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恼怒的顺着石子飞来的方向望去，只见几个小孩子一边嘴里喊着：“洋鬼子，不敬天。神也怒，仙也烦。不下雨，地发干。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一边向远处跑去，而周遭的行人和摊贩却都低头讪笑。
维特听到孩子们的言语，内心深处产生一抹忧色。这个时期正是整个华北地区华洋矛盾逐渐加深的一段时间，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在中国更是肆无忌惮，诸多传教士仗着自身洋人的身份为所欲为。反观清政府方面的官员，却往往视涉洋事件为大事，无论中国百姓占不占理，都一味的偏袒洋人，导致洋人更加肆无忌惮。
尤其在山东这样的地方，一方面西洋的基督教、天主教同传统中国宗教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传教士为了吸引更多的教众，允许女子信教加入教会，这又与传统礼教发生冲突。林林总总的教案莫不如是，一些传统守旧势力更是为了自身争取那所谓的清名，不惜编造谣言——诸如洋人吃小孩、挖人心之类毛骨损然的信息——来误导普通民众，更加导致华洋矛盾、宗教矛盾的加剧。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了1899年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爆发，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及1901年《辛丑条约》最终签订。
维特摸了摸后脑勺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便继续向前走，而身遭的中国人却感到一丝纳闷，这要是其他洋人恐怕早已经怒不可遏的要去找这几个熊孩子的麻烦了。维特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目光，顺着前门大街来到正阳门下，看了看巍峨的北京城墙。
正阳门，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1900年庚子国难之时，甘军在此浴血奋战抵御侵略，甘军总兵马福禄在“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国。”中以身殉国；1901年清政府在正阳门东修建火车站，1906年完工的正阳门火车站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此后历经清帝逊位、袁世凯篡国等等一系列事件，而后则见证了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维特望着这段在后世保存较好的城墙，感慨万千，只是自从来到北京他的内心深处总是一抹忧郁。他不断地反问自己，我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无论我身着何种服饰，无论我身披何色皮肤，但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一个中国人。
看了看这满大街行走的如丧尸一般的民众，看了看那巡街士卒涣散的眼神，看了看那恼人的如猪尾巴摇摆的辫子，维特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内心在悸动。对了——革命党！维特想到了，此时的革命党——也就是兴中会早已在1894年底成立于檀香山，更是在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清政府以沉痛的打击。
维特仔细的脑子中过滤着这个未来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后来败亡小岛的政党的历史。此时的兴中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具有启蒙资产阶级思想的以驱逐满洲统治者为目的的革命组织，而这个组织中的核心人员——孙文。
孙文，作为未来两岸共认共称共尊的国父，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1879年跟随母亲前往檀香山，而后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接受西方教育，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孙文亲赴天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孙文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便于11月来到檀香山，而后在檀香山同刘祥、何宽共组“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文又在香港，同辅仁文社协商合并，而后建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并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孙文被迫流亡海外。
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时的孙文刚刚经历英国蒙难，暂居日本，而他的思想在此之时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虽然孙文在流亡海外的时候，也着重考察了欧美等国的经济、政治，但是仍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成的思想。
至于说到兴中会这个革命团体，其的主体依然脱离不了帮会性质，而人员更是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一些帮会、社团人员为基础，以至于到后来的革命党、国民党中都有很多从社团出身的人员，包括孙文自己都是洪帮的红棍。可以说这个组织的松散也是导致了国民党后期失败的一大原因。
但是如果让孙文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将兴中会改组为后来的类似于ccp的组织呢？维特脑子中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可是吓了一大跳，不过思虑再三维特觉得这个事情在现阶段还是有可操控性的。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相比于俄国革命，多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阶段——也就是被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孙文领导的资产阶级力量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后来的中国**则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过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成为后世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维特越想越觉得此事有很大的操作性，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庚子国乱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更是一件好事情。庚子国乱之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同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并且密约，一旦北京失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罹难，则公推李鸿章为大统制。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的自保，无益于让清廷颜面尽失，更证明了汉人此时在满清当中的力量依然强大。
如果在这之前，利用这几年改组兴中会，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组织能力和精干成员的政党，再加上获得相当大的助力，那么孙文便可以在一地乃至几地取得成功。那么选择在哪里呢？维特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东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的东北还不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家独大的时候。此时的东北可以说完全就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并且一旦孙文取得东北，那么进可攻退可守。从孙文传统的民族情绪来说，东北是满洲的龙兴之地，一旦获得，则完全断了满洲人回老家的退路。东北之地又有煤矿、铁矿，完全可以发展重工业；有大规模是黑土地，可以不愁粮食，只要发展的好，东北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基地。
维特越想越觉得有足够的操作空间，看来得有时间去趟日本见见这位未来的国父先生，不过维特一想到孙文夺取东北建立基地后俄国人可能获得的利益，便觉得内心中又不舒服，这不是卖国嘛？唉，曲线救国的方式真是让人难受啊！我亲爱的祖国，你快点强大起来吧！
“维特先生，没想到真的在这里见到了你！”维特正在思索的时候，一人用法语上前问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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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到中国了，说实话确实不太好写，害怕一不留神就禁了，所以改来改去，好多想法都不敢写，请大家理解...
维特听到孩子们的言语，内心深处产生一抹忧色。这个时期正是整个华北地区华洋矛盾逐渐加深的一段时间，随着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在中国更是肆无忌惮，诸多传教士仗着自身洋人的身份为所欲为。反观清政府方面的官员，却往往视涉洋事件为大事，无论中国百姓占不占理，都一味的偏袒洋人，导致洋人更加肆无忌惮。
尤其在山东这样的地方，一方面西洋的基督教、天主教同传统中国宗教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传教士为了吸引更多的教众，允许女子信教加入教会，这又与传统礼教发生冲突。林林总总的教案莫不如是，一些传统守旧势力更是为了自身争取那所谓的清名，不惜编造谣言——诸如洋人吃小孩、挖人心之类毛骨损然的信息——来误导普通民众，更加导致华洋矛盾、宗教矛盾的加剧。这样的情况直接导致了1899年义和团运动的大规模爆发，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及1901年《辛丑条约》最终签订。
维特摸了摸后脑勺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于是便继续向前走，而身遭的中国人却感到一丝纳闷，这要是其他洋人恐怕早已经怒不可遏的要去找这几个熊孩子的麻烦了。维特没有在意这些人的目光，顺着前门大街来到正阳门下，看了看巍峨的北京城墙。
正阳门，见证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1900年庚子国难之时，甘军在此浴血奋战抵御侵略，甘军总兵马福禄在“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保国。”中以身殉国；1901年清政府在正阳门东修建火车站，1906年完工的正阳门火车站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火车站；此后历经清帝逊位、袁世凯篡国等等一系列事件，而后则见证了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
维特望着这段在后世保存较好的城墙，感慨万千，只是自从来到北京他的内心深处总是一抹忧郁。他不断地反问自己，我能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无论我身着何种服饰，无论我身披何色皮肤，但内心深处——我依然是一个中国人。
看了看这满大街行走的如丧尸一般的民众，看了看那巡街士卒涣散的眼神，看了看那恼人的如猪尾巴摇摆的辫子，维特第一次感觉自己的内心在悸动。对了——革命党！维特想到了，此时的革命党——也就是兴中会早已在1894年底成立于檀香山，更是在1895年发动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清政府以沉痛的打击。
维特仔细的脑子中过滤着这个未来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后来败亡小岛的政党的历史。此时的兴中会，充其量只是一个具有启蒙资产阶级思想的以驱逐满洲统治者为目的的革命组织，而这个组织中的核心人员——孙文。
孙文，作为未来两岸共认共称共尊的国父，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1879年跟随母亲前往檀香山，而后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接受西方教育，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毕业。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孙文亲赴天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未被接受。
孙文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便于11月来到檀香山，而后在檀香山同刘祥、何宽共组“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文又在香港，同辅仁文社协商合并，而后建立香港兴中会总会，并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孙文被迫流亡海外。
1896年10月，在英国伦敦曾被清公使馆诱捕，经英国友人康德黎等营救脱险。此时的孙文刚刚经历英国蒙难，暂居日本，而他的思想在此之时仍然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虽然孙文在流亡海外的时候，也着重考察了欧美等国的经济、政治，但是仍然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成的思想。
至于说到兴中会这个革命团体，其的主体依然脱离不了帮会性质，而人员更是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一些帮会、社团人员为基础，以至于到后来的革命党、国民党中都有很多从社团出身的人员，包括孙文自己都是洪帮的红棍。可以说这个组织的松散也是导致了国民党后期失败的一大原因。
但是如果让孙文接受马克思主义呢？将兴中会改组为后来的类似于ccp的组织呢？维特脑子中冒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可是吓了一大跳，不过思虑再三维特觉得这个事情在现阶段还是有可操控性的。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相比于俄国革命，多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阶段——也就是被称为“民主主义革命”，孙文领导的资产阶级力量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而后来的中国**则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过民主主义革命后，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而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和建设，成为后世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维特越想越觉得此事有很大的操作性，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庚子国乱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更是一件好事情。庚子国乱之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同列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并且密约，一旦北京失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罹难，则公推李鸿章为大统制。李鸿章等汉族封疆大吏的自保，无益于让清廷颜面尽失，更证明了汉人此时在满清当中的力量依然强大。
如果在这之前，利用这几年改组兴中会，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组织能力和精干成员的政党，再加上获得相当大的助力，那么孙文便可以在一地乃至几地取得成功。那么选择在哪里呢？维特思前想后，还是觉得东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的东北还不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家独大的时候。此时的东北可以说完全就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并且一旦孙文取得东北，那么进可攻退可守。从孙文传统的民族情绪来说，东北是满洲的龙兴之地，一旦获得，则完全断了满洲人回老家的退路。东北之地又有煤矿、铁矿，完全可以发展重工业；有大规模是黑土地，可以不愁粮食，只要发展的好，东北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完善的基地。
维特越想越觉得有足够的操作空间，看来得有时间去趟日本见见这位未来的国父先生，不过维特一想到孙文夺取东北建立基地后俄国人可能获得的利益，便觉得内心中又不舒服，这不是卖国嘛？唉，曲线救国的方式真是让人难受啊！我亲爱的祖国，你快点强大起来吧！
“维特先生，没想到真的在这里见到了你！”维特正在思索的时候，一人用法语上前问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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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到中国了，说实话确实不太好写，害怕一不留神就禁了，所以改来改去，好多想法都不敢写，请大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