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搞不懂你们中原人，连这个老子能不能打儿子都能吵的天翻地覆的，这有什么好吵的？”普速完见到报纸上又有这方面的讨论的内容，忍不住对赵谌问出了她憋了好几天的疑惑。
扎着马步在书桌上作题的赵谌停下手中的笔，略一沉吟后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不是自吹，我们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观念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推崇责任感的民族。可以说，汉儿从出生开始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系统的责任感教育，汉家小孩从懂事的时候就明白，他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存在的，他是作为家族延续的种子而存在的，每个汉人都背负着对家族的继承和延续的职责。因此，人们要克己复礼，继承和维护家族的传统荣誉；要发愤图强，光耀门楣，为家族争取新的荣耀；要传宗接代，将家族的薪火和荣耀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正统理念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做到上不辱祖先，下不愧儿孙。这就是儒家五种美德修养境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前三种境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这五种所要追求的境界，其核心也是在围绕着责任感。这些对你现在来说太难了，我们以后再讨论。
回到刚才所讲，正是出于对儿孙的责任和疼爱，所以当生存条件改善，最基本的生存压力不再之后，大范围宠溺后代的现象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责任感是会上瘾的，当一个人长期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已经成为习惯之后，他会将本应该是他所关爱的人背负的责任不由自主的往自己身上拉，父母对孩子无节制的宠溺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联邦六年多来的稳定和经济、民生条件的快速发展，给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基本条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逐渐成为主流思想以及联邦各项对未成年人保护律法的出台，从另一个方面也对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引导，使得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变化。把未成年人当成娇嫩的宝贝，禁止一切挫折式教育形式的声音，也就慢慢出现了。自然，会有许多人不赞同，那么争论就是必然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引起联邦民众大范围关注的原因，联邦的教育理念，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前，必需做出慎重选择。你明白了吧？”
普速完的回答果然是：“不明白。”
早有人推断出，以联邦现行的选举体制，会碰到联邦政府换届后紧跟着举行众议员换届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在政府换届后，新一届众议员未选出之前，是联邦议院工作最繁重的一个阶段。因为不但常例的下财年年度财政预算要赶在十二月之前报批，五年计划方案也要在政府换届后四个月内提交联邦议院讨论批准，而联邦议院这个时候又面临众议员换届，还得给报名参选下届众议员选举的人留出足够的返回选区进行选举的时间。今年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下次将发生在63年到64年，因为63年众议员选举会和政议员选举撞车，按规定将延后至64年举行，即在63年政府换届之后。今年则更为特殊，因为前面闹了这个事，使得联邦议院目前要先集中精力完成《选举法》的修改。这项工作不能拖，它直接影响着下届众议员的选举。
所以，现在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十分尴尬，如果不能在下个财年开始之前达成《1353至135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在十二月一号之后就得面临无钱运作的威胁。好在联邦的政治体制不乏弹性空间，在类似的情况下，辽王有权批复专项资金作为联邦政府的临时运作经费，但这种批复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最多维持联邦政府基本运作三个月的经费，而且辽王对经费的批复以及政府对这笔经费使用的监督权握在联邦法院手中。
联邦政府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江烈的问题却没办法解决，规划委负责制定联邦五年发展计划，这个五年计划除了联邦议院，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代为批准。因为这个五年计划太过重要，它直接指导着联邦接下来近五年时间的资金运作方向，也就是说，议院一旦批准了这个五年计划，那么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提出的财政预算将依循完成这个计划出发，而联邦议院为确保这个计划的完成也有义务给依循这个计划的预算案放绿灯。
同样是因为这个五年计划太过重要，规划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需要分部同联邦议院深度讨论，在联邦议院的深度参与和监督下完成这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现在，联邦议院忙的脚打后脑勺，联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注定要难产了。
江烈不能叫屈，因为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那个《教育法》补充案，就是这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发展部分的内容所需要的法律支持。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愈发突出，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联邦民众受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受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的严重挑战。联邦的教育事业不但要发展，还要适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公平性原则逐渐成为联邦民众的共识，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
虽然联邦议院出了状况，延误了制定五年计划的进程，但也给规划委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做更充足的准备。今天，江烈就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调研，想听听联邦未来的园丁们的观点和想法。
师大校长罗从彦挥手示意学生们坐下，笑着说道：“同学们讨论的很热闹嘛，老夫也来凑个趣如何？哦，老夫今天就不发言了，带了一个校外的小朋友来和你们一起讨论，这位江同学很有想法的，你们可不要被他麾了风头，落了老夫的面子哦。”（史料：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大宋名儒，著名的教育家。曾学与杨时，是杨时最欣赏的弟子，时年六十一。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李桐都是他的学生）
江烈一阵郁闷，这老爷子太坏了，说好了会给自己打掩护，原来就是这样掩护的。看到老爷子眼中的狡黠，江烈知道自己被这个貌似忠厚的老头摆了一道。不过自己这个年纪，冒充学生也是活该。
江烈拱手行礼后直奔主题道：“各位同学都是联邦未来园丁，我非常想知道各位同学对联邦目前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有什么解决之道。”
“不客气的说，资源分配不平衡除去地域原本积累优势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联邦现行教育体制。择业自由虽然保障了联邦师范学生的权力，但在联邦新一代师资本身就稀缺抢手的情况下，师范类学校向社会输出的新教师的流向必然是偏颇和集中的，这会进一步加剧联邦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试问，当一个师范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面对两份薪酬相同的就业协议，但一份是留在北京，一份是去往宁夏农村，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想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北京，那一个选择去宁夏农村的可能是响应联邦支教边远落后地区的号召，我十分佩服和敬仰这样的人的高尚的责任感和道德，但这样的责任感太过于沉重，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起。
我认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把教师公务员化，每个教师都必需受到联邦行政法规的约束，师范学生毕业后像联邦其它类公务员一样，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否则他的教师资格将被取消。”
江烈笑道：“同学，您高尚的责任感和道德也令我肃然起敬，我想您这样的建议如果被政府采纳，恐怕你不少同学都会找你开练。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照此执行，那么普通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怎么办？他们的教师后备资源会迅速枯竭，根本没办法再办下去了，因为按联邦教育法的规定，普通教育阶段的教师是执业资格认证行业，没有执业资格的是不能从事普通教育阶段教学工作的，不管是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那就全面取缔普通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本身就是对知识传承的亵渎，只针对特定人群服务的学校，根本就是在向宪法赋予的联邦公民公平受教育权的挑战，早就该取缔了。”
江烈有些讶然，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是一个极富头脑的愤青。想了想江烈尽量把语气放缓说道：“但是联邦宪法同样确认了联邦公民拥有天赋的生存权和劳动权，而且这两项权力在法律层面上是优先于公平受教育权的。办私立学校，提供教育服务，并从中获取合法利益，这是私立学校业者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合法劳动方式，而且是在没有侵占和损害公众权益和资源的前提条件下，所以，联邦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力通过任何方式和手段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力。借助公权力侵害个人权力的行为，其对公平原则的破坏更加强大，影响更深。另一方面，私立学校是联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汇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联邦教育领域中，而且其有别于公立学校的营运方式，教育理念等等都是对联邦教育内容的有益补充。您的建议很好，但对私立学校的态度是否有些偏激了？公务员化，嗯――如果规定教师在公立学校服务特定年限以上后，才允许到私利学校任教，这样是不是更能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呢？呵呵，再听听其它同学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来，这位学妹……”
资源不平衡的不仅是教育领域，公益福利内容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甚至比教育领域还更为突出，这背后隐藏的实则是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扎着马步在书桌上作题的赵谌停下手中的笔，略一沉吟后说道：“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还得先弄清楚这个问题产生的背景。不是自吹，我们汉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观念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推崇责任感的民族。可以说，汉儿从出生开始所受到的教育就是系统的责任感教育，汉家小孩从懂事的时候就明白，他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所存在的，他是作为家族延续的种子而存在的，每个汉人都背负着对家族的继承和延续的职责。因此，人们要克己复礼，继承和维护家族的传统荣誉；要发愤图强，光耀门楣，为家族争取新的荣耀；要传宗接代，将家族的薪火和荣耀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正统理念认为，人们应该努力做到上不辱祖先，下不愧儿孙。这就是儒家五种美德修养境界‘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前三种境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实这五种所要追求的境界，其核心也是在围绕着责任感。这些对你现在来说太难了，我们以后再讨论。
回到刚才所讲，正是出于对儿孙的责任和疼爱，所以当生存条件改善，最基本的生存压力不再之后，大范围宠溺后代的现象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责任感是会上瘾的，当一个人长期背负着沉重的责任已经成为习惯之后，他会将本应该是他所关爱的人背负的责任不由自主的往自己身上拉，父母对孩子无节制的宠溺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
联邦六年多来的稳定和经济、民生条件的快速发展，给这种现象的出现提供了基本条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逐渐成为主流思想以及联邦各项对未成年人保护律法的出台，从另一个方面也对民众的思想认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引导，使得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出现了变化。把未成年人当成娇嫩的宝贝，禁止一切挫折式教育形式的声音，也就慢慢出现了。自然，会有许多人不赞同，那么争论就是必然的。
这就是这个问题引起联邦民众大范围关注的原因，联邦的教育理念，已经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前，必需做出慎重选择。你明白了吧？”
普速完的回答果然是：“不明白。”
早有人推断出，以联邦现行的选举体制，会碰到联邦政府换届后紧跟着举行众议员换届的情况。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在政府换届后，新一届众议员未选出之前，是联邦议院工作最繁重的一个阶段。因为不但常例的下财年年度财政预算要赶在十二月之前报批，五年计划方案也要在政府换届后四个月内提交联邦议院讨论批准，而联邦议院这个时候又面临众议员换届，还得给报名参选下届众议员选举的人留出足够的返回选区进行选举的时间。今年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下次将发生在63年到64年，因为63年众议员选举会和政议员选举撞车，按规定将延后至64年举行，即在63年政府换届之后。今年则更为特殊，因为前面闹了这个事，使得联邦议院目前要先集中精力完成《选举法》的修改。这项工作不能拖，它直接影响着下届众议员的选举。
所以，现在联邦政府和联邦议院十分尴尬，如果不能在下个财年开始之前达成《1353至135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案》，联邦政府在十二月一号之后就得面临无钱运作的威胁。好在联邦的政治体制不乏弹性空间，在类似的情况下，辽王有权批复专项资金作为联邦政府的临时运作经费，但这种批复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最多维持联邦政府基本运作三个月的经费，而且辽王对经费的批复以及政府对这笔经费使用的监督权握在联邦法院手中。
联邦政府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江烈的问题却没办法解决，规划委负责制定联邦五年发展计划，这个五年计划除了联邦议院，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权代为批准。因为这个五年计划太过重要，它直接指导着联邦接下来近五年时间的资金运作方向，也就是说，议院一旦批准了这个五年计划，那么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提出的财政预算将依循完成这个计划出发，而联邦议院为确保这个计划的完成也有义务给依循这个计划的预算案放绿灯。
同样是因为这个五年计划太过重要，规划委在制定的过程中就需要分部同联邦议院深度讨论，在联邦议院的深度参与和监督下完成这个五年计划的制定。现在，联邦议院忙的脚打后脑勺，联邦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注定要难产了。
江烈不能叫屈，因为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那个《教育法》补充案，就是这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教育发展部分的内容所需要的法律支持。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性愈发突出，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联邦民众受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受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利益驱动的严重挑战。联邦的教育事业不但要发展，还要适时的解决这些问题，公平性原则逐渐成为联邦民众的共识，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容忍任何挑战。
虽然联邦议院出了状况，延误了制定五年计划的进程，但也给规划委留出了更多的时间做更充足的准备。今天，江烈就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进行调研，想听听联邦未来的园丁们的观点和想法。
师大校长罗从彦挥手示意学生们坐下，笑着说道：“同学们讨论的很热闹嘛，老夫也来凑个趣如何？哦，老夫今天就不发言了，带了一个校外的小朋友来和你们一起讨论，这位江同学很有想法的，你们可不要被他麾了风头，落了老夫的面子哦。”（史料：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大宋名儒，著名的教育家。曾学与杨时，是杨时最欣赏的弟子，时年六十一。朱熹的父亲朱松和老师李桐都是他的学生）
江烈一阵郁闷，这老爷子太坏了，说好了会给自己打掩护，原来就是这样掩护的。看到老爷子眼中的狡黠，江烈知道自己被这个貌似忠厚的老头摆了一道。不过自己这个年纪，冒充学生也是活该。
江烈拱手行礼后直奔主题道：“各位同学都是联邦未来园丁，我非常想知道各位同学对联邦目前教育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的看法，最重要的是有什么解决之道。”
“不客气的说，资源分配不平衡除去地域原本积累优势的因素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联邦现行教育体制。择业自由虽然保障了联邦师范学生的权力，但在联邦新一代师资本身就稀缺抢手的情况下，师范类学校向社会输出的新教师的流向必然是偏颇和集中的，这会进一步加剧联邦教育资源的不平衡。试问，当一个师范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面对两份薪酬相同的就业协议，但一份是留在北京，一份是去往宁夏农村，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我想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留在北京，那一个选择去宁夏农村的可能是响应联邦支教边远落后地区的号召，我十分佩服和敬仰这样的人的高尚的责任感和道德，但这样的责任感太过于沉重，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得起。
我认为，解决这个难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就是把教师公务员化，每个教师都必需受到联邦行政法规的约束，师范学生毕业后像联邦其它类公务员一样，必须服从组织分配，否则他的教师资格将被取消。”
江烈笑道：“同学，您高尚的责任感和道德也令我肃然起敬，我想您这样的建议如果被政府采纳，恐怕你不少同学都会找你开练。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照此执行，那么普通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怎么办？他们的教师后备资源会迅速枯竭，根本没办法再办下去了，因为按联邦教育法的规定，普通教育阶段的教师是执业资格认证行业，没有执业资格的是不能从事普通教育阶段教学工作的，不管是在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
“那就全面取缔普通教育阶段的私立学校，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本身就是对知识传承的亵渎，只针对特定人群服务的学校，根本就是在向宪法赋予的联邦公民公平受教育权的挑战，早就该取缔了。”
江烈有些讶然，没想到这个小伙子还是一个极富头脑的愤青。想了想江烈尽量把语气放缓说道：“但是联邦宪法同样确认了联邦公民拥有天赋的生存权和劳动权，而且这两项权力在法律层面上是优先于公平受教育权的。办私立学校，提供教育服务，并从中获取合法利益，这是私立学校业者的生存之道，是他们的合法劳动方式，而且是在没有侵占和损害公众权益和资源的前提条件下，所以，联邦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有权力通过任何方式和手段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力。借助公权力侵害个人权力的行为，其对公平原则的破坏更加强大，影响更深。另一方面，私立学校是联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汇集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到联邦教育领域中，而且其有别于公立学校的营运方式，教育理念等等都是对联邦教育内容的有益补充。您的建议很好，但对私立学校的态度是否有些偏激了？公务员化，嗯――如果规定教师在公立学校服务特定年限以上后，才允许到私利学校任教，这样是不是更能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呢？呵呵，再听听其它同学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来，这位学妹……”
资源不平衡的不仅是教育领域，公益福利内容基本上都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甚至比教育领域还更为突出，这背后隐藏的实则是社会利益分配的角力，牵一发而动全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