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谎言要是重复了一百遍，就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联想到今天民国时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以及地滩“纪实”作品中的无中生有，于是还真得承认，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让人认为就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想当然的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在这一类作品中，最不好的倾向，是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或全凭个人好恶去改造古人，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人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革命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我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剧组这么多人就等着这个吃饭呢。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当然，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想当然的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在这一类作品中，最不好的倾向，是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或全凭个人好恶去改造古人，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人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革命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我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剧组这么多人就等着这个吃饭呢。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当然，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