟风做梦，不管不顾也要出国的人。
由于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大量引入国内的电影电视和杂志小说，以及舶来商品，让斑斓的西方世界，越来越撩动人们的神经。
再加上国家对知识份子的政策仍然只停留于口头，“知识越来越不值钱”的论调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这一切都促使着从大学校园刚毕业的那一代精英份子，对困守于国家单位的前景看淡，也无不将出国视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这一年，京城报考“托福”的人数增至一万八千人。
这一年，一个出国学者拍摄的《国人的眼界》纪录片，在京城文化圈里广泛流传。
这一年，各大机关单位里，当两个年轻人人见面时，最常听到的对话已经变成。
“嘿，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
“正办着呢！”
说白了，这一年的“出国热”已经不知不觉，达到了一种非理性的状态了。
所有人对米国的感觉，都是高速运转的城市、忙碌的市民、永不停歇的电梯，大街上川流不息的汽车。
以及人均年收入一万九千美元和国内七百四十二元人民币的巨大对比。
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让人为之狂热、迷信一样的极端论调。
无论你在这儿过得好是不好，一定是出去会更好。
无论任何关系、任何的途径，怎么着都行，只要能出去。
水澜就是这样，尽管她对遥远的异国，是天堂还是地域，并没有多少真正了解。
但未知的国外生活充满难以抗拒的诱惑。
只可惜啊，正是因为她有了洪衍武的“格外关照”和陪同。
哪怕她在“托福”考试中考了663的高分，四月闯签证关也以失败而告终。
她怎么也没想到，在家经过好几个星期的准备，忍受着从头天晚上就来排队的辛苦。
结果进去没见两分钟，就被“枪毙”了。
但最气人的还不是被拒签这件事，而是她的闯关失败，居然让家里人一个劲儿的叫好。
水婶甚至做了一桌子丰盛的菜来庆祝。
至于唯一鼓励她继续尝试的洪衍武，忠告中也透着一股子假仁假义。
他居然跟她说，听旁边别人议论，好像二次过签希望也不大，让她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
这让她的一颗心简直跌落到谷底，足足哭了三天。
短时间内，是很难再有勇气，去重新面对那让人提心吊胆的审视，外加露宿一宿的艰巨挑战。
与之类似的是，由于改革开放进行到了一定程度。
长期以来，所积攒的其他不良效果也都开始集中发散。
一时间，社会上欠骂的事儿好像越来越多。
就连知足常乐，奉行与人无争的普通老百姓，也都有点受不了了，从脑仁儿里冒火气。
比如说，京城市的饮食服务业在这一年有个明显的变化。
由于外来人口的持续、成倍增长，还没有完全消化“知青返城”问题的京城市政设施和服务体系，变得更加难以承重，与市民沸腾的现实生活需求发生严重冲突。
不但“吃饭难、穿衣难、住店难、理发难、洗澡难、修理难”这些老问题愈加凸显，交通难也成了新问题。
尤其这里面还有一个时代的特殊性。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年龄不饶人，在这一年都逐渐退下来了，开始换徒弟们当大拿。
偏偏价码却因通货膨胀又上去了。
这还能不招致怨声载道吗？
因此，哪怕是既“号召兴办夜市”之后，京城政府以更有力，更全面的号召，来发展市政服务设施和第三产业，让城市现代化开始了第一次“全面升级”。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政府的措施感到满意和理解。
关键就是差在从业人员的素质，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大幅下降上了。
这就叫“老鼠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啊。
另外一个，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对经济和金钱的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过去谈钱者鄙，到如今“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就能说明人心巨大的转变。
而这种心态转变又导致了商业氛围的变化。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商品种类开始变得多样，许多商品不好卖了，企业和商业系统的职工收入又都开始与效益挂钩。
于是，各种邪门歪道也不分公的私的了，一起开始横空而出。
像京城晚报就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并无散装华姿香波出售》，来反映在夜市买到假货的遭遇。
原来，这位读者从“东华门夜市”买了一瓶散装华姿洗发香波。
回家一用，发现和以前买的原装洗发香波完全不一样。
不但气味差异很大，使用效果也很不好。
后来，他写信给生产厂家，方知上当受骗，买到的是冒牌货。
而国营商店也好不了多少。
没几天《京城晚报》又刊登了一件新闻在“大栅栏”的一家国营百货商店，打折甩卖的库存羊毛衫就遭致了顾客集体退货。
敢情有人发现了在羊毛衫的包装纸上写着是沪海生产的腈纶商品。
当时售货员还不肯承认强词夺理，说“纸是纸，货是货，纸货各不相干。”
结果有一位懂行的顾客，拿打火机当场试验，发现羊绒衫材料烧过是硬的，确定腈纶无疑。
在场的群众都忍不住义愤填膺，这家百货店才肯给这些顾客退钱。
但最严重的问题，其实还是出现在冰箱上。
这一年，京城市场上电冰箱供不应求。
尽管物价局明确电视机、电冰箱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不会涨价。还发出《加强电冰箱价格管理的通知》。
但不同百货公司电器柜台上的同款电冰箱产品，价钱很有可能能差出几百块，这完全是因为“批件”在倒腾加价的关系。
总之，人们的道德观似乎也抵不住金钱的诱惑下降了。
开始信奉无所不用其极，能赚钱就是好汉的道理。
但这还不是全部，就连文化娱乐也开始变得扭曲，变得让人感到邪性。
像电影院吧，这一年国产电影的票房成绩开始大幅下降。
头半年，除了陈氏父子的那没有厂标，差点胎死腹中的《父与子》大受欢迎之外。
就再没有什么国产电影能有一半以上上座率的。
连电影放映员都觉得无奈和颓废。
他们特别纳闷一点，咱们的导演，干嘛就非得拍那些去外国拿奖，而国人又不爱看的电影呢？
什么时候能拍出《第一滴血》这样场场爆满的片子，那才叫本事。
而电视剧《沪海摊》的播映，虽然满足了国人们的感官刺激需要，胜景空前。
但是洪家的老爷子和老太太竟然介意起这部剧的不真实和格调低劣来。
洪禄承认为剧中人物、事件、乃至发型、服装、语言，丝毫没有当年“沪海特点”。
演得根本就不是什么“沪海摊”而是“香港摊”。
王蕴琳更是觉得这电视剧胡演一气，表现的只是一些交际花、刺客、打手、流氓之间的恩怨情仇，会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坏影响。
为此，洪家专门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此剧于家中播放。
就连洪衍武偷着给小洪钧看了两集录像带被抓住了，还惹得老爷子、老太太老大不高兴呢。
结果没有丝毫法外容情，反而杀鸡骇猴、以儆效尤了。
这叔侄俩不但丧眉耷眼挨了好几天的呲儿，洪钧还被罚刷了一个月的碗呢。
之后也绝了，沪海马上就爆发了一场赌博风大案。
参赌人数之巨简直令人吃惊，而且成员不但有学生、教师、还有干部。
京城也被查出了好几起在小录像厅里，打着看《沪海摊》名义，插播隐晦电影的案件。
就好像为这部电视剧的不良影响背书似的。
这自然又加重了洪衍武和洪钧的“罪孽”，让他们俩在家连喘口气都得小心翼翼。
瞧这日子过得，说来说去，只不过看了两眼许文强和冯程程嘛。
竟然就压抑到了好像有今儿个没明儿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