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声渐渐停息，宽阔的长江江面上雾气和硝烟渐渐散去。
中华军水军第二舰队统领、水军副总管叶华在自己的旗舰飞云号指挥舱中看着地图。传令兵冲了过来，略带着紧张的声调大声报告：“报告，敌军用火船了！”
“慌什么……”叶华嘟嚷着走到前窗，举起望远镜看着前方江面。
这一带是安庆府附近最宽广的江面了，水军第二舰队主力战舰飞云号（三层炮舱、8o门炮）带着二十艘三桅炮舰以及八十多艘改装过的平底沙船，由芜湖逆流而上攻击安庆。安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安庆之得失关系淮南之全局，如官军想要收复金陵，此地就是必争之地。
南京兵部尚书张鹤鸣自从苏州城郊一战大败后，并不泄气，拼命从周边地区调兵想扳回一局。叶华舰队突袭安庆时，他刚好在安庆府督造战船。这一天早晨，少数水师战船在一开战就被中华军炮舰打沉了。
张鹤鸣根本不懂水战，只是想着要模仿一下赤壁大战。他早就下令搜罗所有安庆府境内的渔船、渡船以及船厂尚未造好的帆船，聚集在安庆江面上，原打算到时顺江而下去攻打南京的，如今他下令官军把这些船统统拉到江面上，然后付之一炬，让火船顺流而下飘向中华军舰队。
中华军水军日常的训练中就有火船攻击的项目：不过中华军火船是要靠大胆的水手操纵，逼近敌方战船后才点着火起攻击，有时得冒着炮火撞到敌船后才点火，同时操作的水手就跳海逃生。而官军则找不到敢于冒死在敌方炮火下操作帆船的水手，只好远远地点燃了火船，砍断缆绳任其顺水漂流，能不能撞到和引燃敌船，全靠运气。
叶华看到江面上一片火光冲天，一条火线缓缓地顺流而下，不由地冷笑道：“这有什么用？纯粹是在浪费木材！”
他下令调动平底沙船上前方，利用它们能够在浅缓的江底上灵活行动的特点，用炮火摧毁那些火船。每艘沙船都携带上沙袋，悬挂在船舷周围用来防撞防火，并且准备了用来抵住火船行动的带铁尖的毛竹竿。其余的战舰都开始转舵，缓缓地后退，为沙船与火船之间的周旋腾出空间。
张鹤鸣与安庆参将及湖广方面来的官军部队集结在江岸边，充满着希望看着火船顺流而下。一团团火焰在水面上燃烧，烟雾和硝烟弥漫在整个江面上，很快就使得整段江面上什么也看不清了。由于顺流而下度太慢，那些火船常常是一边燃烧一边下沉，还没来得及攻击敌人就先自我毁灭了。
浓烟中不断传来中华军水军战舰的炮击声，还不时传来几声巨大的爆炸声。几支飞得过远的火箭落在了官军集结的江岸前水面上，炸开一团团火光。
炮声渐渐稀落，浓烟依旧是弥漫在江面上。大约一个时辰后，安庆知府江方实在忍不住了，小心地凑到张鹤鸣跟前，小声问道：“张大人，这海寇多半是灰飞烟灭了吧？”
“啊！”他话音未落，张尚书倒退一步，周围的众官军将领、士兵、安庆府的官吏都齐齐出一声惊叫。
在长江江面上，一艘悬挂着蓝底中字旗双桅沙船由浓烟中冲了出，除了周身被烟火熏黑的地方外，完好无损地向安庆府方向冲来。
更多的中华水军战船冲出了烟雾，一边炮一边向江岸边冲来，几实心铁弹将聚集在江边的官军打翻一大片。
“逃啊！”官军出一声喊，大家伙一齐转身向安庆城内跑去。兵部尚书张鹤鸣苍白着连，被亲兵架上马，连拖带拉地向城内跑去。
当夜，一部分官军弃城而走，安庆城内一片混乱，兵部尚书张鹤鸣无法控制部队，只好也开城逃跑。
叶华的侄儿叶鹰带领1ooo名水手火枪队员夜袭安庆城，结果现城墙水门洞开，官军已经放弃了城池，连夜逃跑了。安庆城落入了中华军之手，由此南直隶的两个政治中心南京应天府和安庆府已经全部被中华军控制。在控制区内，中华军设立了南京镇守府管辖着几十座城市。
……
尹峰在那天送走杨廷筠和李之藻后，又接见了理学大师刘宗周、江南名士夏允彝。
相比杨李这两位眼光深远、心胸开阔的人物来，这两位则体现出了明人那股尖酸刻薄、不近人情、一味高唱至高无尚的原则的气味。中国人号称讲究中庸、太极，但是走起极端来，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弱。西方人喜欢在宗教上走极端，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走极端，性质其实差不多。
刘宗周此行大有抬棺骂贼的意思，上来就大骂尹峰大逆不道、提倡商业是蛊惑人心、开海禁是勾结外夷动摇国本。尹峰被他说得某名奇妙，耐着性子与之辩论。刘宗周把他的“六大誓约”批得体无完肤，特别是涉及到限制皇权的那些部分：不能随意征税、不能肆意抓人、废除采买和摊派等等。
尹峰问他：“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东林中人也说矿监税使祸国殃民，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朝廷立下‘不随意征税’的法规？”
刘宗周立在房间中央—一开始他就决绝就座—扯着嗓门喊道：“施仁政是圣主之事，你等商民感恩戴德就是了，……”
“你的意思，仁政是皇上的恩赐？臣民缴纳赋税是天经地义？”
尹峰是穿越者，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这些文士对征税、施仁政之类的看法。尹峰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西方传来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理论：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oo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
中华军水军第二舰队统领、水军副总管叶华在自己的旗舰飞云号指挥舱中看着地图。传令兵冲了过来，略带着紧张的声调大声报告：“报告，敌军用火船了！”
“慌什么……”叶华嘟嚷着走到前窗，举起望远镜看着前方江面。
这一带是安庆府附近最宽广的江面了，水军第二舰队主力战舰飞云号（三层炮舱、8o门炮）带着二十艘三桅炮舰以及八十多艘改装过的平底沙船，由芜湖逆流而上攻击安庆。安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安庆之得失关系淮南之全局，如官军想要收复金陵，此地就是必争之地。
南京兵部尚书张鹤鸣自从苏州城郊一战大败后，并不泄气，拼命从周边地区调兵想扳回一局。叶华舰队突袭安庆时，他刚好在安庆府督造战船。这一天早晨，少数水师战船在一开战就被中华军炮舰打沉了。
张鹤鸣根本不懂水战，只是想着要模仿一下赤壁大战。他早就下令搜罗所有安庆府境内的渔船、渡船以及船厂尚未造好的帆船，聚集在安庆江面上，原打算到时顺江而下去攻打南京的，如今他下令官军把这些船统统拉到江面上，然后付之一炬，让火船顺流而下飘向中华军舰队。
中华军水军日常的训练中就有火船攻击的项目：不过中华军火船是要靠大胆的水手操纵，逼近敌方战船后才点着火起攻击，有时得冒着炮火撞到敌船后才点火，同时操作的水手就跳海逃生。而官军则找不到敢于冒死在敌方炮火下操作帆船的水手，只好远远地点燃了火船，砍断缆绳任其顺水漂流，能不能撞到和引燃敌船，全靠运气。
叶华看到江面上一片火光冲天，一条火线缓缓地顺流而下，不由地冷笑道：“这有什么用？纯粹是在浪费木材！”
他下令调动平底沙船上前方，利用它们能够在浅缓的江底上灵活行动的特点，用炮火摧毁那些火船。每艘沙船都携带上沙袋，悬挂在船舷周围用来防撞防火，并且准备了用来抵住火船行动的带铁尖的毛竹竿。其余的战舰都开始转舵，缓缓地后退，为沙船与火船之间的周旋腾出空间。
张鹤鸣与安庆参将及湖广方面来的官军部队集结在江岸边，充满着希望看着火船顺流而下。一团团火焰在水面上燃烧，烟雾和硝烟弥漫在整个江面上，很快就使得整段江面上什么也看不清了。由于顺流而下度太慢，那些火船常常是一边燃烧一边下沉，还没来得及攻击敌人就先自我毁灭了。
浓烟中不断传来中华军水军战舰的炮击声，还不时传来几声巨大的爆炸声。几支飞得过远的火箭落在了官军集结的江岸前水面上，炸开一团团火光。
炮声渐渐稀落，浓烟依旧是弥漫在江面上。大约一个时辰后，安庆知府江方实在忍不住了，小心地凑到张鹤鸣跟前，小声问道：“张大人，这海寇多半是灰飞烟灭了吧？”
“啊！”他话音未落，张尚书倒退一步，周围的众官军将领、士兵、安庆府的官吏都齐齐出一声惊叫。
在长江江面上，一艘悬挂着蓝底中字旗双桅沙船由浓烟中冲了出，除了周身被烟火熏黑的地方外，完好无损地向安庆府方向冲来。
更多的中华水军战船冲出了烟雾，一边炮一边向江岸边冲来，几实心铁弹将聚集在江边的官军打翻一大片。
“逃啊！”官军出一声喊，大家伙一齐转身向安庆城内跑去。兵部尚书张鹤鸣苍白着连，被亲兵架上马，连拖带拉地向城内跑去。
当夜，一部分官军弃城而走，安庆城内一片混乱，兵部尚书张鹤鸣无法控制部队，只好也开城逃跑。
叶华的侄儿叶鹰带领1ooo名水手火枪队员夜袭安庆城，结果现城墙水门洞开，官军已经放弃了城池，连夜逃跑了。安庆城落入了中华军之手，由此南直隶的两个政治中心南京应天府和安庆府已经全部被中华军控制。在控制区内，中华军设立了南京镇守府管辖着几十座城市。
……
尹峰在那天送走杨廷筠和李之藻后，又接见了理学大师刘宗周、江南名士夏允彝。
相比杨李这两位眼光深远、心胸开阔的人物来，这两位则体现出了明人那股尖酸刻薄、不近人情、一味高唱至高无尚的原则的气味。中国人号称讲究中庸、太极，但是走起极端来，一点都不比西方人弱。西方人喜欢在宗教上走极端，而中国人在道德上走极端，性质其实差不多。
刘宗周此行大有抬棺骂贼的意思，上来就大骂尹峰大逆不道、提倡商业是蛊惑人心、开海禁是勾结外夷动摇国本。尹峰被他说得某名奇妙，耐着性子与之辩论。刘宗周把他的“六大誓约”批得体无完肤，特别是涉及到限制皇权的那些部分：不能随意征税、不能肆意抓人、废除采买和摊派等等。
尹峰问他：“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东林中人也说矿监税使祸国殃民，为什么我们不能要求朝廷立下‘不随意征税’的法规？”
刘宗周立在房间中央—一开始他就决绝就座—扯着嗓门喊道：“施仁政是圣主之事，你等商民感恩戴德就是了，……”
“你的意思，仁政是皇上的恩赐？臣民缴纳赋税是天经地义？”
尹峰是穿越者，无论如何无法理解这些文士对征税、施仁政之类的看法。尹峰的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西方传来的国家和人民的关系理论：国王要向国民征税，必须先征得国民同意，而要征得同意，须先说明征税目的，说明是否代表国民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国民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但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明朝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所以，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等等，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为臣民鸣不平、甚至为民请命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官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
尹峰觉得和刘宗周这样的人讨论政治和经济、国家和人民权利等问题，完全是鸡同鸭讲，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也不想就此对这个书呆子动手，成全他沽名卖直的意愿。尹峰直截了当地说：“我等台湾商民既然能够打下南京，也能打下北京，夺取天下也不在话下。顾念朝廷立国2oo余年，天下大乱百姓遭殃，所以才想着要与朝廷谈和。如你们一味强硬，逼我等走上绝路，到时玉石俱焚，我可就顾不得了。刘先生，你在我处无需多说，你去对沿海百万渔民去说、去和我台湾百万军民去说，看他们能否听你的劝说，自觉自愿放下武器投降朝廷。你觉得这可能吗？”
刘宗周等明未儒生，最大本事就是在空泛虚无的“格致”“人心”等理论中钻牛角尖，一旦遇上需要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就束手无措了。所谓“平时束手谈心性”，到紧急关头就“一死报君王”，对于解决具体事务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东西。
尹峰连夏允彝的话也不想听了，挥手让亲卫把两人赶走。经过刘宗周的对话，和这些天在江南的考察研究，尹峰对此时的文士阶层有了新的认识。
确实，如同曾棋所说，不去理会他们就行了。无论如何，想要让这些文人说中华公司好话，认同中华公司的统治，比较难。但是，是否一定要依靠他们才能治理江南呢，未必。曾棋说：“不去理会他们，就是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在武力文治上皆能体现出能力，这些文人会来依靠我们的！”
曾棋从台湾带来数十名自己的学生、百余名政治学院实习生，要掌管江南几十个州县的政务，完全是不够用的。因此，中华军以南京镇守府的名义，公开招募官吏。出乎曾棋和尹峰的预料，居然有不少的读书人主动出来应募，想要在中华公司的统治下过过官瘾。虽然中华军事先贴出的布告中，透露了镇守府官吏需要严格遵守的法令，但是大批的读书人依然是蜂拥而至。也有人想走捷径，前来南京尹峰老营，请求尹峰接见的文士名帖每日都能堆成小山。
这样一来，江南控制区需要的管理人员缺乏问题，多少算是顺利解决了。这些本地招募的文官，在台湾来的行政管理人员监督管理下，总算把南京镇守府的行政机构运转起来了。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尹峰对于想办法争取文士阶层支持中华公司统治，已经是毫无兴趣：只要中华军武力够强，文士儒士自然会来报效，只要给他们能够当官的希望，他们是无所谓统治者是谁的。当然，象刘宗周这样讲节气的文士有不少，但是科举制度下训练出来的文士阶层，除了少数无师自通的天才人物，他们对于需要实务经验的起义反抗大业根本就不会做，或者说，这时期的文人对于凡是需要操作实际事务的事情，基本是不精通的，担心他们能给中华军的统治制造麻烦，纯属自寻烦恼。需要担心的是，这些文士阶层会在中华公司和朝廷的和谈中制造麻烦。
因此，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继续打击朝廷，尹峰认为已经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逼朝廷与自己和谈了。
攻打安庆是进一步中华军军事行动的开始。实际上这时已是冬季，海面上风向已经转变，台湾的后勤补给已经很难运来。南线参加军事行动的部队人数实际上比开战时还减少了，因为李星第三师的一个营、吕宋台湾的土著部队都已经调回台湾，准备去吕宋镇压当地的土著与倭人的联合叛乱。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军还是起了攻击，一举攻占了安庆。中华军在南京城开办了兵工厂，充分利用城里原先的匠户人才，在南京城生产军火。同时，中华军还镇压了苏州、松江等地的“打行”等黑社会，在本地农民种征召了一支庄丁队，人数还不少，已经有四五千人了。
对于中华军统治区的情况，由于商人的来往，官军朝廷方面也是知道了很多。
但是南京经略张鹤鸣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南方部队正在不断被抽调北上，去应付中华军北线的进攻。而面对中华军在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的小规模攻击，张鹤鸣、熊廷弼等人也是无力应对，节节败退。这时，还生了川、赣等地民众骚乱暴动的事，本来用来收复南京的军队不得不分兵去镇压。于是，江南一带的朝廷官员、军官等，一致倾向于招抚中华军。
他们联名向朝廷请求招抚，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对于中华军，打是打不过的，而仍由他们占领江南，没过多久恐怕整个江南都将不姓朱了。
这些南方的官僚毕竟是久经政治漩涡的政治人物，不是刘宗周这样的书呆子。
叶向高等江南在乡官绅也纷纷联名上书，要求朝廷招抚。他们有的是因为战争侵害了自家经济利益，有的是因为看到了中华军的威胁。被中华军镇压掉的那些官绅地主，毕竟人数较少，虽然还有不少他们的亲友同乡反对招抚，但是朝廷之中认可招抚的官员渐渐多了起来。
尹峰及时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情报，决定推泼助澜一下。在万历四十六年的新年第一天，他布公告：中华军为表示和谈诚意，将从北京、天津卫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