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5章：帝国宪法
第295章：帝国宪法
从以农民为主的天京危机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三省罢工，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帝国政府经历了两场发人深思的政治运动，这两场看似互不相关的运动其实有着深刻在内在原因，随着思想启萌与工业化的推进，国民解放意识的提高、工人数量的增长都必然的导致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阻止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必然性促使帝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深刻的反思。首先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以前高高在上的皇帝再次表现出了亲民的作风，即使在民众大规模的冲击下，皇室仍然坚持用采用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之后，也能对参加动乱的工人宽大处理，这让皇室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政府以广州事件为突破口，故意在工人与亲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对立，使工人重新开始回到政府一边。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朝廷的威望、国家的统一稳定得以保全，在“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推动下，帝国政府再次迎得了民众的信任，政局得以迅速稳定，同时国家长期难有定论的税制改度也在这场危机中被皇帝御口亲定，低税收政策成为中华帝国政府贯彻始终的重要国策，第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皇帝陛下坚持通过税收来调节人口增长的办法也成为影响帝国长远发展地重要政策。正是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帝国人口从清末的四亿在不到二十年的时候里迅速突破4.3亿后增长渐渐放缓，并最终维持在六亿左右的水平，人口的缓慢增长保证了就业，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新增人口的教育质量，推动了整个社会向高素质发展地进程。第四从国家政策来看，正是亲历了这场危机。感于长期战争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帝国皇帝终于将争强争霸地外交政策调整为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主动与长期对抗的西班牙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弃了长期以来在印度问题上与英国的对抗政策，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的交往，在坚持即有领土的基础上，放弃扩张（南海问题除外）。并最终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实现帝国在世界问题上地话语权。
但是这场危机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由于在解决问题中政府表现出了过度的软弱，结果导致国家机器在执行正常公务时的阻力大大增加，老百姓开始习惯于通过聚众的方式来实现正常途径难以实现的目的，官员在执法中“该严的不严，该软地更加皮软”，造成社会犯罪日趋严重；其二便是将长期以来军方与政府的矛盾露出来。唐叶在危机时刻擅自调动警察部队与天京驻军破坏了帝国政府始终坚持的文官政治原则，第一次将军队拉入到政治问题当中；第三则是工人罢工运动的兴起预示着随着工业化的加快。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将会更加迫切的追求权力，这就意味着朝廷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相适应地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统治阶级始终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领导者，并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久发展。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前一个问题到并不难解决，但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身为帝国皇帝的王财头一回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后事，他自己拥有对帝**队的完全领导权，可是自己退位之后呢？或者自己归天之后呢？继任的皇帝是否有能力继续控制住这些军方将领？未来的各届文官政府是否有能力驾驭国家军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甚至王财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现在国内军、政互不统属的行政架构来看，只要自己一死，那军队就很有可能会慢慢地夺取国家政治权力，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军人掌权地国家都避免不了在摧毁别人的同时也摧毁自己地命运，但这个问题又的确不好解决。
仿照宋朝体制把军队与将领分割开，到需要时再让两者重新结合？这个不行。事实证明临时拼凑起来的作战体系非常可能出现“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危险局面；是采用监军的办法来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这个也不行，事实证明监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作战灵活性。监军制度在军队管理上的“度”很难具体条文化，由此也造成了或者监督不力，或者监督过份，激化军队与朝廷的矛盾；采用文官治军？那更离谱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当然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有文化的未必就是合格的将领。如何将军队定位到维护国家独立、安全而又排除在国内政治斗争以外，成了王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所有的将领都拍着胸膊保证“永不叛国，永不干政”这都是不可靠的，所谓人心难测，谁也不能保证在他死后，这些将领仍然能和现在一样忠于皇室，忠于朝廷，只有用制度来确定军人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彻底避免军人政治的出现，可是这个制度到底该如何来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放在这个时代并不适合，但是由“皇帝指挥军队”似乎也不妥，这样很容易造成**。
而比这个更为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王财看来，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更广泛社会意识的政府来行使国家权力，才有可能避免决策的偏向性，只有通过吸收更广泛的民意民声，才有可能保证国家权力的长期合理性，在决策系统中,将资本家,地主,工农阶级进行势力平衡,保证政权的平衡,决策倾向的平衡,从而也能将皇族置身各种危险和浪潮之外，这就与建立以议会、内阁、法院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有关系，内阁和法院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渐趋成熟，但议会却仍然先天不足，虽然目前各地的民众运动都有当地议政院的影子参与其中，不过目前举行全国大选仍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此刻对于王财来说，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着急的推行全国议会选举，而是为将来君主立宪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帝国宪法！
穷心竭力十余年时间完成的《中华帝国宪法》终于在反复修改十余次之后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十余年时间里容闳心无旁骛的带领着二十余名国、内外法学专家专心于这部帝国根本**的研究编写，从国家政权安全,政权结构，君主的地位等各个方面详细义了国家的政体,行政系统的结构,权力的配备，此前皇帝陛下与立法院之间关于政体的争议也在这场动荡之中达成了一致，皇帝陛下最终批准了国家政体的变化，并同意在未来十年内由帝国的皇权**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华帝国宪法》中所规定是君主立宪制仍然保留了皇帝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主要是通过“王临议会”的上议院来完成。
在一般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君主作为国家名义和礼节上的，国家最高军队领袖，议会、宗教和领土的拥有者和保护者除了享有被咨询权、提供建议权和警告权以外，并享有具体的行政管理与干涉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君主在法律意义上更多的是一个精神象征，可是在容闳把这个弱化皇权的宪法草案上交到皇帝面前后，毫无悬念的被王财否决了，彻底的失去对国家的驾驭权这是王财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容闳被迫弄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来，通过在君主与议会之间增一个代表皇权的上议院来协调民选议会——下议院，最终实现皇帝对国家的影响。在宪法中规定，上议院由是君主亲自出席的行政机构，其成员一般由皇帝从皇族中挑选，人数不超过五个，下议院则由民选产生。上议院拥有对下议院提出的对官员的弹劾案进行再审查和决定的权力，对叛国罪的审判，对下议院提出关于法案的再修订提议权（下院根据上院的建议必须再修订,程度由下院决定,下院修订后提出的方案为最终版,上院无法再反对），对下议院再修订法案的推迟权（虽不能反对但也拥有推迟下院此法案实施和公布的时间的权力）。
通过上议院的设置，皇族的权力从宪法的高度被确定和保护，而且由于皇帝陛下世代相代的兼任上议院议长一职，皇权有了更大的自由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订，并通过把持对官员的弹劾，重要国家安全罪名，法案的建议、推迟，实现对下议院和内阁乃至整个国家的影响。
[奉献]
第295章：帝国宪法
从以农民为主的天京危机到以工人为核心的三省罢工，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帝国政府经历了两场发人深思的政治运动，这两场看似互不相关的运动其实有着深刻在内在原因，随着思想启萌与工业化的推进，国民解放意识的提高、工人数量的增长都必然的导致社会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即使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没有办法阻止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历史的必然性促使帝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深刻的反思。首先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以前高高在上的皇帝再次表现出了亲民的作风，即使在民众大规模的冲击下，皇室仍然坚持用采用较为缓和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在迫不得以的情况下动用国家武装力量之后，也能对参加动乱的工人宽大处理，这让皇室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上政府以广州事件为突破口，故意在工人与亲西方知识分子中间制造对立，使工人重新开始回到政府一边。
其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朝廷的威望、国家的统一稳定得以保全，在“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推动下，帝国政府再次迎得了民众的信任，政局得以迅速稳定，同时国家长期难有定论的税制改度也在这场危机中被皇帝御口亲定，低税收政策成为中华帝国政府贯彻始终的重要国策，第三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皇帝陛下坚持通过税收来调节人口增长的办法也成为影响帝国长远发展地重要政策。正是这项政策的出台，使帝国人口从清末的四亿在不到二十年的时候里迅速突破4.3亿后增长渐渐放缓，并最终维持在六亿左右的水平，人口的缓慢增长保证了就业，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新增人口的教育质量，推动了整个社会向高素质发展地进程。第四从国家政策来看，正是亲历了这场危机。感于长期战争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帝国皇帝终于将争强争霸地外交政策调整为和平、友好的对外政策，主动与长期对抗的西班牙政府达成和平协议，放弃了长期以来在印度问题上与英国的对抗政策，积极寻求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的交往，在坚持即有领土的基础上，放弃扩张（南海问题除外）。并最终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实现帝国在世界问题上地话语权。
但是这场危机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首先，由于在解决问题中政府表现出了过度的软弱，结果导致国家机器在执行正常公务时的阻力大大增加，老百姓开始习惯于通过聚众的方式来实现正常途径难以实现的目的，官员在执法中“该严的不严，该软地更加皮软”，造成社会犯罪日趋严重；其二便是将长期以来军方与政府的矛盾露出来。唐叶在危机时刻擅自调动警察部队与天京驻军破坏了帝国政府始终坚持的文官政治原则，第一次将军队拉入到政治问题当中；第三则是工人罢工运动的兴起预示着随着工业化的加快。新兴资产阶级与工人将会更加迫切的追求权力，这就意味着朝廷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进行相适应地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统治阶级始终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领导者，并以此来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国家长久发展。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前一个问题到并不难解决，但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身为帝国皇帝的王财头一回开始担心起自己的身后事，他自己拥有对帝**队的完全领导权，可是自己退位之后呢？或者自己归天之后呢？继任的皇帝是否有能力继续控制住这些军方将领？未来的各届文官政府是否有能力驾驭国家军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甚至王财完全有理由相信，以现在国内军、政互不统属的行政架构来看，只要自己一死，那军队就很有可能会慢慢地夺取国家政治权力，而历史上任何一个军人掌权地国家都避免不了在摧毁别人的同时也摧毁自己地命运，但这个问题又的确不好解决。
仿照宋朝体制把军队与将领分割开，到需要时再让两者重新结合？这个不行。事实证明临时拼凑起来的作战体系非常可能出现“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危险局面；是采用监军的办法来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这个也不行，事实证明监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将领作战灵活性。监军制度在军队管理上的“度”很难具体条文化，由此也造成了或者监督不力，或者监督过份，激化军队与朝廷的矛盾；采用文官治军？那更离谱了，作为军队的指挥官当然应该有一定的文化，但是有文化的未必就是合格的将领。如何将军队定位到维护国家独立、安全而又排除在国内政治斗争以外，成了王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即使所有的将领都拍着胸膊保证“永不叛国，永不干政”这都是不可靠的，所谓人心难测，谁也不能保证在他死后，这些将领仍然能和现在一样忠于皇室，忠于朝廷，只有用制度来确定军人在国家体系中的地位，才能彻底避免军人政治的出现，可是这个制度到底该如何来确立？“党指挥枪”的原则显然放在这个时代并不适合，但是由“皇帝指挥军队”似乎也不妥，这样很容易造成**。
而比这个更为困难的则是政治体制改革。在王财看来，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代表更广泛社会意识的政府来行使国家权力，才有可能避免决策的偏向性，只有通过吸收更广泛的民意民声，才有可能保证国家权力的长期合理性，在决策系统中,将资本家,地主,工农阶级进行势力平衡,保证政权的平衡,决策倾向的平衡,从而也能将皇族置身各种危险和浪潮之外，这就与建立以议会、内阁、法院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有关系，内阁和法院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渐趋成熟，但议会却仍然先天不足，虽然目前各地的民众运动都有当地议政院的影子参与其中，不过目前举行全国大选仍然不具备现实可行性，此刻对于王财来说，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并不是着急的推行全国议会选举，而是为将来君主立宪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帝国宪法！
穷心竭力十余年时间完成的《中华帝国宪法》终于在反复修改十余次之后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十余年时间里容闳心无旁骛的带领着二十余名国、内外法学专家专心于这部帝国根本**的研究编写，从国家政权安全,政权结构，君主的地位等各个方面详细义了国家的政体,行政系统的结构,权力的配备，此前皇帝陛下与立法院之间关于政体的争议也在这场动荡之中达成了一致，皇帝陛下最终批准了国家政体的变化，并同意在未来十年内由帝国的皇权**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中华帝国宪法》中所规定是君主立宪制仍然保留了皇帝相当一部分的权力，而这种权力主要是通过“王临议会”的上议院来完成。
在一般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中，君主作为国家名义和礼节上的，国家最高军队领袖，议会、宗教和领土的拥有者和保护者除了享有被咨询权、提供建议权和警告权以外，并享有具体的行政管理与干涉国家具体事务的权力，君主在法律意义上更多的是一个精神象征，可是在容闳把这个弱化皇权的宪法草案上交到皇帝面前后，毫无悬念的被王财否决了，彻底的失去对国家的驾驭权这是王财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容闳被迫弄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来，通过在君主与议会之间增一个代表皇权的上议院来协调民选议会——下议院，最终实现皇帝对国家的影响。在宪法中规定，上议院由是君主亲自出席的行政机构，其成员一般由皇帝从皇族中挑选，人数不超过五个，下议院则由民选产生。上议院拥有对下议院提出的对官员的弹劾案进行再审查和决定的权力，对叛国罪的审判，对下议院提出关于法案的再修订提议权（下院根据上院的建议必须再修订,程度由下院决定,下院修订后提出的方案为最终版,上院无法再反对），对下议院再修订法案的推迟权（虽不能反对但也拥有推迟下院此法案实施和公布的时间的权力）。
通过上议院的设置，皇族的权力从宪法的高度被确定和保护，而且由于皇帝陛下世代相代的兼任上议院议长一职，皇权有了更大的自由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订，并通过把持对官员的弹劾，重要国家安全罪名，法案的建议、推迟，实现对下议院和内阁乃至整个国家的影响。
[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