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史辩讹之四
花机关不是斯登式
花机关，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时髦的一款冲锋枪的俗称。只要留心这一时期的战争档案与回忆史料，肯定会经常看到这支枪的记述。它实在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太多太大的助力了。但不幸的是，在影视中，这款名枪却被张冠李戴。比如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几场重头戏，本来是花机关大出风头的地方，而在前几年的主旋律电视剧《长征》中，呈现给我们的，却全是斯登式，让人瞠目结舌。当然还有大量的抗战题材的影片，象什么呀等等，也频繁地出现斯登式，好象这花机关就真的是斯登式似的。
花机关是国人对德式18型9毫米冲锋枪及其改进型和仿制品的俗称。这里的“花”字，就象民间称多孔的物件作“花墙”、“花筒”一样，系因该枪套筒上遍布的花眼而言。因系俗称，在各地又有不同的叫法，如在川军中往往将其称作“虼蚤笼笼”，在粤军中则戏称作”猪笼机”，也都是根据其枪筒外部的散热套筒的形状而取的名，稍正规点的，则按译音，称其作“伯格曼”或“白格门”等，但用的最多的，仍是花机关。
该枪诞生于一战后期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支实用的冲锋枪，后来被多个国家仿制，但仿制最多也是在实战中使用最多的，却是二三十年代内战频仍的中国。
因为冲锋枪具有生产成本低廉、火力猛烈的特点，所以该枪诞生后不久，就引进到中国，并被大量仿制。国内最早生产该型冲锋枪的应该是上海兵工厂，估计是在1923年左右开始的，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先后生产。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特别多，装备也特别地普遍，其普及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比。比如西北军与直鲁军在豫东大战时，直鲁军中就大量装备此枪，与之对阵的冯军韩复榘部仅一次战斗就曾缴获该枪3000余支，两军首领的卫队，即冯玉祥之手枪旅、张宗昌之卫队旅则一度达到人手一支，可见其在当时的装备数量之大。再比如川军罗泽洲部队，一个师就有一个花机关枪团，全团士兵全部以冲锋枪为装备。其他如陕军井岳秀部队、东北军李景林部队、五省联军陈调元部队、闽南民军高为国部队等，也都曾整营整连地列装。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代，几乎全国各路军阀中，都编制有大量的花机关枪部队，比号称最早将冲锋枪集中编成整连整营规模的苏联红军要早二十年。主要靠缴获武装自己的红军中，也曾大量使用。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控制一个花机关卫士班，每遇战斗危急时，朱往往会亲自指挥该班阻击追敌。**在红军时期，也曾编组短兵突击队，该队的标准配备即为花机关、驳壳枪、大刀。长征路上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战斗，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当时轻机枪装备尚不普遍的战争中，该枪表现出相当强的杀伤力。在特殊时期前的老电影如中，都有此枪的身影。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花机关基本是一技独秀。虽然与花机关差不多同时诞生也差不多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式汤姆逊冲锋枪。但这枪与德式18相比，加工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是属于枪中的贵族，并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的军阀生产与购买，所以除川军刘湘部队与晋军阎锡山部队曾经大量制造并列装外，其他军阀部队装备极少，远远无法与花机关相比。
冲锋枪的寿命一般都较短，当后来成本更低廉的第二代冲锋枪问世后，花机关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的许多影视文化人，大概并不知道此枪的历史，所以在需要花机关出场的戏里，也就往往用斯登式取而代之了。
按说作为艺术的电影电视剧，为了剧情需要或出于导演的偏爱，如果在剧中把花机关改为当时已经出现的汤姆逊，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在斯登式大行其道的解放战争中用上那么几支已经过时了的花机关，也未尝不可，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飞夺沪定桥、强渡大渡河那个时候，斯登式还远远没有诞生呢。
斯登式是在抢渡大渡河过去了六年多以后的1941年，才在英国仓促研产的一种战时冲锋枪，后又有过多种改型，生产最多的是2型，于1942年生产，并在加拿大等国委托生产。各种型号的斯登式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加工工艺特别的简单，成本特别的低廉。大约二十支斯登式，才相当于一支汤姆逊的造价，所以二战各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组织，都有装备。中国在抗战后期也曾在加拿大定制斯登2式冲锋枪，原是准备用于对日反攻作战的，但这批加拿大造运到中国时，抗战却已经结束。所以，不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们不可能使用该枪，就是忻口战役时的**和皖南事变时的新四军也是不可能使用该枪的。
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加拿大造的斯豋2式冲锋枪源源到来，内战中的**曾大量装备，又因为解放战争的进展出了奇的快，因而解放军手中的斯登式增长的也特别的快。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有些解放军连队中的斯登式已经达到了三四十支。开国大典中的一个步兵方队，就是全部以斯登式作为装备通过**的。等老电影中，都有大量斯登式的突出表现，这是与史实相一致的。实际上，就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手中也仍然是有大量的斯登式的。
与斯登式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镜率、也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错率的，还有俗称“注油器”的美式冲锋枪。比如叶挻将军》中皖南突围时叶挻手持的，也全是导演们意想天开的胡绉。因为的诞生比斯登式还要晚，是借鉴了斯登式的理念后于1942年才开始研发的，早期型号为型，改进后的型号为，从诞生后即装备美军，但不及汤姆逊的改进型及么普遍，原想替换的也一直没能替换。1944年，美援大量进入中国后，估计应该有少量进入。大量进入中国也是全面内战暴发后的事了。该枪除了由美国援助**外，国民政府也有生产，故也和斯登式一样，在解放战争中大量装备**，也大量被我军缴获，而且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交战双方仍然都有使用。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花机关与斯登式，都是早已经进了博物馆的老枪了，但这两支老枪活跃的舞台，却属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按说这一历史距离我们其实也并不遥远，花机关在何时流行、斯登式又是何时登陆中国战场，只要百度一下，都极清晰，并不存在丝毫模糊与争议，按理是不应该弄错的。不过今天的艺术家们并不象曹雪琴、钱钟书们那么傻了，他们才不愿去费那个劲搜寻与考证这些呢，他们只求轰动那么几十天，赚足了票房足矣。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抢渡大渡河在先还是奇袭华山在先既然搞不清楚，伯格曼与斯登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也更不想搞清楚，反正他们也知道电视剧的观众一般来说欣赏情趣不高，打起来热闹能吸引那些下了工没事干的民工们的眼球就行了，再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妈大婶等专业电视剧观众始终捧场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生产出的新拍历史剧中，出现二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才诞生的冲锋枪的奇异镜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呢，想一想也就知足了，你想呀，连《大决战》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中都可以让淮海战役时的解放军用五六式，对于今天的电视剧大导演们来说，没让北伐军用九五式，已经够仁慈了。
民**史辩讹之五
军长与排长的指挥位置是不一样的
不知是不是呀一类的小说看多了，今天的许多影视编导们，都喜欢表现军师长们拿着大刀或冲锋枪上阵的戏，似乎不如此便无以表现其神勇。不信你看《叶挺将军》中反复出现的一段片花，表现的就是叶挺手握皖南事变时还没开始研制的冲锋枪在皖南事变中与敌近战的场面，《太行山上》也有一段片花表现的是郝梦龄端着他牺牲后才诞生的斯登冲锋枪冲杀的镜头，你再看呀什么的，更有表现高级将领靠武功战胜的戏。甚至听说有人撰文，称喜峰口战役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挥舞大刀上阵肉搏，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胡说八道的拍法写法，看来已经又一次可悲地深入了人心。记得前些时候看中央台一个采访万毅将军的短片，一个十足无知的女记者反复地问万：都说您打仗身先士卒，您每次都是靠前指挥，对吗？万答：我一直坚守在我的指挥位置上没有退缩过。那记者又追问：我是说，您每次作战都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是吗？万又答：我在我的指挥位置上。那记者还追问：也就是说，您一直都是在最前沿指挥？万还答：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在这名记者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许多编导们看来，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下，要是你没到第一线堑壕里和敌人拚刺刀，那就不能说明你的英勇。而要表现一个高级将领的善战，就必须得描写他如何手持大刀或冲锋枪与敌近战才行。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程式。
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稍稍懂点军旅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战场上，不同级别的指挥所，是随着级别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靠后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官越大命越贵的考虑，而是便于驾驭全局指挥全军的考虑。一个军长，你离开了军指挥所而到排长的位置上去，那你的指挥责任岂不是丢掉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要分秒不差地判断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情况，及时地定下决心，才不至于错失战机，怎么可以允许你到距离高级指挥所很远的一线堑壕里，到冲锋枪甚至大刀的有效攻击距离内去玩命呢？还有，按照军队的传统，打仗的时候，下级指挥员不能比上级指挥员靠后，要是你当军长的到了排长的位置上了，那师长旅长团长们又该到什么位置上去呢？要是全军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全到了一线堑壕里与敌拚刺刀了，谁又来指挥全军呢？
诚然，在民**事历史上，确曾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手持驳壳枪与敌近战的纪录，也曾有禇玉璞呀吉鸿昌呀什么的挥刀上阵的回忆，但我们的编导们大概不知道，民国的军事史，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不同的战场之间，不同的军队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概那些满脑袋里装的都是票房的编导们认为，只要是民国时期的军队，徐源泉的军队和邱清泉的军队都一样，而只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二十年代末的战场与四十年代末的战场都一样。
这就错了。
高级将领挥着盒子炮或大刀片上阵搏杀，的确有这样的史实，但那是仅仅限于特殊的部队、特殊的战场和特殊的时机的。具体说呢，就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初创时期的红军和东北抗联有这样的情况。红军初创时，其建军打仗主要选择在特别贫穷落后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一般具备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时的我军，或出于虚张声势的需要，或连续战斗后的大量减员，许多部队虽有军师团这样的名称，而实力则差之太远，有的师、团不过相当于今天的营、连。比如鄂豫皖红七军初建时，就只有七十余人，实力仅仅相当于半个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编成之时，亦仅有二百五十人，也不过一个加强连的实力。这个时期的某些军长师长，执行的往往只是基层指挥员的职责。第二个特点（不含抗联），是敌我双方的火力都比较弱，特别是我军，有整营整团全部装备梭标大刀的情况，这些地区的敌军，其编制装备往往也十分的落后。在这样的战场，解决战斗往往靠白刃战。其战场形态更接近于中世纪冷兵器与火器参杂时代的战争，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与呆在指挥部里相比，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反而会更方便地了解战场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这时我军的军队单位，其作战的正面与纵深极小，一个师一个团的作战地域往往不用望远镜即可看的清清楚楚。第四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尽管有军师团营这样现代化的编制名称，但其指挥手段却极简单原始，仍然停留在古代那种靠简单口令指挥的级别上。
因为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那些师长团长们亲自指挥设伏，或者亲自带队冲锋，或者亲自带队化装偷袭，对于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更方便地临机指挥，显然就是十分可取的方式。当出现危急情况时，亲自操枪操刀与敌近距离地拚杀，激励士气，就也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然的。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挥舞驳壳枪指挥手提机枪班伏击敌兵，徐向前在鄂豫皖时，也常常手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至于鄂豫皖第七军军长吴光浩亲率十几个人的短枪队敌后游击、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率四五个人的小分队偷袭敌警察所，就更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军长师长等同于大决战时的军长师长。
第二种，是二十年代纵横于北方的冯玉祥张宗昌等部队中，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些部队中，师长旅长什么的往往不是出身行伍便是起自绿林，有的连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并不胜任，只是他们与主帅多年的袍泽关系，政治上靠得住，又能拚能砍，所以才走上高级指挥官岗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连敌我态势图都看不懂，而由于全部起自卒伍，又经长年征战，其单兵战斗技能却是相当了得，也十分的好战，指挥所里作战地图上那些个红圈圈蓝道道又看不懂，所以打仗时，他们便经常地把指挥全权交给参谋长，自己则到他们熟悉又擅长的战场上去亲自督战，甚至亲自拚杀。好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战场，也和前边说的红军白军的战场差不多，火力的密集程度也相当的低，所以他们偶尔这么做，危险性也并不是太大，而对于激励官兵的杀敌勇气，倒也是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故这样的事例在冯玉祥、张宗昌部队中，也就真的不鲜见。北方许多落后的军阀部队，比如李守信部、白凤翔部、孙殿英部、刘桂堂部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需要明了的是，这些落后的军阀部队，是只能横行于那个落后的年代的，时光流转到三十年代后，中国的军事舞台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抗战全面暴发后，正面战场的**第九军、第200师等既已不同于李守信白凤翔那样的草头王匪队，郝梦龄、戴安澜等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指挥官也已不是吉鸿昌方永昌那样的角色了。
第三种，是到了非要自己亲自上阵不可的地步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就象孙连仲对池峰城说过的那句名言：“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再填进去”。孙这么说是对的，即士兵填完了你师长才能填，你师长也填进去了我总司令才能再填进去。杨靖宇最后用驳壳枪与敌对射时，就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王甲本最后与敌肉搏，也是战斗发展到了这一时刻。优秀的老电影《红日》最后表现的张灵甫手持汤姆逊冲锋枪与我军对抗，同样是战斗发展到这个关头了。
总之，民国时期，高级将领亲自操刀操枪带队冲锋，一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定的战场上；二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殊的军队中；三是只能出现在打仗打到了那样特别的程度上。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情况，他再这么去做，那他一定是脑袋出了问题了。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非要把郝梦龄戴安澜表现成穿着将校昵制服登着长筒大马靴手持冲锋枪带队冲锋的样子，如果导演不是想故意贬低我们的爱国将领，那他一定是个脑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抗战开始后，其战场形态已远非二十年代可比，不仅每个师每个军的编制人数已远非红军和抗联时所能比，兵器自动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同一作战单位的作战正面与纵深扩大了许多倍，而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的火力密度更大，再加上兵种合成化程度也已提高，司令机关的建设日臻完善，战场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不是仅靠目力即能了然了，指挥的手段也已经不再是只用简单口令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军长师长等不需要也不允许拿着大刀冲锋枪上阵了，就是团长，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刻，也是不能这样做了。象什么戴安澜呀郝梦龄呀，更是绝对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端着冲锋枪带头冲锋冒傻气了。
也许我们的编导们认为，象电影《太行山上》那样表现郝梦龄的死法，尽管与史实有出入，但更能表现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而更能拨高其英雄形象。这是无知者编无知者导无知者演给无知者看的手法。这种表现手法赢得的掌声，应该令我们悲哀才是，因为那恰恰说明我们大众欣赏水平的低俗。因为象电影中表现的郝梦龄那样的死法，不仅对部队的指挥是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是会助长敌人的士气而打击我军的士气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被我击毙时给我军带来的鼓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作用。
实际上，抗战中殉国的那些将领们，更多是由于一系列战役指导或战场协同上的错误所造成，从战术的角度说，则要么是死于敌人的意外攻击，要么是所部官兵伤亡殆尽而最后牺牲。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从没看到哪一位高级将领是象电影中的郝梦龄那样在大部队建制仍然完整的情况下，离开军长师长的指挥岗位而代替排长班长那样带头冲杀而牺牲的。
舰长有舰长的岗位，轮机兵有轮机兵的岗位，要是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舰长离开了他的岗位，非要到轮机兵那去干轮机兵的活，或非要去干装填手的活，你说他还是个好舰长吗？海军的战舰是如此，陆军的比战舰的面积大几千几万倍的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民**史辩讹之六
民国与战国的战斗队形是不一样的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革命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革命，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革命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散开来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有的网友提出，说中央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中，也往往会出现我军演习的部队成密集队形冲锋的场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样的镜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扬我军威、对于唤起青年学生们对军旅的兴趣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憾作用，所以包括中央七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工作者都愿意抢拍这样的镜头，许多电视台在后期制作时，也喜欢反复地使用这样的镜头。但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于扬威的场面与实际作战的动作是有区别的。就象队升国旗的步伐特别能够激发人们对军旅的爱戴而实战中却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动作一样的道理。要是有机会到军队院校去调看一些专门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演习录像，就会发现，那种密集呐喊着冲锋的场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花机关不是斯登式
花机关，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时髦的一款冲锋枪的俗称。只要留心这一时期的战争档案与回忆史料，肯定会经常看到这支枪的记述。它实在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太多太大的助力了。但不幸的是，在影视中，这款名枪却被张冠李戴。比如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几场重头戏，本来是花机关大出风头的地方，而在前几年的主旋律电视剧《长征》中，呈现给我们的，却全是斯登式，让人瞠目结舌。当然还有大量的抗战题材的影片，象什么呀等等，也频繁地出现斯登式，好象这花机关就真的是斯登式似的。
花机关是国人对德式18型9毫米冲锋枪及其改进型和仿制品的俗称。这里的“花”字，就象民间称多孔的物件作“花墙”、“花筒”一样，系因该枪套筒上遍布的花眼而言。因系俗称，在各地又有不同的叫法，如在川军中往往将其称作“虼蚤笼笼”，在粤军中则戏称作”猪笼机”，也都是根据其枪筒外部的散热套筒的形状而取的名，稍正规点的，则按译音，称其作“伯格曼”或“白格门”等，但用的最多的，仍是花机关。
该枪诞生于一战后期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支实用的冲锋枪，后来被多个国家仿制，但仿制最多也是在实战中使用最多的，却是二三十年代内战频仍的中国。
因为冲锋枪具有生产成本低廉、火力猛烈的特点，所以该枪诞生后不久，就引进到中国，并被大量仿制。国内最早生产该型冲锋枪的应该是上海兵工厂，估计是在1923年左右开始的，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先后生产。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特别多，装备也特别地普遍，其普及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比。比如西北军与直鲁军在豫东大战时，直鲁军中就大量装备此枪，与之对阵的冯军韩复榘部仅一次战斗就曾缴获该枪3000余支，两军首领的卫队，即冯玉祥之手枪旅、张宗昌之卫队旅则一度达到人手一支，可见其在当时的装备数量之大。再比如川军罗泽洲部队，一个师就有一个花机关枪团，全团士兵全部以冲锋枪为装备。其他如陕军井岳秀部队、东北军李景林部队、五省联军陈调元部队、闽南民军高为国部队等，也都曾整营整连地列装。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代，几乎全国各路军阀中，都编制有大量的花机关枪部队，比号称最早将冲锋枪集中编成整连整营规模的苏联红军要早二十年。主要靠缴获武装自己的红军中，也曾大量使用。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控制一个花机关卫士班，每遇战斗危急时，朱往往会亲自指挥该班阻击追敌。**在红军时期，也曾编组短兵突击队，该队的标准配备即为花机关、驳壳枪、大刀。长征路上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战斗，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当时轻机枪装备尚不普遍的战争中，该枪表现出相当强的杀伤力。在特殊时期前的老电影如中，都有此枪的身影。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花机关基本是一技独秀。虽然与花机关差不多同时诞生也差不多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式汤姆逊冲锋枪。但这枪与德式18相比，加工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是属于枪中的贵族，并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的军阀生产与购买，所以除川军刘湘部队与晋军阎锡山部队曾经大量制造并列装外，其他军阀部队装备极少，远远无法与花机关相比。
冲锋枪的寿命一般都较短，当后来成本更低廉的第二代冲锋枪问世后，花机关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的许多影视文化人，大概并不知道此枪的历史，所以在需要花机关出场的戏里，也就往往用斯登式取而代之了。
按说作为艺术的电影电视剧，为了剧情需要或出于导演的偏爱，如果在剧中把花机关改为当时已经出现的汤姆逊，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在斯登式大行其道的解放战争中用上那么几支已经过时了的花机关，也未尝不可，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飞夺沪定桥、强渡大渡河那个时候，斯登式还远远没有诞生呢。
斯登式是在抢渡大渡河过去了六年多以后的1941年，才在英国仓促研产的一种战时冲锋枪，后又有过多种改型，生产最多的是2型，于1942年生产，并在加拿大等国委托生产。各种型号的斯登式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加工工艺特别的简单，成本特别的低廉。大约二十支斯登式，才相当于一支汤姆逊的造价，所以二战各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组织，都有装备。中国在抗战后期也曾在加拿大定制斯登2式冲锋枪，原是准备用于对日反攻作战的，但这批加拿大造运到中国时，抗战却已经结束。所以，不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们不可能使用该枪，就是忻口战役时的**和皖南事变时的新四军也是不可能使用该枪的。
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加拿大造的斯豋2式冲锋枪源源到来，内战中的**曾大量装备，又因为解放战争的进展出了奇的快，因而解放军手中的斯登式增长的也特别的快。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有些解放军连队中的斯登式已经达到了三四十支。开国大典中的一个步兵方队，就是全部以斯登式作为装备通过**的。等老电影中，都有大量斯登式的突出表现，这是与史实相一致的。实际上，就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手中也仍然是有大量的斯登式的。
与斯登式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镜率、也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错率的，还有俗称“注油器”的美式冲锋枪。比如叶挻将军》中皖南突围时叶挻手持的，也全是导演们意想天开的胡绉。因为的诞生比斯登式还要晚，是借鉴了斯登式的理念后于1942年才开始研发的，早期型号为型，改进后的型号为，从诞生后即装备美军，但不及汤姆逊的改进型及么普遍，原想替换的也一直没能替换。1944年，美援大量进入中国后，估计应该有少量进入。大量进入中国也是全面内战暴发后的事了。该枪除了由美国援助**外，国民政府也有生产，故也和斯登式一样，在解放战争中大量装备**，也大量被我军缴获，而且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交战双方仍然都有使用。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花机关与斯登式，都是早已经进了博物馆的老枪了，但这两支老枪活跃的舞台，却属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按说这一历史距离我们其实也并不遥远，花机关在何时流行、斯登式又是何时登陆中国战场，只要百度一下，都极清晰，并不存在丝毫模糊与争议，按理是不应该弄错的。不过今天的艺术家们并不象曹雪琴、钱钟书们那么傻了，他们才不愿去费那个劲搜寻与考证这些呢，他们只求轰动那么几十天，赚足了票房足矣。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抢渡大渡河在先还是奇袭华山在先既然搞不清楚，伯格曼与斯登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也更不想搞清楚，反正他们也知道电视剧的观众一般来说欣赏情趣不高，打起来热闹能吸引那些下了工没事干的民工们的眼球就行了，再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妈大婶等专业电视剧观众始终捧场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生产出的新拍历史剧中，出现二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才诞生的冲锋枪的奇异镜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呢，想一想也就知足了，你想呀，连《大决战》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中都可以让淮海战役时的解放军用五六式，对于今天的电视剧大导演们来说，没让北伐军用九五式，已经够仁慈了。
民**史辩讹之五
军长与排长的指挥位置是不一样的
不知是不是呀一类的小说看多了，今天的许多影视编导们，都喜欢表现军师长们拿着大刀或冲锋枪上阵的戏，似乎不如此便无以表现其神勇。不信你看《叶挺将军》中反复出现的一段片花，表现的就是叶挺手握皖南事变时还没开始研制的冲锋枪在皖南事变中与敌近战的场面，《太行山上》也有一段片花表现的是郝梦龄端着他牺牲后才诞生的斯登冲锋枪冲杀的镜头，你再看呀什么的，更有表现高级将领靠武功战胜的戏。甚至听说有人撰文，称喜峰口战役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挥舞大刀上阵肉搏，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胡说八道的拍法写法，看来已经又一次可悲地深入了人心。记得前些时候看中央台一个采访万毅将军的短片，一个十足无知的女记者反复地问万：都说您打仗身先士卒，您每次都是靠前指挥，对吗？万答：我一直坚守在我的指挥位置上没有退缩过。那记者又追问：我是说，您每次作战都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是吗？万又答：我在我的指挥位置上。那记者还追问：也就是说，您一直都是在最前沿指挥？万还答：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在这名记者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许多编导们看来，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下，要是你没到第一线堑壕里和敌人拚刺刀，那就不能说明你的英勇。而要表现一个高级将领的善战，就必须得描写他如何手持大刀或冲锋枪与敌近战才行。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程式。
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稍稍懂点军旅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战场上，不同级别的指挥所，是随着级别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靠后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官越大命越贵的考虑，而是便于驾驭全局指挥全军的考虑。一个军长，你离开了军指挥所而到排长的位置上去，那你的指挥责任岂不是丢掉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要分秒不差地判断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情况，及时地定下决心，才不至于错失战机，怎么可以允许你到距离高级指挥所很远的一线堑壕里，到冲锋枪甚至大刀的有效攻击距离内去玩命呢？还有，按照军队的传统，打仗的时候，下级指挥员不能比上级指挥员靠后，要是你当军长的到了排长的位置上了，那师长旅长团长们又该到什么位置上去呢？要是全军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全到了一线堑壕里与敌拚刺刀了，谁又来指挥全军呢？
诚然，在民**事历史上，确曾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手持驳壳枪与敌近战的纪录，也曾有禇玉璞呀吉鸿昌呀什么的挥刀上阵的回忆，但我们的编导们大概不知道，民国的军事史，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不同的战场之间，不同的军队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概那些满脑袋里装的都是票房的编导们认为，只要是民国时期的军队，徐源泉的军队和邱清泉的军队都一样，而只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二十年代末的战场与四十年代末的战场都一样。
这就错了。
高级将领挥着盒子炮或大刀片上阵搏杀，的确有这样的史实，但那是仅仅限于特殊的部队、特殊的战场和特殊的时机的。具体说呢，就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初创时期的红军和东北抗联有这样的情况。红军初创时，其建军打仗主要选择在特别贫穷落后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一般具备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时的我军，或出于虚张声势的需要，或连续战斗后的大量减员，许多部队虽有军师团这样的名称，而实力则差之太远，有的师、团不过相当于今天的营、连。比如鄂豫皖红七军初建时，就只有七十余人，实力仅仅相当于半个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编成之时，亦仅有二百五十人，也不过一个加强连的实力。这个时期的某些军长师长，执行的往往只是基层指挥员的职责。第二个特点（不含抗联），是敌我双方的火力都比较弱，特别是我军，有整营整团全部装备梭标大刀的情况，这些地区的敌军，其编制装备往往也十分的落后。在这样的战场，解决战斗往往靠白刃战。其战场形态更接近于中世纪冷兵器与火器参杂时代的战争，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与呆在指挥部里相比，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反而会更方便地了解战场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这时我军的军队单位，其作战的正面与纵深极小，一个师一个团的作战地域往往不用望远镜即可看的清清楚楚。第四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尽管有军师团营这样现代化的编制名称，但其指挥手段却极简单原始，仍然停留在古代那种靠简单口令指挥的级别上。
因为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那些师长团长们亲自指挥设伏，或者亲自带队冲锋，或者亲自带队化装偷袭，对于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更方便地临机指挥，显然就是十分可取的方式。当出现危急情况时，亲自操枪操刀与敌近距离地拚杀，激励士气，就也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然的。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挥舞驳壳枪指挥手提机枪班伏击敌兵，徐向前在鄂豫皖时，也常常手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至于鄂豫皖第七军军长吴光浩亲率十几个人的短枪队敌后游击、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率四五个人的小分队偷袭敌警察所，就更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军长师长等同于大决战时的军长师长。
第二种，是二十年代纵横于北方的冯玉祥张宗昌等部队中，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些部队中，师长旅长什么的往往不是出身行伍便是起自绿林，有的连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并不胜任，只是他们与主帅多年的袍泽关系，政治上靠得住，又能拚能砍，所以才走上高级指挥官岗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连敌我态势图都看不懂，而由于全部起自卒伍，又经长年征战，其单兵战斗技能却是相当了得，也十分的好战，指挥所里作战地图上那些个红圈圈蓝道道又看不懂，所以打仗时，他们便经常地把指挥全权交给参谋长，自己则到他们熟悉又擅长的战场上去亲自督战，甚至亲自拚杀。好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战场，也和前边说的红军白军的战场差不多，火力的密集程度也相当的低，所以他们偶尔这么做，危险性也并不是太大，而对于激励官兵的杀敌勇气，倒也是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故这样的事例在冯玉祥、张宗昌部队中，也就真的不鲜见。北方许多落后的军阀部队，比如李守信部、白凤翔部、孙殿英部、刘桂堂部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需要明了的是，这些落后的军阀部队，是只能横行于那个落后的年代的，时光流转到三十年代后，中国的军事舞台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抗战全面暴发后，正面战场的**第九军、第200师等既已不同于李守信白凤翔那样的草头王匪队，郝梦龄、戴安澜等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指挥官也已不是吉鸿昌方永昌那样的角色了。
第三种，是到了非要自己亲自上阵不可的地步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就象孙连仲对池峰城说过的那句名言：“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再填进去”。孙这么说是对的，即士兵填完了你师长才能填，你师长也填进去了我总司令才能再填进去。杨靖宇最后用驳壳枪与敌对射时，就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王甲本最后与敌肉搏，也是战斗发展到了这一时刻。优秀的老电影《红日》最后表现的张灵甫手持汤姆逊冲锋枪与我军对抗，同样是战斗发展到这个关头了。
总之，民国时期，高级将领亲自操刀操枪带队冲锋，一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定的战场上；二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殊的军队中；三是只能出现在打仗打到了那样特别的程度上。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情况，他再这么去做，那他一定是脑袋出了问题了。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非要把郝梦龄戴安澜表现成穿着将校昵制服登着长筒大马靴手持冲锋枪带队冲锋的样子，如果导演不是想故意贬低我们的爱国将领，那他一定是个脑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抗战开始后，其战场形态已远非二十年代可比，不仅每个师每个军的编制人数已远非红军和抗联时所能比，兵器自动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同一作战单位的作战正面与纵深扩大了许多倍，而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的火力密度更大，再加上兵种合成化程度也已提高，司令机关的建设日臻完善，战场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不是仅靠目力即能了然了，指挥的手段也已经不再是只用简单口令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军长师长等不需要也不允许拿着大刀冲锋枪上阵了，就是团长，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刻，也是不能这样做了。象什么戴安澜呀郝梦龄呀，更是绝对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端着冲锋枪带头冲锋冒傻气了。
也许我们的编导们认为，象电影《太行山上》那样表现郝梦龄的死法，尽管与史实有出入，但更能表现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而更能拨高其英雄形象。这是无知者编无知者导无知者演给无知者看的手法。这种表现手法赢得的掌声，应该令我们悲哀才是，因为那恰恰说明我们大众欣赏水平的低俗。因为象电影中表现的郝梦龄那样的死法，不仅对部队的指挥是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是会助长敌人的士气而打击我军的士气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被我击毙时给我军带来的鼓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作用。
实际上，抗战中殉国的那些将领们，更多是由于一系列战役指导或战场协同上的错误所造成，从战术的角度说，则要么是死于敌人的意外攻击，要么是所部官兵伤亡殆尽而最后牺牲。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从没看到哪一位高级将领是象电影中的郝梦龄那样在大部队建制仍然完整的情况下，离开军长师长的指挥岗位而代替排长班长那样带头冲杀而牺牲的。
舰长有舰长的岗位，轮机兵有轮机兵的岗位，要是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舰长离开了他的岗位，非要到轮机兵那去干轮机兵的活，或非要去干装填手的活，你说他还是个好舰长吗？海军的战舰是如此，陆军的比战舰的面积大几千几万倍的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民**史辩讹之六
民国与战国的战斗队形是不一样的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革命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革命，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革命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散开来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有的网友提出，说中央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中，也往往会出现我军演习的部队成密集队形冲锋的场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样的镜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扬我军威、对于唤起青年学生们对军旅的兴趣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憾作用，所以包括中央七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工作者都愿意抢拍这样的镜头，许多电视台在后期制作时，也喜欢反复地使用这样的镜头。但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于扬威的场面与实际作战的动作是有区别的。就象队升国旗的步伐特别能够激发人们对军旅的爱戴而实战中却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动作一样的道理。要是有机会到军队院校去调看一些专门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演习录像，就会发现，那种密集呐喊着冲锋的场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