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清初，抛开节操问题，无论是文韬，还是武略，洪承畴是闻名的能臣、谋臣。在崇祯时期，他就是崇祯倚以重任的救火队员，当年在他的征讨之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几近覆灭，其后他领兵出关，松山之战虽然大败，但有部分原因归咎于崇祯的急于求成。历史上，满清入关之后，能够顺利的平定江南，坐稳天下，这个贰臣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这个让后人掩面叹息的时代里，那些居于高位的大臣们有节操的，却没有能力，比如史可法、黄道周以及何腾蛟之流，危难之际，唯有一死而已，于国无民毫无建树；而无节操的，比如洪承畴、范文程之流，却有经世之能。
无论后世的满清王朝如何腐朽不堪，但在入关初期，诸如皇太极、多尔兖皆是雄才大略之辈，以十万铁骑而问鼎天下，绝非易事。要是弘光、隆武、永历这些朱明宗室有他们一半的文治武功，坐拥财税最为充足的半壁江山，这南明的天下不至于糜烂至此。
清兵下江南之后，基本是草根阶层在抵抗，比如反抗剃发令运动中的以江阴、嘉定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以及以大西军、大顺军为主的农民军。
在明面上，去年清兵下江南势如破竹，连下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南方重镇，俘获了无数的朱明宗室，但在实际上，被同盟军玉石俱焚的抵抗以及江南突然流行的天花大伤了元气。
要知道满兵入关的总兵力只有六万左右，而去年光在苏松地区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天花就已愈六千有余，几乎是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折损在江南。豫亲王多铎的镶白旗几乎就打残了，而这部人马是满清最精锐的一支。这种讨伐同盟军的成本大大超出了满清高层的心理承受力，严重消耗了满清的实力，以及摄政王多尔兖再次南征的决心。
而勒克德浑袭击福建，一是消灭隆武朝廷以覆人心，二是逼降郑芝龙以水制水，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迂回。至于发起荆州之战的大顺军残部忠贞营，比起同盟军这个心腹之患比起来，实在不足一提。
对于贝勒勒克德浑弃荆州之危而直捣福建隆武朝廷的行动，洪承畴是支持的，战略目的是尽早地逼降他的福建老乡郑芝龙，借用他的力量对付崇明同盟军的水上优势。
但是豫亲王多铎、贝勒博洛北返休整之后，清兵在江浙两地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要是勒克德浑这支满兵主力离开之后，那么，在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这条相峙同盟军的防线就完全倚仗张存仁、孔有德、李元胤这批绿营汉军，镇守在南京的除了不足二万的绿营兵之外，只有满清将领巴山一部，不过千人，兵力实在太过单薄。
要是这个时候，同盟军突然发起反击，截断漕运，进而与浙东的南明军连成一片，或者从水路威胁南京，万一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点，洪承畴颇为忧虑勒克德浑过于蓬勃的进取心，继而进言道：“贝勒，江宁（满清改南京为江宁）是江南根本重地。如要万无一失，贝勒最好等摄政王再派遣援兵南下后，再谈出征事宜。”
勒克德浑摇摇头道：“时不我待，直捣福建这个残明根本之地，覆灭隆武伪帝，我意已决，先生勿需再言。”
在去年十二月底，勒克德浑已收到北京摄政王多尔兖的诏书，已经明确告诉他援军要出了天花流行的春季之后，起码在夏秋季节，才再次南下。要是让勒克德浑再等三个月而一事无所，对于急于建功立业的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顺治三年的正月初三，满清平南在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在南京城内醉生梦死的大明遗民欢度春节的氛围之中，领着三千满兵，悄悄离开南京城，向江西进发。勒克德浑并没有采纳洪承畴的建议从长江溯江而上，而是不惜费时费力走陆路。对于擅长陆战的满清兵来说，在同盟军把持制江权的前提下，水是最不安定的因素。万一被同盟水师追击，在水上，这些不擅水战的满清兵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
昔日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倚以干城的江南四镇，其中高杰、黄得功已死，刘泽清、刘良佐降清。刘泽清降清后闲居北京，其部属镇守山东、江淮诸地；刘良佐部出征江阴，本人重残后成为废人，其部属几近覆灭；黄得功部的田雄、马得功已在吴淞战场战死，其部已烟消云散；高杰部的李成栋已死，其部李元胤镇守苏州，而李元胤则是高旭埋在清方的一个定时炸弹。也就是说，弘光朝的江南四镇人马，虽然是绿营军的主力，但基本上已残破不堪了。
如今让满清寄以重任的还有左良玉的残部金声桓、王得仁部。金声桓降清后，领兵进入江西，不费满清一兵一卒，光靠他的人马，就征服了整个江西省。尽管历史上，金声桓、王得仁在二年后自负劳苦功高，但不得满清朝廷的重用，继而反清投明，但目前来说，他们对新主子还是忠心耿耿的。收到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进入江西巡视的消息之后，他们自然深感荣幸。
历史上，是贝勒博洛领李成栋部先陷浙江，而进军福建，从而覆灭隆武朝廷，挟持郑芝龙北上，郑家军众龙无首，福建尽为清有，然后李成栋继而南下广东。但如今，因为同盟军的崛起，以及天花在苏松两地的肆虐，豫亲王多铎、贝勒博洛、尼堪为首的满清南下主力受到重创，不得不返京休整，又顾忌天花痘疫，不出春季，根本不敢再度南下。而李成栋早已在嘉定之战中战死，郑氏少主郑森则是被洪承畴所擒，在南京作质，成为洪承畴与郑芝龙谈判的重要筹码。
但满清颠覆隆武朝廷的既定战略没有改变，只不是换成贝勒勒克德浑以及绿营参将金声桓部，从江西迂回进入福建罢了。未来的变化会成为什么样子，已根本不是高旭所熟悉的那个面目了。
勒克德浑离开南京之后，洪承畴力所能及地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
他从山东调遣绿营总兵柯永盛部移驻南京，又让恭顺王孔有德的人马从苏州移驻镇江，重点拱卫南京。至于苏州，则是由李元胤部镇守。尽管苏州不光在东面面临驻守在昆山的同盟军铁一镇的压力，在西面又面临以吴易、孙兆奎为首的太湖义军的压力，可谓腹背受敌。但是苏州城内天花流行，已成为重灾区。
以洪承畴看来，只要在满清主力再度南下之前，只要以镇江孔有德部、杭州张存仁部遏制同盟军有可能发起的攻势，至于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只要守住大运河沿线的主要据点，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洪承畴在战场之外，他也作出了几个措施。
其一，就是封锁崇明同盟军的海上贸易。
自从高氏少主郑森在去年十一月底被俘之后，洪承畴一边让郑森昔时的老师、复社大佬、如今时任满清礼部尚书之职的钱谦益苦口婆心地劝降之外，同时派出使者到福建，与郑芝龙秘密谈判，要挟郑芝龙封锁以高氏为首的江南联合商会的南洋航道，以及日本航线。
封锁南洋，对于郑芝龙来说，很简单，他只要封锁台湾海峡就行了；至于日本航线，也很简单，郑芝龙年轻时在日本长崎呆过，一直以来，郑氏是长崎的主要华商，而且日本幕府奉行锁岛国策，主要的贸易商也是郑氏。只要郑芝龙放出话来，长崎方面自然就可以断绝与高氏的贸易。
由于福建郑氏与崇明高氏素来存在竞争关系，而且随着同盟军的崛起，高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只是无论同盟军在江南如何风起水生，但郑氏在陆上的地盘富有福建一省之地，在水路上又把持着台湾海峡，郑芝龙自然不甘心把制海权拱手让人。
就算没有郑森为质，郑芝龙也乐意遏制高氏的海上扩张。
对于这点，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明亡清兴，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两者内部的凝聚力。
尽管满清宗室内部也存在竞争，但对外的步伐在摄政王多尔兖的主政下，基本一致。反观南明的各个势力，满清没打到家门口前，要么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要么窝里斗，比如立哪个王爷当皇帝，先是弘光帝福王与潞王的立贤与立亲之争，后是隆武帝与鲁王在福建与浙东两地政权的纷立，再后又有永历帝与绍武政权的兵戎相见。要是清军打到门口，皆是一触即溃。
所以，国难当前，以郑芝龙的海盗风范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不顾大局，同室操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崇明高氏以海路起家，封锁了海上商道，就相当了扼住了同盟军的后勤钱粮。
这个措施在去年十二月就开始实行了。
年初，这个措施的效应就会立竿见影。
其二，就是议和，招降。
以洪承畴看来，既然征讨的代价难以承受，当然可以试试议和。当去年年底，北京的摄政王多尔兖收到洪承畴的建议之后，就授宜洪承畴全权实行招降事宜。
以汉制汉，借力打力，向来是摄政王多尔兖主政的方略之一。他不像崇祯帝那样，一提和议就遭到文臣们的大义相逼，打不起，总可以谈谈。无论如何，满清已座拥两京，早已成全国性的政权，而同盟军不过是地方势力而已。既然清方能放下身段而谈谈，也是同盟军莫大的“荣幸”。
当然，洪承畴也深知，就算谈，也不会谈出个所以然，光是留头还是留发的问题，就陷入两难了。但洪承畴的目的不是要谈出个所以然来，而是争取时间。最好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整个春季都在谈，只要出了天花流行的春季，满兵主力再次南下，那时，谈不谈就无所谓了，大家在战场上再见真章。
洪承畴探得高氏少主、同盟会与同盟军的双料魁首高旭，在正月初六大婚的消息之后，就决定派出以复社大佬钱谦益为首的代表队携带重礼，开赴崇明，商谈和议之计。
致于那高旭接不接招，唯有到时试试看了。
其三，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同盟军的天花疫苗。
摄政王多尔兖在诏令中再三对洪承畴强调，只要能取得天花疫苗，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于这点，洪承畴当然也深以为然。满兵入关以来，不服水土，且不说在南方，光在北方，死于天花的也不计其数，就连大内禁宫也无可幸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敌。
既然疫苗如此重要，同盟军方面自然奉若珍宝。
但是，就算高老庄的高氏工坊是铜墙铁壁，洪承畴对高老庄的渗透早就进行了。
∶∶∶∶∶∶
在这个让后人掩面叹息的时代里，那些居于高位的大臣们有节操的，却没有能力，比如史可法、黄道周以及何腾蛟之流，危难之际，唯有一死而已，于国无民毫无建树；而无节操的，比如洪承畴、范文程之流，却有经世之能。
无论后世的满清王朝如何腐朽不堪，但在入关初期，诸如皇太极、多尔兖皆是雄才大略之辈，以十万铁骑而问鼎天下，绝非易事。要是弘光、隆武、永历这些朱明宗室有他们一半的文治武功，坐拥财税最为充足的半壁江山，这南明的天下不至于糜烂至此。
清兵下江南之后，基本是草根阶层在抵抗，比如反抗剃发令运动中的以江阴、嘉定为代表的普通民众，以及以大西军、大顺军为主的农民军。
在明面上，去年清兵下江南势如破竹，连下南京、苏州、杭州这些南方重镇，俘获了无数的朱明宗室，但在实际上，被同盟军玉石俱焚的抵抗以及江南突然流行的天花大伤了元气。
要知道满兵入关的总兵力只有六万左右，而去年光在苏松地区或死于战场、或死于天花就已愈六千有余，几乎是总兵力的十分之一折损在江南。豫亲王多铎的镶白旗几乎就打残了，而这部人马是满清最精锐的一支。这种讨伐同盟军的成本大大超出了满清高层的心理承受力，严重消耗了满清的实力，以及摄政王多尔兖再次南征的决心。
而勒克德浑袭击福建，一是消灭隆武朝廷以覆人心，二是逼降郑芝龙以水制水，也是一种战略上的迂回。至于发起荆州之战的大顺军残部忠贞营，比起同盟军这个心腹之患比起来，实在不足一提。
对于贝勒勒克德浑弃荆州之危而直捣福建隆武朝廷的行动，洪承畴是支持的，战略目的是尽早地逼降他的福建老乡郑芝龙，借用他的力量对付崇明同盟军的水上优势。
但是豫亲王多铎、贝勒博洛北返休整之后，清兵在江浙两地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要是勒克德浑这支满兵主力离开之后，那么，在南京、镇江、苏州、杭州这条相峙同盟军的防线就完全倚仗张存仁、孔有德、李元胤这批绿营汉军，镇守在南京的除了不足二万的绿营兵之外，只有满清将领巴山一部，不过千人，兵力实在太过单薄。
要是这个时候，同盟军突然发起反击，截断漕运，进而与浙东的南明军连成一片，或者从水路威胁南京，万一得逞，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点，洪承畴颇为忧虑勒克德浑过于蓬勃的进取心，继而进言道：“贝勒，江宁（满清改南京为江宁）是江南根本重地。如要万无一失，贝勒最好等摄政王再派遣援兵南下后，再谈出征事宜。”
勒克德浑摇摇头道：“时不我待，直捣福建这个残明根本之地，覆灭隆武伪帝，我意已决，先生勿需再言。”
在去年十二月底，勒克德浑已收到北京摄政王多尔兖的诏书，已经明确告诉他援军要出了天花流行的春季之后，起码在夏秋季节，才再次南下。要是让勒克德浑再等三个月而一事无所，对于急于建功立业的他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
顺治三年的正月初三，满清平南在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在南京城内醉生梦死的大明遗民欢度春节的氛围之中，领着三千满兵，悄悄离开南京城，向江西进发。勒克德浑并没有采纳洪承畴的建议从长江溯江而上，而是不惜费时费力走陆路。对于擅长陆战的满清兵来说，在同盟军把持制江权的前提下，水是最不安定的因素。万一被同盟水师追击，在水上，这些不擅水战的满清兵只有全军覆没的下场。
昔日南明第一个政权弘光朝倚以干城的江南四镇，其中高杰、黄得功已死，刘泽清、刘良佐降清。刘泽清降清后闲居北京，其部属镇守山东、江淮诸地；刘良佐部出征江阴，本人重残后成为废人，其部属几近覆灭；黄得功部的田雄、马得功已在吴淞战场战死，其部已烟消云散；高杰部的李成栋已死，其部李元胤镇守苏州，而李元胤则是高旭埋在清方的一个定时炸弹。也就是说，弘光朝的江南四镇人马，虽然是绿营军的主力，但基本上已残破不堪了。
如今让满清寄以重任的还有左良玉的残部金声桓、王得仁部。金声桓降清后，领兵进入江西，不费满清一兵一卒，光靠他的人马，就征服了整个江西省。尽管历史上，金声桓、王得仁在二年后自负劳苦功高，但不得满清朝廷的重用，继而反清投明，但目前来说，他们对新主子还是忠心耿耿的。收到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进入江西巡视的消息之后，他们自然深感荣幸。
历史上，是贝勒博洛领李成栋部先陷浙江，而进军福建，从而覆灭隆武朝廷，挟持郑芝龙北上，郑家军众龙无首，福建尽为清有，然后李成栋继而南下广东。但如今，因为同盟军的崛起，以及天花在苏松两地的肆虐，豫亲王多铎、贝勒博洛、尼堪为首的满清南下主力受到重创，不得不返京休整，又顾忌天花痘疫，不出春季，根本不敢再度南下。而李成栋早已在嘉定之战中战死，郑氏少主郑森则是被洪承畴所擒，在南京作质，成为洪承畴与郑芝龙谈判的重要筹码。
但满清颠覆隆武朝廷的既定战略没有改变，只不是换成贝勒勒克德浑以及绿营参将金声桓部，从江西迂回进入福建罢了。未来的变化会成为什么样子，已根本不是高旭所熟悉的那个面目了。
勒克德浑离开南京之后，洪承畴力所能及地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
他从山东调遣绿营总兵柯永盛部移驻南京，又让恭顺王孔有德的人马从苏州移驻镇江，重点拱卫南京。至于苏州，则是由李元胤部镇守。尽管苏州不光在东面面临驻守在昆山的同盟军铁一镇的压力，在西面又面临以吴易、孙兆奎为首的太湖义军的压力，可谓腹背受敌。但是苏州城内天花流行，已成为重灾区。
以洪承畴看来，只要在满清主力再度南下之前，只要以镇江孔有德部、杭州张存仁部遏制同盟军有可能发起的攻势，至于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只要守住大运河沿线的主要据点，就万事大吉了。
当然，洪承畴在战场之外，他也作出了几个措施。
其一，就是封锁崇明同盟军的海上贸易。
自从高氏少主郑森在去年十一月底被俘之后，洪承畴一边让郑森昔时的老师、复社大佬、如今时任满清礼部尚书之职的钱谦益苦口婆心地劝降之外，同时派出使者到福建，与郑芝龙秘密谈判，要挟郑芝龙封锁以高氏为首的江南联合商会的南洋航道，以及日本航线。
封锁南洋，对于郑芝龙来说，很简单，他只要封锁台湾海峡就行了；至于日本航线，也很简单，郑芝龙年轻时在日本长崎呆过，一直以来，郑氏是长崎的主要华商，而且日本幕府奉行锁岛国策，主要的贸易商也是郑氏。只要郑芝龙放出话来，长崎方面自然就可以断绝与高氏的贸易。
由于福建郑氏与崇明高氏素来存在竞争关系，而且随着同盟军的崛起，高氏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只是无论同盟军在江南如何风起水生，但郑氏在陆上的地盘富有福建一省之地，在水路上又把持着台湾海峡，郑芝龙自然不甘心把制海权拱手让人。
就算没有郑森为质，郑芝龙也乐意遏制高氏的海上扩张。
对于这点，双方可谓一拍即合。
明亡清兴，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两者内部的凝聚力。
尽管满清宗室内部也存在竞争，但对外的步伐在摄政王多尔兖的主政下，基本一致。反观南明的各个势力，满清没打到家门口前，要么明哲保身，苟且偷生，要么窝里斗，比如立哪个王爷当皇帝，先是弘光帝福王与潞王的立贤与立亲之争，后是隆武帝与鲁王在福建与浙东两地政权的纷立，再后又有永历帝与绍武政权的兵戎相见。要是清军打到门口，皆是一触即溃。
所以，国难当前，以郑芝龙的海盗风范完全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不顾大局，同室操戈，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崇明高氏以海路起家，封锁了海上商道，就相当了扼住了同盟军的后勤钱粮。
这个措施在去年十二月就开始实行了。
年初，这个措施的效应就会立竿见影。
其二，就是议和，招降。
以洪承畴看来，既然征讨的代价难以承受，当然可以试试议和。当去年年底，北京的摄政王多尔兖收到洪承畴的建议之后，就授宜洪承畴全权实行招降事宜。
以汉制汉，借力打力，向来是摄政王多尔兖主政的方略之一。他不像崇祯帝那样，一提和议就遭到文臣们的大义相逼，打不起，总可以谈谈。无论如何，满清已座拥两京，早已成全国性的政权，而同盟军不过是地方势力而已。既然清方能放下身段而谈谈，也是同盟军莫大的“荣幸”。
当然，洪承畴也深知，就算谈，也不会谈出个所以然，光是留头还是留发的问题，就陷入两难了。但洪承畴的目的不是要谈出个所以然来，而是争取时间。最好的如意算盘自然是整个春季都在谈，只要出了天花流行的春季，满兵主力再次南下，那时，谈不谈就无所谓了，大家在战场上再见真章。
洪承畴探得高氏少主、同盟会与同盟军的双料魁首高旭，在正月初六大婚的消息之后，就决定派出以复社大佬钱谦益为首的代表队携带重礼，开赴崇明，商谈和议之计。
致于那高旭接不接招，唯有到时试试看了。
其三，就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同盟军的天花疫苗。
摄政王多尔兖在诏令中再三对洪承畴强调，只要能取得天花疫苗，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对于这点，洪承畴当然也深以为然。满兵入关以来，不服水土，且不说在南方，光在北方，死于天花的也不计其数，就连大内禁宫也无可幸免，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天敌。
既然疫苗如此重要，同盟军方面自然奉若珍宝。
但是，就算高老庄的高氏工坊是铜墙铁壁，洪承畴对高老庄的渗透早就进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