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提出“走狗军队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第9军的指示；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对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制抵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民**史辩讹之十
护国三杰抑扬太过了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暴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
三人是留日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唐、李为六期；按兵科，则唐习步兵，蔡习骑兵，李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不如蔡、李，但亦曾随蔡参加革命，并继蔡为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暴发时，三人各掌一军，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川黔，李列钧率第二军东征粤桂，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三杰之说也由此奠定。
关于三杰排位，李烈钧居唐、蔡之后，这似乎从始至终没有不同说法。所不妥者，是唐、蔡二人谁应居首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至少七八十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的歪曲。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错觉。这是极不公平的。
首先，蔡锷不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蔡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但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军方没能够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主要的发动者了。为什么呢？从蔡的角度看，他虽然曾经受到袁的重视，但袁是有如曹操般机警的一代奸雄，对于南方籍的蔡锷仍然存在着戒心，使他时时处处受袁的监视，并无通信自由，也就无法与掌有兵符的云南军方取得便利的联系。滇督唐继尧虽是蔡一手提拨，但由于唐在袁的称帝行为中也是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也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更不敢冒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从云南军方的角度看呢，蔡故然是滇军的缔造者，在广大滇军将士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威信，但有几点原因却让滇军的中上层与蔡的联系受到限制。一个是也如蔡不知唐的底细一样，云南军方对于这个整天出入于八大胡同非嫖即赌并在袁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的老长官也是一样的不摸其底。再一个，是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令人心寒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声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还有第三个，即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拨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暴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参与，也根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主要的发动者了。
其次，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应在蔡锷之上。
多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要么就只说蔡不说唐，要么就先说蔡后说唐，反正很少看到先说唐后说蔡的，更少见只说唐不说蔡的。这是不公正的。
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俱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决策者却是唐继尧，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了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经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名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够象后来蔡挥军北指时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彼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暴发的，但暴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出现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也同样要暴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当时唐任都督兼军总司令，而蔡则专任军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军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军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的。在确定谁出征谁坐镇时，蔡、唐二人相互谦让，唐初意是要蔡坐镇而由他率军出征，但蔡则坚意要唐坐镇自己出征。就为这事，蔡、唐二人争执了三天时间，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当然也许官大官小并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但对比蔡、唐二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又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6000余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倍于已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故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但一场战争并不等于一次或几次战役，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唐继尧的排名断断不应在蔡锷之后。
第三，李列钧的功绩不应被忽视。护国战争暴发前，李比蔡稍早来滇。战争暴发后，李率第二军东征，首战广南，击溃入侵附袁之龙觐光主力，再战皈朝，逼降龙军，打开进桂门户，长驱直入，会师百色，挺进南宁，直下广东，迫使龙济光不敢乱动，使广东反袁基地得以巩固，然后挥军北指，三炮破韶关，占领进攻湘赣出发阵地，至袁取消帝制，完成护国大业。
看民国时期有关护国战争的纪念文章，还是经常将三杰并提的，但解放后则很少再有三杰之谈，特别是近些年，一般观众谈起护国战争，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第二军还有东战场还有李烈钧这么一位杰出的将领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李留日回国后，辛亥癸丑两次革命都在江西，只是在护国战争打响前不久才潜入云南，只是因护国战争是由国民党居主要领导地位（并非梁启超自我吹嘘的那样是由进步党主要领导），李以国民党中之讨袁大将而得以出长第二军，与云南护国的主力滇军并无瓜葛，并无蔡、唐二人有前后滇督之错综因缘可资谈论，也无让督那样的佳话在世间流传，东战场也不似北战场那般旷日持久艰苦的战斗，更缺少小凤仙那样的风尘女子作调味剂让人百般回味千般遐想，故而也就不那么强烈地赚得人们的眼球了。
李烈钧被忽视是有如上原因，那几十年来人们总是明里暗里地抑唐而扬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有着多重的原因。第一个，是唐在护国战争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唾弃，而蔡自打逃出北京，表现给世人的，就只有惊喜过望，而将其以往的所有不足全部给掩盖了。今天许多人都说唐参加护国战争是被迫，这话说对了一半。的确应该承认，唐是有自己私欲的考虑的，这谁都会有。但也必须看到，此时的唐继尧，也是充满了爱国情怀的，反对帝制也是其一贯的思想，再加上袁对国民党的打击和对身列国民党籍的唐的猜疑与刁难，也促成了唐必反袁的客观态度。但唐毕竟是一个军人政治家，是一省的军政首脑，在面对三迤军民澎湃的反袁怒潮和滇军将领磨拳擦掌必与袁党决一死战的求战面前，他始终保持了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不仅如此，唐在接待袁授予他侯爵的专使来滇时，其欢迎场面经过精心策划，极其隆重，他本人表现的又极其谦卑，给世人一种受宠若惊奴颜婢膝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必然遭到恨袁切齿的云南民众的不满和唾骂。但殊不知，就在唐前台隆重接待袁的授勋专使大造声势的同时，反袁战争的秘密会议却在其亲信的召集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讨袁而调动的军队也在以剿匪为名的掩护下悄悄地展开于川滇边界，而这些则却是包括一般中级军官在内的全省军民所并不知情的。
蔡却不同了。由于蔡一到云南，护国战争便立即打响，就容易造成这战争要是没有蔡就打不响，而有了蔡抵滇后的振臂一呼，战争才得以暴发的误解。于是在广大的民众中便极正常地会产生扬蔡而抑唐的情结。
第二个原因，是蔡出征在外，护国第一军以绝对弱势屡破强敌，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唐坐镇后方，要征粮征饷，要征兵征夫，要扩大军需，就让云南当时的赋税成几倍几十倍地增加。而且为了前线急需，唐又不得不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作军费。所以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云南百姓的负担，使唐在民众中怨声载道，有远不如前任蔡督厚道的说词也就十分的正常了。
第三个原因，是蔡在其功勋达到时以三十四岁壮年突然病逝，就犹如一颗流星，在它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时疾速地殒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的哀思；而唐后来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祸国秧民的军阀，盖棺定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好评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在当时，由于梁启超的如椽大笔，给身列进步党又是他学生的蔡锷极尽拨高，而在反袁护国中做了大量贡献的与进步党对立的国民党的功绩，则在梁的笔下大大地压缩而成为配角，这便让身为国民党籍的唐继尧只能居于蔡之名后了。梁的身份地位文章都具有极大影响，故而成为蔡扬而唐抑的一大原因，不过这一原因在今天的影响并不很大了。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影响今日观众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小凤仙的作用。青楼浪事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而这女子又与民国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有戏，又与护国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相关，各等小说家影视编导岂能放过，于是妙笔生花，戏说不断，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蔡将军便也沾了小凤仙的光而在银幕和荧屏上永放异彩。因为不曾听说唐继尧李列钧有过这样出名的风流事，或者也曾有却没有被娱记们及时发现而加以渲染，后来的人们便少了许多的谈兴，所以这护国三杰中的唐李二位便也很少让观众知道了。
三八式哪有那么差
三八式曾是侵华日军的制式步枪，后来日军投降，又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许多年来，该枪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比较其他步枪更多更显得出名，于是这便引来喜欢与官方观点作难的网民的置疑，加上三八式也的确存在着种种弱点，就更成为人们给予否定的理由，于是就有说日军步枪不如**步枪的帖子被广泛转载。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现试加分析。
一、关于子弹威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的最多的问题，也是一个说中正式优于三八式的最大的理由。但我个人不这么看。诚然，有坂六五步枪弹的杀伤力小于毛瑟七九步枪弹，这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但要因此而说明三八式不如中正式则远没这么简单。
首先，对有坂步枪弹不致命这一说法得多方面考虑认定。诚然，三八式由于口径小，飞行特别稳定，打中人体后容易造成过穿透，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许多当年的抗日老兵都说三八枪是人道枪，说六五子弹打中人体时，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都可以生还。中的史更新被一颗六五子弹从眼窝下打入，又从后脑打出，其人仍然可以坚持战斗。尽管是小说，但它所描写的事情却确有发生。忻口战役中的李仙洲就曾被一颗六五子弹从前胸打入，从后背穿出，但李仍行走如常，浑然不觉。而且史更新还说了一句：“这是六五子弹，要是七九子弹，我就报销了”。李仙洲负伤后，负责治疗的军医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可见早在当时，对六五子弹的这种诟病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有坂六五步枪弹打入人体不易翻滚从而导致对肌体的破坏作用不理想的现象，多数文章都说是在近距离才会出现，也有的文章说只有在中远距离上才会出现，并且说这是当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实验数据。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又都缺乏有力的佐证来支持，不过我本人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即三八式在近距离内的杀伤效果并不比中正式差，中远距离上停止作用略低。但不管怎么说，总之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主流步枪中是最弱的，这是铁定的事实。
但我们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这么几个个问题，一是要考虑六五步枪弹的威力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威力够不够用的问题。要我看，只要其威力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精确射杀目标的要求，我看也就足够了。那么有坂步枪弹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有坂步枪弹的枪口动能为2613焦耳，确是当时各现役的大威力步枪弹中较小的（毛瑟七九步枪弹、30－06步枪弹、1908步枪弹、303步枪弹等枪口动能都超过3000焦耳），但由于该弹长径比在当时的所有步枪弹中最大，旋转速度最高，故而存能性较好，使其在六百米处仍然可以精确地射杀目标，这在当时，威力已经足够了。后来发展的毛瑟七九短弹和3弹等中间威力步枪弹的枪口动能都只有2000焦耳上下，却很少听到有谁怪它们不行，因为它们的威力已经够用，而够用也就行了。
二是要考虑六五子弹打中人的要害（实际是看似打中要害而没有打中要害）而不致死的概率到底会有多少。我隐隐感觉这一说法是不是被有意无意的炒作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百个人被六五子弹打中要害，死了九十九个人，谁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奇怪，要是出现了象史李仙洲那样的情况，则往往被一传十十传百地扩大宣传。这就象狗咬人一百次不算新闻而人咬狗一次必算新闻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象李仙洲这样不幸中之大幸的概率有没有百分之一呢，我看够呛。到是象李这样的情况，其他枪也出现过。2004年黑龙江一名扫黑的警察就遇到了象的史更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被一颗子弹（五一式7.62手枪弹）从眼窝下打入从后脑穿出，在疗养了半年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而康复。蒋百里、东条英机也都曾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部位打而未死。所以我认为，象李仙洲那样看似打中了要害而实际在毫发之间躲过了要害的情况其他枪也都会出现，只不过六五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比其他弹多一些，七九弹则不会或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已。但不管对于任何枪任何弹来说，这都不过是极个别的例子，其概率是极低的，三八枪也是如此。
三是要考虑在战争中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能力比打死一个人给对方造成的危害是大是小的问题。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是放在今天的美军中，亡一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肯定比伤一个人更大，因为人家美国的人命值钱吗。但要放在上世纪前半页的中国，情况却未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许多情况下，阵亡士兵的抚恤并没有落实到位，战死者往往就地掩埋，家属也不会到政府前表威，民众也不会因此而给政府施压。好一点的单位，可能会在战后购一具薄板棺材重新装敛；差一点的单位，埋完了也就算完事了，可能连一床白布、一领草席的钱都省下来了。缺额的士兵，可以再廉价而源源不断地填充进来。中国是如此，许多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也都差不了多少。但战伤的士兵你却不能不管，你得安排人护理他，你得安排人背着他或抬着他，你得送他到医院治疗，这笔费用这功夫就远远不是一领草席几锹黄土所能比了。象前边举的李仙洲、史更新那样的例子，尽管在当时由于处在极度亢奋状态而没有马上倒下，事后不也得躺几个月才能重返战场吗。而且伤敌一人，可能要同时造成其两三个战斗兵员的减少。而且由于受伤者因疼痛而发出和哭嚎叫喊挣扎翻滚，对同一战壕的战友们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也远远不象电影中那样轻松。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战场，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力给敌方造成的负担及危害远比打死一个人更大更严重。基于这点考虑，那种因为被六五步枪弹击中后往往可以救活从而就认定该弹不行的标准很值得商榷。
其次，要从子弹的经济性上来认定长短。在当年的战争中，步枪子弹无疑是最大的耗材。在保证足够杀伤力的前提下，能够尽量地降低成本，以更大地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就是到了今天，也是轻武器研究者们往往以百分之一克百分之一毫米的加以计较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有坂六五子弹堪称节约的典范。在二战各主要参战国的制式步枪弹中，有坂六五步枪弹弹壳最短，装药量最少，质量最轻，口径最小。而同样的数据，毛瑟七九步枪弹却几乎占据了另一个极端。这可都是钱呀！在每每以万发计算的子弹消耗中，这笔帐是不能不算的。就象我们在讨论汤姆森冲锋枪与司登冲锋枪熟优熟劣时，经济帐你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算的（生产一支汤姆森的成本可以生产二十支司登式）。
所以说，单从威力上说，毛瑟七九步枪弹是大于有坂六五步枪弹的，前者优于后者，我承认。但一味地强调步枪子弹的威力越大越好，我就不承认了，要是那样，那毛瑟七九短弹和3弹也就不会在这之后紧随而生了。
二、关于枪的结构问题
中正式系由著名的毛瑟枪直接克隆而来，毛瑟枪的枪机结构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先河，在非自动步枪领域独占鳌头，空前绝后，因而中正式也跟着沾光，于是就有中正式结构优于三八式的说法。殊不知三八式的枪机结构也同样仿自毛瑟，只不过在毛瑟枪机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而已。这些改进之处，虽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也绝对不比原枪逊色，而该枪的许多独创之处，更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比如它的枪机。三八式的枪机在当时的各型步枪中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完全分解后的枪机组件只有五个。这简化了的枪机，不仅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提高了勤务保障性和可靠性。
比如它的保险机。三八式的保险机是一个扁圆柱体，其上压以滚花，比毛瑟枪的保险机显的简洁、粗犷、大气，实际应用中则既避免了被衣服、装具勾挂，又便于操作，特别是高寒区戴棉手套时的操作。
比如它的防尘盖。这不仅是该枪的标志性符号，也是该枪最大的亮点。安装防尘盖，除了能够有效地阻止泥沙、灰尘进入枪机，也使全枪的外观显的干净利落。而安装这么一个盖子，工艺要求并不复杂，生产成本也并不昂贵，可谓是以小的代价完成了大的贡献。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就是到了今天，其中的优势也仍然十分的突出。
比如它的弹膛。该枪弹膛的上方开有两个泄气孔，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类似于坦克炮抽烟筒那样的作用，这无疑极有利于弹膛的冷却。
比如它的弹仓。该枪在枪弹打完后，机头便被挡住而不能再前推到位，这等于提示枪手该装弹了。这有点象今天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特别是仓促应战和夜战中，这一招太重要了。除此以外，该弹仓的底盖还可以不用工具而只用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极方便地卸下来，这对于擦拭保养和快速退弹来说其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比如它的瞄准装置。该枪采用的是独特的立框式表尺。射击300米以内目标时，表尺框不用立起，使用框板上的照门直接瞄准；射击400米以上目标时，将表尺框立起并将游标上移，使用表尺框下端的另一个照门；当射击500以上目标时，将游标下移到底，使用第三个照门；当射击更远目标时，再逐次移动游标与目标距离相对应。在当时，超过500米以上的射击并不多，这就给调整表尺带来极大的方便，即使一个新兵，闭着眼，也可以十分便捷地变换而不致出错。更大的一个优点还有，当射击100米以内目标时，还可以竖起立框式表尺，此时只需将目标锁定在表尺框中并与准星取齐，即可做快速概略瞄准击中目标。
比如它的缠距。该枪的缠距是二战各国步枪中最短的，只有200，因而子弹的的旋转速度最高，飞行稳定性最好。尽管子弹的初速也差不多是同时期各型步枪的，但其射击精度却是最棒的，射击时的后作力也是最柔和的。美国在战后将缴获的三八式直接用作运动射击，可见其对该枪精度的认识之高了。当然，子弹飞行的超稳定，也带来了该枪停止作用的降低，这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的。
说到这插几句关于三八式的初速的话题。许多到三八枪的子弹初速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高，令人十分的不解，不知这些网友是从哪里又是根据怎样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实际上，三八式步枪的初速只有762，说它初速高也勉强不算错，但说它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步枪高就大错特错了。若是把这一句话中的“高”字换成“低”字，到是十分的妥贴，因为当时各国主流步枪的多数，比如中国的中正式以及流行于中国的vz24、fn24，比如美国的903、，比如苏联的89130、4，比如德国的毛瑟98、4等，初速都在800以上，是远高于三八式的。这是题外话了。
比如它的枪托的加工方式。一般步枪的枪托与下护木都是用一整块木料切削而成，但三八式的枪托与下护木却是用两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即枪托后端向下倾斜的那一块三角形部分，是用另一块小木料拼接上去的（我不会贴图，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百度一下三八式的图片，可以看的很清楚）。小日本的精细与节约在此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光是这一项，不知要省去多少木材。后来中正式也曾经借鉴了这种拼接术以节省木料，但不全是。
以上这些，有的是三八式所独创独有的，是其他步枪所不具备的，有的虽然不是三八式独有但却是体现的最棒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该枪的使用更加便捷，动作更加可靠。
三、关于枪身的长短问题
三八式枪长1280，是同一代步枪中较长的，特别是相对于中正式来说就更显其长，这又是一个贬低三八式的理由。的确，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步兵分队支援火器的加强，也由于步兵乘戴工具的增多，步枪枪身趋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一大潮的影响下，中正式采取德4式作为样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同样考虑到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三八式那修长的枪身也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优势。因为在中国战场，象西欧战场那样步兵经常性地乘戴车、船、飞机的情况少的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步兵的支援火器也仅相当于西方一战时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么为了搭戴车、船、飞机等运输工具而将步枪的枪身减短也就不显的那么迫切，步枪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依然没有得到减轻。
三八式的长枪身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瞄准基线长，精确度高。三八式步枪的瞄准基线长达695，是二战各国现役步枪中最长的。瞄准基线长，自然带来射击精度的提高，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二是枪管长，火药燃烧充分，既经济又降低了枪口焰，提高了夜战和狙击作战的生存能力。三八式步枪的枪管长达769，也是二战中各式步枪中最长的。而有坂六五步枪弹中的装药量却又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少的克，火药在长长的枪管中得到了基本充分的燃烧，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火药能量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也使枪口焰得到很好的抑制，狙击作战和夜战时，使敌人很难从枪口焰中发现自己，更加有利于隐蔽，从而有效提高生存能力。
三是有利于白刃战。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在抗战中，中日双方的白刃战远比西方战场多的多。谁都知道，拚刺刀第一需要的是不怕死而不死的斗志和有我无敌敢打必胜的信心，其次才是技术，三八式轻巧（三八式枪身虽长但质量比中正式轻）细长的枪身和锋利的刺刀，无疑给拚刺者增强了这一信心，也从中占到了便宜。抗战时期，我军在与日军白刃战时，往往吃亏较大。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兵员主要来自滇湘黔全部装备中正式的**七十军，最怕的就是与兵员主要来自鲁冀辽清一色装备三八式的共军独立二师拚刺刀，因为不论身高斗志还是枪长，他们确实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总的来说，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步枪中确是较弱的，但其射击精度却高于当时的任何步枪。在这两点优劣的选择上，我想，步枪手们大概都会首选精度，因为停止作用对于远距离射击的步枪来说，并不象手枪要求的那么高，而确保精确命中目标，不管是打死还是打的让你躺几个月，心里才更有底。抗美援朝初期，为了方便弹药的补给，入朝部队曾以师或团为单位统一步枪的口径，在全军内调换步枪，以使全团或全师口径一律。这时便出现了一个思想问题，即所有被要求缴出手中三八式而换装别的步枪的战士都普遍出现了抵触情绪，而奉命上缴别的枪的战士，虽然也有不情愿的，但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出现象缴出三八式那样的普遍的思想问题。用枪人的这种态度，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提出“走狗军队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第9军的指示；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对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制抵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民**史辩讹之十
护国三杰抑扬太过了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暴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
三人是留日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唐、李为六期；按兵科，则唐习步兵，蔡习骑兵，李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不如蔡、李，但亦曾随蔡参加革命，并继蔡为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暴发时，三人各掌一军，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川黔，李列钧率第二军东征粤桂，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三杰之说也由此奠定。
关于三杰排位，李烈钧居唐、蔡之后，这似乎从始至终没有不同说法。所不妥者，是唐、蔡二人谁应居首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至少七八十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的歪曲。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错觉。这是极不公平的。
首先，蔡锷不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蔡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但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军方没能够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主要的发动者了。为什么呢？从蔡的角度看，他虽然曾经受到袁的重视，但袁是有如曹操般机警的一代奸雄，对于南方籍的蔡锷仍然存在着戒心，使他时时处处受袁的监视，并无通信自由，也就无法与掌有兵符的云南军方取得便利的联系。滇督唐继尧虽是蔡一手提拨，但由于唐在袁的称帝行为中也是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也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更不敢冒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从云南军方的角度看呢，蔡故然是滇军的缔造者，在广大滇军将士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威信，但有几点原因却让滇军的中上层与蔡的联系受到限制。一个是也如蔡不知唐的底细一样，云南军方对于这个整天出入于八大胡同非嫖即赌并在袁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的老长官也是一样的不摸其底。再一个，是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令人心寒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声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还有第三个，即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拨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暴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参与，也根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主要的发动者了。
其次，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应在蔡锷之上。
多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要么就只说蔡不说唐，要么就先说蔡后说唐，反正很少看到先说唐后说蔡的，更少见只说唐不说蔡的。这是不公正的。
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俱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决策者却是唐继尧，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了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经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名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够象后来蔡挥军北指时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彼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暴发的，但暴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出现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也同样要暴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当时唐任都督兼军总司令，而蔡则专任军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军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军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的。在确定谁出征谁坐镇时，蔡、唐二人相互谦让，唐初意是要蔡坐镇而由他率军出征，但蔡则坚意要唐坐镇自己出征。就为这事，蔡、唐二人争执了三天时间，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当然也许官大官小并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但对比蔡、唐二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又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6000余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倍于已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故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但一场战争并不等于一次或几次战役，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唐继尧的排名断断不应在蔡锷之后。
第三，李列钧的功绩不应被忽视。护国战争暴发前，李比蔡稍早来滇。战争暴发后，李率第二军东征，首战广南，击溃入侵附袁之龙觐光主力，再战皈朝，逼降龙军，打开进桂门户，长驱直入，会师百色，挺进南宁，直下广东，迫使龙济光不敢乱动，使广东反袁基地得以巩固，然后挥军北指，三炮破韶关，占领进攻湘赣出发阵地，至袁取消帝制，完成护国大业。
看民国时期有关护国战争的纪念文章，还是经常将三杰并提的，但解放后则很少再有三杰之谈，特别是近些年，一般观众谈起护国战争，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第二军还有东战场还有李烈钧这么一位杰出的将领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李留日回国后，辛亥癸丑两次革命都在江西，只是在护国战争打响前不久才潜入云南，只是因护国战争是由国民党居主要领导地位（并非梁启超自我吹嘘的那样是由进步党主要领导），李以国民党中之讨袁大将而得以出长第二军，与云南护国的主力滇军并无瓜葛，并无蔡、唐二人有前后滇督之错综因缘可资谈论，也无让督那样的佳话在世间流传，东战场也不似北战场那般旷日持久艰苦的战斗，更缺少小凤仙那样的风尘女子作调味剂让人百般回味千般遐想，故而也就不那么强烈地赚得人们的眼球了。
李烈钧被忽视是有如上原因，那几十年来人们总是明里暗里地抑唐而扬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有着多重的原因。第一个，是唐在护国战争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唾弃，而蔡自打逃出北京，表现给世人的，就只有惊喜过望，而将其以往的所有不足全部给掩盖了。今天许多人都说唐参加护国战争是被迫，这话说对了一半。的确应该承认，唐是有自己私欲的考虑的，这谁都会有。但也必须看到，此时的唐继尧，也是充满了爱国情怀的，反对帝制也是其一贯的思想，再加上袁对国民党的打击和对身列国民党籍的唐的猜疑与刁难，也促成了唐必反袁的客观态度。但唐毕竟是一个军人政治家，是一省的军政首脑，在面对三迤军民澎湃的反袁怒潮和滇军将领磨拳擦掌必与袁党决一死战的求战面前，他始终保持了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不仅如此，唐在接待袁授予他侯爵的专使来滇时，其欢迎场面经过精心策划，极其隆重，他本人表现的又极其谦卑，给世人一种受宠若惊奴颜婢膝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必然遭到恨袁切齿的云南民众的不满和唾骂。但殊不知，就在唐前台隆重接待袁的授勋专使大造声势的同时，反袁战争的秘密会议却在其亲信的召集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讨袁而调动的军队也在以剿匪为名的掩护下悄悄地展开于川滇边界，而这些则却是包括一般中级军官在内的全省军民所并不知情的。
蔡却不同了。由于蔡一到云南，护国战争便立即打响，就容易造成这战争要是没有蔡就打不响，而有了蔡抵滇后的振臂一呼，战争才得以暴发的误解。于是在广大的民众中便极正常地会产生扬蔡而抑唐的情结。
第二个原因，是蔡出征在外，护国第一军以绝对弱势屡破强敌，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唐坐镇后方，要征粮征饷，要征兵征夫，要扩大军需，就让云南当时的赋税成几倍几十倍地增加。而且为了前线急需，唐又不得不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作军费。所以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云南百姓的负担，使唐在民众中怨声载道，有远不如前任蔡督厚道的说词也就十分的正常了。
第三个原因，是蔡在其功勋达到时以三十四岁壮年突然病逝，就犹如一颗流星，在它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时疾速地殒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的哀思；而唐后来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祸国秧民的军阀，盖棺定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好评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在当时，由于梁启超的如椽大笔，给身列进步党又是他学生的蔡锷极尽拨高，而在反袁护国中做了大量贡献的与进步党对立的国民党的功绩，则在梁的笔下大大地压缩而成为配角，这便让身为国民党籍的唐继尧只能居于蔡之名后了。梁的身份地位文章都具有极大影响，故而成为蔡扬而唐抑的一大原因，不过这一原因在今天的影响并不很大了。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影响今日观众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小凤仙的作用。青楼浪事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而这女子又与民国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有戏，又与护国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相关，各等小说家影视编导岂能放过，于是妙笔生花，戏说不断，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蔡将军便也沾了小凤仙的光而在银幕和荧屏上永放异彩。因为不曾听说唐继尧李列钧有过这样出名的风流事，或者也曾有却没有被娱记们及时发现而加以渲染，后来的人们便少了许多的谈兴，所以这护国三杰中的唐李二位便也很少让观众知道了。
三八式哪有那么差
三八式曾是侵华日军的制式步枪，后来日军投降，又成为我军的主要装备。许多年来，该枪在革命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比较其他步枪更多更显得出名，于是这便引来喜欢与官方观点作难的网民的置疑，加上三八式也的确存在着种种弱点，就更成为人们给予否定的理由，于是就有说日军步枪不如**步枪的帖子被广泛转载。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现试加分析。
一、关于子弹威力的问题
这是一个说的最多的问题，也是一个说中正式优于三八式的最大的理由。但我个人不这么看。诚然，有坂六五步枪弹的杀伤力小于毛瑟七九步枪弹，这是一个不争的结论。但要因此而说明三八式不如中正式则远没这么简单。
首先，对有坂步枪弹不致命这一说法得多方面考虑认定。诚然，三八式由于口径小，飞行特别稳定，打中人体后容易造成过穿透，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许多当年的抗日老兵都说三八枪是人道枪，说六五子弹打中人体时，只要不伤及要害，一般都可以生还。中的史更新被一颗六五子弹从眼窝下打入，又从后脑打出，其人仍然可以坚持战斗。尽管是小说，但它所描写的事情却确有发生。忻口战役中的李仙洲就曾被一颗六五子弹从前胸打入，从后背穿出，但李仍行走如常，浑然不觉。而且史更新还说了一句：“这是六五子弹，要是七九子弹，我就报销了”。李仙洲负伤后，负责治疗的军医也说了几乎同样的话。可见早在当时，对六五子弹的这种诟病就已经存在了。
关于有坂六五步枪弹打入人体不易翻滚从而导致对肌体的破坏作用不理想的现象，多数文章都说是在近距离才会出现，也有的文章说只有在中远距离上才会出现，并且说这是当年国民政府兵工署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不过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实验数据。这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又都缺乏有力的佐证来支持，不过我本人倾向于相信第二种说法，即三八式在近距离内的杀伤效果并不比中正式差，中远距离上停止作用略低。但不管怎么说，总之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主流步枪中是最弱的，这是铁定的事实。
但我们在承认这一事实的同时，还应该考虑这么几个个问题，一是要考虑六五步枪弹的威力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这个威力够不够用的问题。要我看，只要其威力能够满足在一定距离上精确射杀目标的要求，我看也就足够了。那么有坂步枪弹能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呢？有坂步枪弹的枪口动能为2613焦耳，确是当时各现役的大威力步枪弹中较小的（毛瑟七九步枪弹、30－06步枪弹、1908步枪弹、303步枪弹等枪口动能都超过3000焦耳），但由于该弹长径比在当时的所有步枪弹中最大，旋转速度最高，故而存能性较好，使其在六百米处仍然可以精确地射杀目标，这在当时，威力已经足够了。后来发展的毛瑟七九短弹和3弹等中间威力步枪弹的枪口动能都只有2000焦耳上下，却很少听到有谁怪它们不行，因为它们的威力已经够用，而够用也就行了。
二是要考虑六五子弹打中人的要害（实际是看似打中要害而没有打中要害）而不致死的概率到底会有多少。我隐隐感觉这一说法是不是被有意无意的炒作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百个人被六五子弹打中要害，死了九十九个人，谁也不会感觉有什么奇怪，要是出现了象史李仙洲那样的情况，则往往被一传十十传百地扩大宣传。这就象狗咬人一百次不算新闻而人咬狗一次必算新闻一样的道理。实际上，象李仙洲这样不幸中之大幸的概率有没有百分之一呢，我看够呛。到是象李这样的情况，其他枪也出现过。2004年黑龙江一名扫黑的警察就遇到了象的史更新一模一样的情况，也是被一颗子弹（五一式7.62手枪弹）从眼窝下打入从后脑穿出，在疗养了半年后没留下任何后遗症而康复。蒋百里、东条英机也都曾用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部位打而未死。所以我认为，象李仙洲那样看似打中了要害而实际在毫发之间躲过了要害的情况其他枪也都会出现，只不过六五弹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比其他弹多一些，七九弹则不会或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而已。但不管对于任何枪任何弹来说，这都不过是极个别的例子，其概率是极低的，三八枪也是如此。
三是要考虑在战争中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能力比打死一个人给对方造成的危害是大是小的问题。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是放在今天的美军中，亡一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肯定比伤一个人更大，因为人家美国的人命值钱吗。但要放在上世纪前半页的中国，情况却未必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许多情况下，阵亡士兵的抚恤并没有落实到位，战死者往往就地掩埋，家属也不会到政府前表威，民众也不会因此而给政府施压。好一点的单位，可能会在战后购一具薄板棺材重新装敛；差一点的单位，埋完了也就算完事了，可能连一床白布、一领草席的钱都省下来了。缺额的士兵，可以再廉价而源源不断地填充进来。中国是如此，许多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也都差不了多少。但战伤的士兵你却不能不管，你得安排人护理他，你得安排人背着他或抬着他，你得送他到医院治疗，这笔费用这功夫就远远不是一领草席几锹黄土所能比了。象前边举的李仙洲、史更新那样的例子，尽管在当时由于处在极度亢奋状态而没有马上倒下，事后不也得躺几个月才能重返战场吗。而且伤敌一人，可能要同时造成其两三个战斗兵员的减少。而且由于受伤者因疼痛而发出和哭嚎叫喊挣扎翻滚，对同一战壕的战友们所产生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也远远不象电影中那样轻松。综上所述，我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战场，打伤一个人使其丧失抵抗力给敌方造成的负担及危害远比打死一个人更大更严重。基于这点考虑，那种因为被六五步枪弹击中后往往可以救活从而就认定该弹不行的标准很值得商榷。
其次，要从子弹的经济性上来认定长短。在当年的战争中，步枪子弹无疑是最大的耗材。在保证足够杀伤力的前提下，能够尽量地降低成本，以更大地维持长期战争的消耗，就是到了今天，也是轻武器研究者们往往以百分之一克百分之一毫米的加以计较的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有坂六五子弹堪称节约的典范。在二战各主要参战国的制式步枪弹中，有坂六五步枪弹弹壳最短，装药量最少，质量最轻，口径最小。而同样的数据，毛瑟七九步枪弹却几乎占据了另一个极端。这可都是钱呀！在每每以万发计算的子弹消耗中，这笔帐是不能不算的。就象我们在讨论汤姆森冲锋枪与司登冲锋枪熟优熟劣时，经济帐你是无论如何不能不算的（生产一支汤姆森的成本可以生产二十支司登式）。
所以说，单从威力上说，毛瑟七九步枪弹是大于有坂六五步枪弹的，前者优于后者，我承认。但一味地强调步枪子弹的威力越大越好，我就不承认了，要是那样，那毛瑟七九短弹和3弹也就不会在这之后紧随而生了。
二、关于枪的结构问题
中正式系由著名的毛瑟枪直接克隆而来，毛瑟枪的枪机结构开了一个划时代的先河，在非自动步枪领域独占鳌头，空前绝后，因而中正式也跟着沾光，于是就有中正式结构优于三八式的说法。殊不知三八式的枪机结构也同样仿自毛瑟，只不过在毛瑟枪机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进而已。这些改进之处，虽不敢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但也绝对不比原枪逊色，而该枪的许多独创之处，更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比如它的枪机。三八式的枪机在当时的各型步枪中结构最简单，分解最简便，零部件最少。完全分解后的枪机组件只有五个。这简化了的枪机，不仅降低了制作成本，也提高了勤务保障性和可靠性。
比如它的保险机。三八式的保险机是一个扁圆柱体，其上压以滚花，比毛瑟枪的保险机显的简洁、粗犷、大气，实际应用中则既避免了被衣服、装具勾挂，又便于操作，特别是高寒区戴棉手套时的操作。
比如它的防尘盖。这不仅是该枪的标志性符号，也是该枪最大的亮点。安装防尘盖，除了能够有效地阻止泥沙、灰尘进入枪机，也使全枪的外观显的干净利落。而安装这么一个盖子，工艺要求并不复杂，生产成本也并不昂贵，可谓是以小的代价完成了大的贡献。这画龙点睛的一笔，不仅在当时是举世无双的，就是到了今天，其中的优势也仍然十分的突出。
比如它的弹膛。该枪弹膛的上方开有两个泄气孔，这两个泄气孔可以在枪机开锁的瞬间，与枪口形成一个类似于坦克炮抽烟筒那样的作用，这无疑极有利于弹膛的冷却。
比如它的弹仓。该枪在枪弹打完后，机头便被挡住而不能再前推到位，这等于提示枪手该装弹了。这有点象今天的空仓挂机功能，在实战中特别是仓促应战和夜战中，这一招太重要了。除此以外，该弹仓的底盖还可以不用工具而只用手指轻轻一按就可以极方便地卸下来，这对于擦拭保养和快速退弹来说其好处就不言而喻了。
比如它的瞄准装置。该枪采用的是独特的立框式表尺。射击300米以内目标时，表尺框不用立起，使用框板上的照门直接瞄准；射击400米以上目标时，将表尺框立起并将游标上移，使用表尺框下端的另一个照门；当射击500以上目标时，将游标下移到底，使用第三个照门；当射击更远目标时，再逐次移动游标与目标距离相对应。在当时，超过500米以上的射击并不多，这就给调整表尺带来极大的方便，即使一个新兵，闭着眼，也可以十分便捷地变换而不致出错。更大的一个优点还有，当射击100米以内目标时，还可以竖起立框式表尺，此时只需将目标锁定在表尺框中并与准星取齐，即可做快速概略瞄准击中目标。
比如它的缠距。该枪的缠距是二战各国步枪中最短的，只有200，因而子弹的的旋转速度最高，飞行稳定性最好。尽管子弹的初速也差不多是同时期各型步枪的，但其射击精度却是最棒的，射击时的后作力也是最柔和的。美国在战后将缴获的三八式直接用作运动射击，可见其对该枪精度的认识之高了。当然，子弹飞行的超稳定，也带来了该枪停止作用的降低，这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的。
说到这插几句关于三八式的初速的话题。许多到三八枪的子弹初速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高，令人十分的不解，不知这些网友是从哪里又是根据怎样的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实际上，三八式步枪的初速只有762，说它初速高也勉强不算错，但说它比一般的步枪高甚至比中正式步枪高就大错特错了。若是把这一句话中的“高”字换成“低”字，到是十分的妥贴，因为当时各国主流步枪的多数，比如中国的中正式以及流行于中国的vz24、fn24，比如美国的903、，比如苏联的89130、4，比如德国的毛瑟98、4等，初速都在800以上，是远高于三八式的。这是题外话了。
比如它的枪托的加工方式。一般步枪的枪托与下护木都是用一整块木料切削而成，但三八式的枪托与下护木却是用两块木料拼接而成的，即枪托后端向下倾斜的那一块三角形部分，是用另一块小木料拼接上去的（我不会贴图，有兴趣的可以从网上百度一下三八式的图片，可以看的很清楚）。小日本的精细与节约在此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光是这一项，不知要省去多少木材。后来中正式也曾经借鉴了这种拼接术以节省木料，但不全是。
以上这些，有的是三八式所独创独有的，是其他步枪所不具备的，有的虽然不是三八式独有但却是体现的最棒的。而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该枪的使用更加便捷，动作更加可靠。
三、关于枪身的长短问题
三八式枪长1280，是同一代步枪中较长的，特别是相对于中正式来说就更显其长，这又是一个贬低三八式的理由。的确，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步兵分队支援火器的加强，也由于步兵乘戴工具的增多，步枪枪身趋短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这一大潮的影响下，中正式采取德4式作为样本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同样考虑到中国战场的实际情况，三八式那修长的枪身也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显优势。因为在中国战场，象西欧战场那样步兵经常性地乘戴车、船、飞机的情况少的几乎还可以忽略不计，步兵的支援火器也仅相当于西方一战时的水平，有时甚至还不如。那么为了搭戴车、船、飞机等运输工具而将步枪的枪身减短也就不显的那么迫切，步枪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也就依然没有得到减轻。
三八式的长枪身有什么好处呢？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是瞄准基线长，精确度高。三八式步枪的瞄准基线长达695，是二战各国现役步枪中最长的。瞄准基线长，自然带来射击精度的提高，这一点没什么好说的。
二是枪管长，火药燃烧充分，既经济又降低了枪口焰，提高了夜战和狙击作战的生存能力。三八式步枪的枪管长达769，也是二战中各式步枪中最长的。而有坂六五步枪弹中的装药量却又是同时期各型步枪中最少的克，火药在长长的枪管中得到了基本充分的燃烧，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火药能量的利用率，节约了成本，也使枪口焰得到很好的抑制，狙击作战和夜战时，使敌人很难从枪口焰中发现自己，更加有利于隐蔽，从而有效提高生存能力。
三是有利于白刃战。所谓一寸长一寸强，在抗战中，中日双方的白刃战远比西方战场多的多。谁都知道，拚刺刀第一需要的是不怕死而不死的斗志和有我无敌敢打必胜的信心，其次才是技术，三八式轻巧（三八式枪身虽长但质量比中正式轻）细长的枪身和锋利的刺刀，无疑给拚刺者增强了这一信心，也从中占到了便宜。抗战时期，我军在与日军白刃战时，往往吃亏较大。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兵员主要来自滇湘黔全部装备中正式的**七十军，最怕的就是与兵员主要来自鲁冀辽清一色装备三八式的共军独立二师拚刺刀，因为不论身高斗志还是枪长，他们确实占不到任何的便宜。
总的来说，三八式的停止作用在当时各步枪中确是较弱的，但其射击精度却高于当时的任何步枪。在这两点优劣的选择上，我想，步枪手们大概都会首选精度，因为停止作用对于远距离射击的步枪来说，并不象手枪要求的那么高，而确保精确命中目标，不管是打死还是打的让你躺几个月，心里才更有底。抗美援朝初期，为了方便弹药的补给，入朝部队曾以师或团为单位统一步枪的口径，在全军内调换步枪，以使全团或全师口径一律。这时便出现了一个思想问题，即所有被要求缴出手中三八式而换装别的步枪的战士都普遍出现了抵触情绪，而奉命上缴别的枪的战士，虽然也有不情愿的，但只是个别现象，没有出现象缴出三八式那样的普遍的思想问题。用枪人的这种态度，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