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哪有什么双枪老太婆
历史上哪有什么双枪老太婆
首先申明两点：第一，我不反对文学的合理虚构，我反对的是将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混淆与生牵硬套；第二，我无意对那些个所谓的原形做功过是非的评价，我要讨论的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双枪老太婆”。
双枪老太婆这一诨号，并不象地滩与网络上热炒的那样起自于抗战时期的民间，也并不起自于解放战争时，也并不起自于解放初的剿匪时，就象“威虎山”、“沙家浜”等地名均是在样板戏唱响以后才诞生的一样，就象“宇宙牌香烟”是在马季那相声说火了以后才注册的一样，就象“凌汤圆”是在刘德一那电视剧热播以后才改名的一样，这双枪老太婆，也是在于六十年代走红以后才有的说法。后来，大约是九十年代初，川西剿匪题材的电影《拂晓枪声》问世，双枪老太婆便又添加了另一个国民党的版本。
这年头好多人欣赏文艺作品，都喜欢找原形是谁，哪怕就是二郎神猪八戒，也非得找出原形来不可。我是大老粗，文艺的东西我不太懂，但我懂得即使某个艺术形象真有原形，那原形与艺术形象也是有差距的，有的差距还十分地大。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这样的塑造无可厚非，可非要认为原形也一定象艺术作品中那样，就大错特错了。可现在就有这么一种认识：因为既然挖掘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形是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那么刘、陈、邓也就肯定得是双枪女将不可；因为既然认定《拂晓枪声》中的双枪女匪是赵洪文国，那么赵洪文国自然也就必须得是双枪女将不可。这样的认识，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地滩上，后又窜到网络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呢还是骗得许多九十年代才开始书的人这么以为，可后来又由于一些国家机构和主流媒体也参与了这样的炒作，于是又让一些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经识字的人也这么认为了。非要将六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文艺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东西硬说成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还将其写入政府网站，还为其塑像，还为了划圆这个圈圈策划什么所谓的“自述”，弄的就象历史上真有什么双枪老太婆一样。历史被如此的臆造强*奸，就让人不拆不快了。
在拆穿之前，得先说一说“双枪将”的定义。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是不是只要随身携带了两支枪或双手各执一支枪又能够把枪抠响就行呢？不行。那得是能够在有效的射击距离内双手执枪有效地射杀目标才算。那是不是无论什么枪都行呢？不行。在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所持的双枪，毫无例外地全部特指毛瑟手枪，也就是俗称的盒子炮。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限制，那岂不是只要长了两只手的，都可以称作双枪将了。
能够手使双枪的，其功夫还不仅仅体现在打的准打不准上，更要命的还体现在能不能在战斗中单手快速装弹上。毛瑟手枪的单手装弹，也是中国长期内战中的独创。其要领，是一支手持枪战斗或戒备，另一支手将枪身夹在两膝中间，就象打字时的盲打和开车时操作空调音响时的盲操一样，在双眼紧紧盯住目标的同时，全凭对枪的熟练感觉将弹夹压入弹膛，然后解除空仓挂机，推弹上膛，完成射击准备。而这一切，都得在几秒钟内完成才行。驳壳枪射击距离内的战斗，是不允许你蹲在一个地方鼓捣几分钟时间的。
可见，能够称得上双枪将的，那功夫是相当地了得。
女人手使两支盒子炮，还能够打得准装得快，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那难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盒子炮可不比袖珍的勃朗宁那般轻巧，那玩艺又长又笨又重。而且它还不象鲁格p08和南部十四那样重心接近握把，它的重心远远地偏前。没有相当的腕力，要想打好它，谈何容易，何况女人的手小力小，右手吗，兴许还凑合，左手吗，呵呵！
当然，就象今天有女子摔跤手远比一般的男人手大力大一样，那时的女人，保不齐也有象女子摔跤运动员或相扑运动员一样的，所以对于双枪女将，不敢说绝对没有。不过从网上炒作的那几个“双枪老太婆”的照片来看，都比较瘦弱娇小，和相扑运动员或摔跤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够大的，说她们双手各玩一把盒子炮还能够熟练地操作又能够百发百中，想象起来还真的挺困难的。
行了，别光凭想象认定或否定历史了，还是用历史应有的研究方法看一看有没有双枪老太婆吧。
先看看**华蓥山武装中有没有能使双枪的老太婆
1961年，长篇出版，书中塑造了一位手使双枪指哪打哪的游击队指挥员双枪老太婆，于是双枪老太婆一词迅速在民间流行，太多自以为是的文人寻找双枪老太婆原形的活动便也拉开了序幕。后来，怕是不够热闹，许多政府机构也参与进来，很快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形被钦定为刘隆华、陈联诗和邓惠中三人。大概是为了响应有关部门的钦定，在陈联诗逝去三十多年后的1994年，由其孙辈后人写成的一部《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隆重问世，使双枪老太婆更加地逼真。
我原先比较迷信某某什么什么“纪实”，后来因为地滩文学对这两个字的玷污，变成了现在一看到“纪实”就恶心。不过对于某某人的“自述”，还仍然无比青睐的，所以一看到陈联诗的自述，就迫不及待地借来看了。这书很厚，大约五十万字，不过我顶多跳跃着看了不到五万字，就气的要把书烧了或放到化粪池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它玷污了“自述”这两个在我看来十分神圣的字，也玷污了他们外祖母的声名。那不过是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十分蹩脚的文学作品而已。
因为要证明他们写的“我”是个双枪老太婆，书中自然有不少“我”如何练枪打枪的故事，可作者显然没有玩枪的经验，比如书中写到“我”从开始时连保险机都不会打开，连什么是缺口准星都还不知道，到左右开弓扬下天空中飞着的麻雀，却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且还是在因为枪弹紧缺环境恶劣不敢多打实弹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委实令人惊叹，怎么今天的八一射击队就找寻不到这样的神仙呢？
我没看到邓惠中和刘隆华“自述”有这样神的速成枪法，但仍有相当多的文章说她们都是双盒子枪而且是百发百中的。只可惜，所有这些文章，却全是近二十年才出台的。八十年代以前未见有这样的记载，六十年代以前更未见有这样的记载。
其实，关于双枪老太婆，早就有时就立下规矩：凡是写明是牺牲了的，多半有一位乃至几位烈士作原型；凡是没有写明是牺牲的，就大多是虚构的，如刘思扬、双枪老太婆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红岩的双枪老太婆，根本就没有原形，而是纯属虚构。
即使没有原形，那么，如果华蓥山起义中真的有能手使双枪的女将，将其称作双枪老太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可惜－－－－没有。
我们就来细数一下**领导的华蓥山地区的历次武装斗争，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能手使双枪的女将。
由党领导的武装，第一个就是陈联诗的丈夫廖玉璧领导的带有灰色调的游击队。该队于1931年组建，1935年廖牺牲后，队伍解体。华蓥党史办提供的资料上，仅仅写到陈联诗协助其夫动员民众，却并没有关于她参与领导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从廖玉璧游击队失败，一直到抗战结束，由于川东乃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后方，**再无任何武装存在于此。一直到1948年秋，根据央关于南方各省工作“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川东以华蓥山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才又相继暴发。
这次大起义震惊了党国朝野。但所谓的大起义，却是相对的，是无法与大革命时期的大起义相提并论的。在后者，歼敌一百两百可能不值得一提，而在国民党统治已经巩固的深远后方，能够歼敌三个五个，就十分的了不起了。华蓥山的武装起义，就正是如此。
这次大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是各支队各自分散进行的，起事时间不同，失败时间也不同，但其坚持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半个多月，而最短的，有两个支队，是当夜起事，天不亮就溃败了。从歼敌人数看呢，就更不好意思说，能够统计出来的，全部加起来，不过9人而已.
各支队的领导人分别是：
起义总指挥：王璞。
第四支队，负责人未详。
第五支队，领导人谈剑啸、刘隆华、杨玉枢、秦华、曾永兴、曾霖等，其中的政委刘隆华即所谓双枪老太婆原形之一。
第六支队，领导人未详。
第七支队，负责人张蜀俊、杨奚勤等。
第八支队，负责人蔡衣渠。
以上各支队领导人，唯一的女姓就是刘隆华了，不过这个女政委是在起义前不久才从延安受党的派遣来到川东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她也就另行他调离开华蓥山了。她参加领导的五支队的起义，两股力量各与敌作战1次，各毙敌1人，而被击毙的二敌中，也没有资料显示是刘隆华用双枪射杀的。
双枪老太婆的另一原形邓惠中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但不知在哪个支队，也找不到有关她参战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当时的川东，不是拉锯区，不是游击区，更不是解放区，那是国统区，还不是一般的国统区，自进入四十年代以来，那里已经是建立起巩固的政权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在这样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大起义失败后，川东党吸取教训，将搞大暴动改为组织短小精干之武工队进行游击，于是原来在起义中失散在各地的骨干，组织了多个小型的武工队，坚持敌后。各小型武工队主要有：陈尧楷、徐相应等领导的武工队；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领导的武工队；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王兆南武工队。
遗憾的是，这所有的武工队的领导人和骨干当中，还是没有女的。
其实，只要弄明白当时川东的环境，也就该清楚，在这样的国民党铁桶一般统治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你频繁开枪的可能。你这枪声一响，说不定会立马招来百倍千倍的敌军对你进行围剿。这样的环境，即使谁真的有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的功夫，又到哪去使呢。而既然没有地方去施展，那百姓们又是怎么得知的？又是怎么在民间传说的呢？
实际上，这所有的传说，全部起自于那艺术的双枪老太婆而已。当然，令今天的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还有那高高耸立的双枪老太婆的雕像了，可这雕像，仍然起自于小说，而不是历史，也不是民间。
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双枪女将，相信那些热衷于炒作的国统区的新闻媒体，绝对不会只字不提，但实际情况却是，翻遍当年的报纸，有关双枪老太婆的字眼，就真的只字未见。
行了，够了，不想再说了，是怎么回事我想我已经说清楚了。
我很崇敬那些敢于在敌后与男爷们一起搞武装暴动的女姓，而且认为《红岩》中塑造出双枪老太婆这么一位女英雄是十分出彩的。但是不是崇敬她们，就必须得承认她们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我看没必要。左右开弓百步穿杨不过是对敌斗争的千千万万种方式中的一种，做不到这点也未必就低人一等。文学与历史是两码事，历史中的原形没有所描写的那么大能耐，也未必就会降低她们光灿感人的形象，真实一点反而更具说服力。
再看看**的那个老太婆赵洪文国有没有用过双枪
这个赵洪文国，可是相当了得。有关她的历史不用我多说，如今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实际上，今天的热炒要是和三四十年代武汉重庆等大后方对她的热炒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再次热炒中，有一个区别，即今天的热炒几乎千篇一律地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称其双手的枪法是多么的神奇，而在七十年前的那次热炒狂潮中，那么多的文章，却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曾直接参加过战斗，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会使用手枪。
赵老太太出生于1881年，抗战暴发时，已接近六十高龄，又缠了一双三寸金莲，从照片上看，身材也是相当的瘦小。以如此高龄的小脚老太，竟能双手各执一把300多毫米长、3斤多重的盒子炮驰骋于沙场，没有超强的想象力，要想接受这个事实，还真的比接受陈联诗、刘隆华们更加的困难。
因为老太太毁家纾难的义举，又由于其绝对不比赵本山逊色的口才，在当年的武汉、重庆等大后方的民众中曾经掀起的狂潮，和今天刘德华、张惠妹之对于追星族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报纸画报，几乎没有不用大字报道她的。当年的有影响的大人物，如冯玉祥、郭沫若、掏行知、丁玲、茅盾、宋美玲、何香凝、邓颖超等，也都频频与其过往，拍照、聚餐、提词、赋诗、写文章，反正能用到的宣传手段，全用上了。赵老太太对于当时大后方的民众，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些报道中，比较著名的有阿英主编的《文献》中标题为“游击队之母”的报道，有陶行知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打油诗，有宋美龄在题为“民族的母亲和民族的女儿”的歌颂，报道最长最详细的，当属《立报》记者吴胥写作的标题为“记赵老太太”的长篇连载，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载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
所有这些文章、诗词中，尽管不无过分溢美之处，却都只称赞其为“游击队之母”，都只是报道和称颂其如何地毁家纾难自掏腰包购买枪弹供其子赵侗兄妹组织游击队，如何地帮助游击队运送军火，如何地向东北后援会等民间团体募集款项支援抗日，如何地动员年轻人参军参战，如何地照顾伤员送汤喂饭换药洗衣，如何地与游击队员扮作母子逃出沦陷后的北平城，如何地奔波于大后方演讲宣传抗战，等等等等，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的溢美，那么详细的报道，却从无一人从无一文从无一句一字报道其双手使双枪的功夫。
这可就怪了，按说以并不逊色于今天八卦娱记们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当年的报人们，如果将赵老太太手持双枪亲自射杀日寇的故事写入对其的报道，岂不更出彩更惊世。但是，没有。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四十年代，赵老太太并没有双枪老太婆的诨号。
那么今天的网络和地滩上铺天盖地的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那部反映解放初川西剿匪的电影《拂晓枪声》而来。
自从1991年电影《拂晓枪声》上映以来，有人便撰文考证影片中的双枪女匪首“游击之母”的原形即为赵洪文国。这没错。解放初川西著名的女匪首，的确就是她，“游击之母”，就更容易与赵老太太当年所享有的“游击队之母”相混淆，不是她又能是谁呢。
这一对上号，那些喜欢在影视和地滩纪实中臆测历史的人找到共鸣了。你想呀，游击之母、女匪首、双枪老太婆，这不正好形成一个链，可以互相印证，并给人以无限遐想吗。特别是那些喜欢捕风捉影臆造历史的地滩历史学家和网络准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看来，既然赵老太太能当上土匪头，那就必须得有两下子，何况她曾有“游击之母”的称号，土匪打的不就是游击战吗，再说又有电影《拂晓枪声》为证。根据这样的推测，再经过这些好事的文人们转载时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添枝加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网络上众口一词的公认－－－－－赵老太太双枪老太婆是铁定的，而且早于**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至少十年就已经享誉全中国使老少*妇孺皆知了。
其实，赵老太太抗战时所获得的是称号是“游击队之母”（不同的报道也有称其为“游击队的母亲”或“游击队之祖母”等相近称号），而并非“游击之母”。一字之差，区别就大了去了。前者只是象**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一类性质的称号，寓关心、支持、疼爱、照顾游击队员并兼有游击队后方堡垒或基地之意，而后者“游击之母”则有游击活动元老和长于游击之女将的含义了。不知电影的编导和后来网络的传播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少去了一个字，意思满拧了，能不让人产生错解吗。
再来说说这个女匪首的问题。一般人看来，一般的情况看来，但凡被称作“匪”的，一定得是在枪口刀尖上玩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定是能够将枪呀刀呀玩的十分地精到的，一定得是象武侠描写的那些侠客们一样有着非凡的武功的，应用到民国时期驳壳枪已经十分火热的背景，那就一定得是能够手使双枪出神入化的。不信你看所有有关描写民国时期绿林女侠或女游击领袖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不就都千篇一律地喜欢这么认定吗，象什么双枪贺子珍呀、双枪黄八妹呀、双枪黄英姑呀、双枪白莲花呀，双枪陈大嫂呀、双枪吕凤斯呀等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要这女人一上山落草，就必得使双枪，就象不明白只要是电视剧中反映某个女人会唱京剧，就只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一样。喷饭！
说远了，呵呵！除去对女人落草后手使双枪的恶俗表现法不以为然以外，应该承认，在民国这个极适合土匪生长和生存的时期，由于十几年几十年从不离手的玩枪，惯匪们的确有着超强神奇的枪法，不论是东北，还是湘西，还是其他长期养匪的地方，那些长年为匪的人们，百步穿杨，枪响鸟落，还真的并非传说。
但是，匪和匪又有不同，特别是解放初期大军所剿的匪，就更不一样。这时我们所称的匪，属于政治匪。在新的解放区，那些原来当着党国各级干部的文官武官们，有不服**不肯投降的，为了报答党国，以表忠贞，便继续与新政权为敌。而那时的党国对于封官拜将已经十分的随意，只要是继续效忠党国与**为敌的，不管带没带过兵，不管会不会打枪，也不管手下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便都有可能充当师长司令什么的过一把将军瘾。于是有许多并不知兵的县长、乡长、校长、书记长等文员，便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党国的师长、军长。对于这样的货色，我们便称其作匪了。还不仅仅如此，在当时，即使没有打起什么军多少师的番号，即使手无一兵身无寸铁，只要是不肯投降解放军，而仍然继续当着他国民党任命的县长书记长教育局长的，也统统一律称其作匪。显然，这样的匪和湘西、东北那些长年以匪为业的匪便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刀枪拳脚的功夫便也不同了。
赵老太太是念党国栽培之恩，而怀**杀子之仇的。她没有归顺新政权，于是就和当时许许多多党国的文人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了女匪首。
行了，说到这，这个女匪首是个怎么一回事，也就说够了。
那么这个在抗战时未曾见有手使双枪报道的赵老太太，在解放初对抗解放军的清剿时是不是有使用双枪的记录呢？
非常遗憾－－－－也没有。
总之，有关赵洪文国手使双枪的记录，三四十年代未见，五十年代未见。今天所见，全是九十年代《拂晓枪声》那电影放映以后才有的民间，而已。
赵洪文国，她最后的结局是两党斗争的悲剧。站在国共两党不同的立场上，肯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对此我不想表态。但对于她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我却想说，当民族危亡之机，以一个六旬高龄的老人，能够举家共赴国难，舍生忘死地奔走于前线后方，运送械弹，宣传抗日，她无愧于游击队之母的光荣称号，应该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可话又说回来了，是否敬重她，就非要认定她必须得能够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呢？仍然没必要。她为抗日举家共赴国难的英雄行为，为宣传抗日四方奔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都远比两把盒子枪更具千倍万倍的效力。
武工队是那个样不是影视中那个样
大概受西方敢死队题材影视的影响，改编自冯志《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接二连三地投拍。可影视中所表现的武工队，却全不是原著小说所纪录的抗战时华北敌后的武工队，而是编导们根据自己对西方特种部队的盲目崇拜与对枪战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制造出来的武工队。
为什么呢？
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无聊编导们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参谋长、区队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这是只有**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这也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的。敌占区内，建有各级伪政权组织，在以华制华的原则下，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军伪政权人员。但这些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有奶便是娘，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杀了。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单，写信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班排长中精挑细选的，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故人数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会不会做敌军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最低限度你得会写标语传单，你得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影视作品里模仿西方枪战片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硬拚血战的场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盒子炮，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而实际上，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经常要应对的，只是他们绝对不会恋战，更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四二年秋组建，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第三，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伪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市长省长。似乎只有这样拍，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戏子们的嗲声嗲气，才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让自己的口水满意地流出来。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冯志小说原著中，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喜欢尊重历史却又打着弘扬历史主旋律牌子的编导们给糟蹋了。
历史上哪有什么双枪老太婆
首先申明两点：第一，我不反对文学的合理虚构，我反对的是将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混淆与生牵硬套；第二，我无意对那些个所谓的原形做功过是非的评价，我要讨论的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双枪老太婆”。
双枪老太婆这一诨号，并不象地滩与网络上热炒的那样起自于抗战时期的民间，也并不起自于解放战争时，也并不起自于解放初的剿匪时，就象“威虎山”、“沙家浜”等地名均是在样板戏唱响以后才诞生的一样，就象“宇宙牌香烟”是在马季那相声说火了以后才注册的一样，就象“凌汤圆”是在刘德一那电视剧热播以后才改名的一样，这双枪老太婆，也是在于六十年代走红以后才有的说法。后来，大约是九十年代初，川西剿匪题材的电影《拂晓枪声》问世，双枪老太婆便又添加了另一个国民党的版本。
这年头好多人欣赏文艺作品，都喜欢找原形是谁，哪怕就是二郎神猪八戒，也非得找出原形来不可。我是大老粗，文艺的东西我不太懂，但我懂得即使某个艺术形象真有原形，那原形与艺术形象也是有差距的，有的差距还十分地大。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这样的塑造无可厚非，可非要认为原形也一定象艺术作品中那样，就大错特错了。可现在就有这么一种认识：因为既然挖掘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形是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那么刘、陈、邓也就肯定得是双枪女将不可；因为既然认定《拂晓枪声》中的双枪女匪是赵洪文国，那么赵洪文国自然也就必须得是双枪女将不可。这样的认识，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地滩上，后又窜到网络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呢还是骗得许多九十年代才开始书的人这么以为，可后来又由于一些国家机构和主流媒体也参与了这样的炒作，于是又让一些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经识字的人也这么认为了。非要将六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文艺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东西硬说成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还将其写入政府网站，还为其塑像，还为了划圆这个圈圈策划什么所谓的“自述”，弄的就象历史上真有什么双枪老太婆一样。历史被如此的臆造强*奸，就让人不拆不快了。
在拆穿之前，得先说一说“双枪将”的定义。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是不是只要随身携带了两支枪或双手各执一支枪又能够把枪抠响就行呢？不行。那得是能够在有效的射击距离内双手执枪有效地射杀目标才算。那是不是无论什么枪都行呢？不行。在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所持的双枪，毫无例外地全部特指毛瑟手枪，也就是俗称的盒子炮。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限制，那岂不是只要长了两只手的，都可以称作双枪将了。
能够手使双枪的，其功夫还不仅仅体现在打的准打不准上，更要命的还体现在能不能在战斗中单手快速装弹上。毛瑟手枪的单手装弹，也是中国长期内战中的独创。其要领，是一支手持枪战斗或戒备，另一支手将枪身夹在两膝中间，就象打字时的盲打和开车时操作空调音响时的盲操一样，在双眼紧紧盯住目标的同时，全凭对枪的熟练感觉将弹夹压入弹膛，然后解除空仓挂机，推弹上膛，完成射击准备。而这一切，都得在几秒钟内完成才行。驳壳枪射击距离内的战斗，是不允许你蹲在一个地方鼓捣几分钟时间的。
可见，能够称得上双枪将的，那功夫是相当地了得。
女人手使两支盒子炮，还能够打得准装得快，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那难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盒子炮可不比袖珍的勃朗宁那般轻巧，那玩艺又长又笨又重。而且它还不象鲁格p08和南部十四那样重心接近握把，它的重心远远地偏前。没有相当的腕力，要想打好它，谈何容易，何况女人的手小力小，右手吗，兴许还凑合，左手吗，呵呵！
当然，就象今天有女子摔跤手远比一般的男人手大力大一样，那时的女人，保不齐也有象女子摔跤运动员或相扑运动员一样的，所以对于双枪女将，不敢说绝对没有。不过从网上炒作的那几个“双枪老太婆”的照片来看，都比较瘦弱娇小，和相扑运动员或摔跤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够大的，说她们双手各玩一把盒子炮还能够熟练地操作又能够百发百中，想象起来还真的挺困难的。
行了，别光凭想象认定或否定历史了，还是用历史应有的研究方法看一看有没有双枪老太婆吧。
先看看**华蓥山武装中有没有能使双枪的老太婆
1961年，长篇出版，书中塑造了一位手使双枪指哪打哪的游击队指挥员双枪老太婆，于是双枪老太婆一词迅速在民间流行，太多自以为是的文人寻找双枪老太婆原形的活动便也拉开了序幕。后来，怕是不够热闹，许多政府机构也参与进来，很快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形被钦定为刘隆华、陈联诗和邓惠中三人。大概是为了响应有关部门的钦定，在陈联诗逝去三十多年后的1994年，由其孙辈后人写成的一部《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隆重问世，使双枪老太婆更加地逼真。
我原先比较迷信某某什么什么“纪实”，后来因为地滩文学对这两个字的玷污，变成了现在一看到“纪实”就恶心。不过对于某某人的“自述”，还仍然无比青睐的，所以一看到陈联诗的自述，就迫不及待地借来看了。这书很厚，大约五十万字，不过我顶多跳跃着看了不到五万字，就气的要把书烧了或放到化粪池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它玷污了“自述”这两个在我看来十分神圣的字，也玷污了他们外祖母的声名。那不过是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十分蹩脚的文学作品而已。
因为要证明他们写的“我”是个双枪老太婆，书中自然有不少“我”如何练枪打枪的故事，可作者显然没有玩枪的经验，比如书中写到“我”从开始时连保险机都不会打开，连什么是缺口准星都还不知道，到左右开弓扬下天空中飞着的麻雀，却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且还是在因为枪弹紧缺环境恶劣不敢多打实弹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委实令人惊叹，怎么今天的八一射击队就找寻不到这样的神仙呢？
我没看到邓惠中和刘隆华“自述”有这样神的速成枪法，但仍有相当多的文章说她们都是双盒子枪而且是百发百中的。只可惜，所有这些文章，却全是近二十年才出台的。八十年代以前未见有这样的记载，六十年代以前更未见有这样的记载。
其实，关于双枪老太婆，早就有时就立下规矩：凡是写明是牺牲了的，多半有一位乃至几位烈士作原型；凡是没有写明是牺牲的，就大多是虚构的，如刘思扬、双枪老太婆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红岩的双枪老太婆，根本就没有原形，而是纯属虚构。
即使没有原形，那么，如果华蓥山起义中真的有能手使双枪的女将，将其称作双枪老太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可惜－－－－没有。
我们就来细数一下**领导的华蓥山地区的历次武装斗争，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能手使双枪的女将。
由党领导的武装，第一个就是陈联诗的丈夫廖玉璧领导的带有灰色调的游击队。该队于1931年组建，1935年廖牺牲后，队伍解体。华蓥党史办提供的资料上，仅仅写到陈联诗协助其夫动员民众，却并没有关于她参与领导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从廖玉璧游击队失败，一直到抗战结束，由于川东乃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后方，**再无任何武装存在于此。一直到1948年秋，根据央关于南方各省工作“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川东以华蓥山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才又相继暴发。
这次大起义震惊了党国朝野。但所谓的大起义，却是相对的，是无法与大革命时期的大起义相提并论的。在后者，歼敌一百两百可能不值得一提，而在国民党统治已经巩固的深远后方，能够歼敌三个五个，就十分的了不起了。华蓥山的武装起义，就正是如此。
这次大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是各支队各自分散进行的，起事时间不同，失败时间也不同，但其坚持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半个多月，而最短的，有两个支队，是当夜起事，天不亮就溃败了。从歼敌人数看呢，就更不好意思说，能够统计出来的，全部加起来，不过9人而已.
各支队的领导人分别是：
起义总指挥：王璞。
第四支队，负责人未详。
第五支队，领导人谈剑啸、刘隆华、杨玉枢、秦华、曾永兴、曾霖等，其中的政委刘隆华即所谓双枪老太婆原形之一。
第六支队，领导人未详。
第七支队，负责人张蜀俊、杨奚勤等。
第八支队，负责人蔡衣渠。
以上各支队领导人，唯一的女姓就是刘隆华了，不过这个女政委是在起义前不久才从延安受党的派遣来到川东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她也就另行他调离开华蓥山了。她参加领导的五支队的起义，两股力量各与敌作战1次，各毙敌1人，而被击毙的二敌中，也没有资料显示是刘隆华用双枪射杀的。
双枪老太婆的另一原形邓惠中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但不知在哪个支队，也找不到有关她参战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当时的川东，不是拉锯区，不是游击区，更不是解放区，那是国统区，还不是一般的国统区，自进入四十年代以来，那里已经是建立起巩固的政权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在这样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大起义失败后，川东党吸取教训，将搞大暴动改为组织短小精干之武工队进行游击，于是原来在起义中失散在各地的骨干，组织了多个小型的武工队，坚持敌后。各小型武工队主要有：陈尧楷、徐相应等领导的武工队；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领导的武工队；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王兆南武工队。
遗憾的是，这所有的武工队的领导人和骨干当中，还是没有女的。
其实，只要弄明白当时川东的环境，也就该清楚，在这样的国民党铁桶一般统治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你频繁开枪的可能。你这枪声一响，说不定会立马招来百倍千倍的敌军对你进行围剿。这样的环境，即使谁真的有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的功夫，又到哪去使呢。而既然没有地方去施展，那百姓们又是怎么得知的？又是怎么在民间传说的呢？
实际上，这所有的传说，全部起自于那艺术的双枪老太婆而已。当然，令今天的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还有那高高耸立的双枪老太婆的雕像了，可这雕像，仍然起自于小说，而不是历史，也不是民间。
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双枪女将，相信那些热衷于炒作的国统区的新闻媒体，绝对不会只字不提，但实际情况却是，翻遍当年的报纸，有关双枪老太婆的字眼，就真的只字未见。
行了，够了，不想再说了，是怎么回事我想我已经说清楚了。
我很崇敬那些敢于在敌后与男爷们一起搞武装暴动的女姓，而且认为《红岩》中塑造出双枪老太婆这么一位女英雄是十分出彩的。但是不是崇敬她们，就必须得承认她们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我看没必要。左右开弓百步穿杨不过是对敌斗争的千千万万种方式中的一种，做不到这点也未必就低人一等。文学与历史是两码事，历史中的原形没有所描写的那么大能耐，也未必就会降低她们光灿感人的形象，真实一点反而更具说服力。
再看看**的那个老太婆赵洪文国有没有用过双枪
这个赵洪文国，可是相当了得。有关她的历史不用我多说，如今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实际上，今天的热炒要是和三四十年代武汉重庆等大后方对她的热炒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再次热炒中，有一个区别，即今天的热炒几乎千篇一律地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称其双手的枪法是多么的神奇，而在七十年前的那次热炒狂潮中，那么多的文章，却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曾直接参加过战斗，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会使用手枪。
赵老太太出生于1881年，抗战暴发时，已接近六十高龄，又缠了一双三寸金莲，从照片上看，身材也是相当的瘦小。以如此高龄的小脚老太，竟能双手各执一把300多毫米长、3斤多重的盒子炮驰骋于沙场，没有超强的想象力，要想接受这个事实，还真的比接受陈联诗、刘隆华们更加的困难。
因为老太太毁家纾难的义举，又由于其绝对不比赵本山逊色的口才，在当年的武汉、重庆等大后方的民众中曾经掀起的狂潮，和今天刘德华、张惠妹之对于追星族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报纸画报，几乎没有不用大字报道她的。当年的有影响的大人物，如冯玉祥、郭沫若、掏行知、丁玲、茅盾、宋美玲、何香凝、邓颖超等，也都频频与其过往，拍照、聚餐、提词、赋诗、写文章，反正能用到的宣传手段，全用上了。赵老太太对于当时大后方的民众，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些报道中，比较著名的有阿英主编的《文献》中标题为“游击队之母”的报道，有陶行知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打油诗，有宋美龄在题为“民族的母亲和民族的女儿”的歌颂，报道最长最详细的，当属《立报》记者吴胥写作的标题为“记赵老太太”的长篇连载，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载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
所有这些文章、诗词中，尽管不无过分溢美之处，却都只称赞其为“游击队之母”，都只是报道和称颂其如何地毁家纾难自掏腰包购买枪弹供其子赵侗兄妹组织游击队，如何地帮助游击队运送军火，如何地向东北后援会等民间团体募集款项支援抗日，如何地动员年轻人参军参战，如何地照顾伤员送汤喂饭换药洗衣，如何地与游击队员扮作母子逃出沦陷后的北平城，如何地奔波于大后方演讲宣传抗战，等等等等，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的溢美，那么详细的报道，却从无一人从无一文从无一句一字报道其双手使双枪的功夫。
这可就怪了，按说以并不逊色于今天八卦娱记们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当年的报人们，如果将赵老太太手持双枪亲自射杀日寇的故事写入对其的报道，岂不更出彩更惊世。但是，没有。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四十年代，赵老太太并没有双枪老太婆的诨号。
那么今天的网络和地滩上铺天盖地的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那部反映解放初川西剿匪的电影《拂晓枪声》而来。
自从1991年电影《拂晓枪声》上映以来，有人便撰文考证影片中的双枪女匪首“游击之母”的原形即为赵洪文国。这没错。解放初川西著名的女匪首，的确就是她，“游击之母”，就更容易与赵老太太当年所享有的“游击队之母”相混淆，不是她又能是谁呢。
这一对上号，那些喜欢在影视和地滩纪实中臆测历史的人找到共鸣了。你想呀，游击之母、女匪首、双枪老太婆，这不正好形成一个链，可以互相印证，并给人以无限遐想吗。特别是那些喜欢捕风捉影臆造历史的地滩历史学家和网络准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看来，既然赵老太太能当上土匪头，那就必须得有两下子，何况她曾有“游击之母”的称号，土匪打的不就是游击战吗，再说又有电影《拂晓枪声》为证。根据这样的推测，再经过这些好事的文人们转载时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添枝加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网络上众口一词的公认－－－－－赵老太太双枪老太婆是铁定的，而且早于**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至少十年就已经享誉全中国使老少*妇孺皆知了。
其实，赵老太太抗战时所获得的是称号是“游击队之母”（不同的报道也有称其为“游击队的母亲”或“游击队之祖母”等相近称号），而并非“游击之母”。一字之差，区别就大了去了。前者只是象**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一类性质的称号，寓关心、支持、疼爱、照顾游击队员并兼有游击队后方堡垒或基地之意，而后者“游击之母”则有游击活动元老和长于游击之女将的含义了。不知电影的编导和后来网络的传播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少去了一个字，意思满拧了，能不让人产生错解吗。
再来说说这个女匪首的问题。一般人看来，一般的情况看来，但凡被称作“匪”的，一定得是在枪口刀尖上玩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定是能够将枪呀刀呀玩的十分地精到的，一定得是象武侠描写的那些侠客们一样有着非凡的武功的，应用到民国时期驳壳枪已经十分火热的背景，那就一定得是能够手使双枪出神入化的。不信你看所有有关描写民国时期绿林女侠或女游击领袖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不就都千篇一律地喜欢这么认定吗，象什么双枪贺子珍呀、双枪黄八妹呀、双枪黄英姑呀、双枪白莲花呀，双枪陈大嫂呀、双枪吕凤斯呀等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要这女人一上山落草，就必得使双枪，就象不明白只要是电视剧中反映某个女人会唱京剧，就只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一样。喷饭！
说远了，呵呵！除去对女人落草后手使双枪的恶俗表现法不以为然以外，应该承认，在民国这个极适合土匪生长和生存的时期，由于十几年几十年从不离手的玩枪，惯匪们的确有着超强神奇的枪法，不论是东北，还是湘西，还是其他长期养匪的地方，那些长年为匪的人们，百步穿杨，枪响鸟落，还真的并非传说。
但是，匪和匪又有不同，特别是解放初期大军所剿的匪，就更不一样。这时我们所称的匪，属于政治匪。在新的解放区，那些原来当着党国各级干部的文官武官们，有不服**不肯投降的，为了报答党国，以表忠贞，便继续与新政权为敌。而那时的党国对于封官拜将已经十分的随意，只要是继续效忠党国与**为敌的，不管带没带过兵，不管会不会打枪，也不管手下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便都有可能充当师长司令什么的过一把将军瘾。于是有许多并不知兵的县长、乡长、校长、书记长等文员，便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党国的师长、军长。对于这样的货色，我们便称其作匪了。还不仅仅如此，在当时，即使没有打起什么军多少师的番号，即使手无一兵身无寸铁，只要是不肯投降解放军，而仍然继续当着他国民党任命的县长书记长教育局长的，也统统一律称其作匪。显然，这样的匪和湘西、东北那些长年以匪为业的匪便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刀枪拳脚的功夫便也不同了。
赵老太太是念党国栽培之恩，而怀**杀子之仇的。她没有归顺新政权，于是就和当时许许多多党国的文人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了女匪首。
行了，说到这，这个女匪首是个怎么一回事，也就说够了。
那么这个在抗战时未曾见有手使双枪报道的赵老太太，在解放初对抗解放军的清剿时是不是有使用双枪的记录呢？
非常遗憾－－－－也没有。
总之，有关赵洪文国手使双枪的记录，三四十年代未见，五十年代未见。今天所见，全是九十年代《拂晓枪声》那电影放映以后才有的民间，而已。
赵洪文国，她最后的结局是两党斗争的悲剧。站在国共两党不同的立场上，肯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对此我不想表态。但对于她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我却想说，当民族危亡之机，以一个六旬高龄的老人，能够举家共赴国难，舍生忘死地奔走于前线后方，运送械弹，宣传抗日，她无愧于游击队之母的光荣称号，应该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可话又说回来了，是否敬重她，就非要认定她必须得能够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呢？仍然没必要。她为抗日举家共赴国难的英雄行为，为宣传抗日四方奔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都远比两把盒子枪更具千倍万倍的效力。
武工队是那个样不是影视中那个样
大概受西方敢死队题材影视的影响，改编自冯志《敌后武工队》的影视接二连三地投拍。可影视中所表现的武工队，却全不是原著小说所纪录的抗战时华北敌后的武工队，而是编导们根据自己对西方特种部队的盲目崇拜与对枪战大片的模仿加上自己的臆想制造出来的武工队。
为什么呢？
先说一说什么是武工队。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的简称。最早是**抗日武装为恢复与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而组建的一种特殊组织，它诞生于华北敌后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而尤以河北平原腹地的冀中区最为活跃。
武工队不是编制单位，而是任务单位。这又分几种情况，一种是抽调各不同单位的人员编组而成，就象某师为迎接军运动会而由各团抽调人员组成的足球队一样；一种是指定某个建制单位临时充当，就好比前卫连、预备队一样。
武工队并非只是抗战时才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也有武工队；解放初剿匪巩固新区时也有武工队。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武工队，其组织系统、活动环境等是不同的。因为是就冯志所写并经无聊编导们篡改的《敌后武工队》说事，所以这里便只说抗战最艰苦阶段河北平原的武工队。
首先，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第一个不同，是人员的组成不同。武工队的对上关系隶属于军分区政治部，武工队的斗争方式规定为政治进攻。因为这个特点，组成武工队的成员特别是各级领导便主要以政工干部为主，这是全军一致的。如冀中九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冀中主力十八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长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德故武工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参谋长、区队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这是只有**领导下的、人民战争背景下的抗日武装才会出现的情况，是和编导们的臆想与希望截然不同的，是和西方特种部队的组成*人选截然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是渗透的方式与对渗透结果利用的不同。武工队开展渗透工作的主要手段，就是国人最擅长的拉关系，绝对的中国特色。这也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情况决定的。敌占区内，建有各级伪政权组织，在以华制华的原则下，就产生了大量的伪军伪政权人员。但这些伪官伪军们，虽然多数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真心给鬼子干事，有奶便是娘，混饭吃而已。他们往往都是土生土长，老婆孩子父母亲也都在当地，在应付鬼子的同时，也并不愿意得罪整天把脑袋与手榴弹掖在一块的武工队。所以，只要武工队的政策运用得当，他们也愿意与八路拉上关系踩上两条船留条后路。而这，也正是武工队想得到的效果。双方都有这样的需求，伪官们七姑八姨三舅四叔什么的又都在当地，拉上这种关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于是，这种靠拉关系进行的渗透活动，就成为那个特定时期的一种特定斗争形式。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从这组数字中，足见其重视程度之高和数量之大。
拉这么多关系干什么，一为情报工作。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二为寻找保护伞。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为解决经济困难。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紧俏物资，需要到敌占区购买，因为武工队与敌占区三教九流都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就为这种采购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四为交通方便。当武工队保护党的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往往事先疏通驻地伪军，爱酒的送几瓶酒，爱钱的送几块大洋，爱货的送双鞋送件衣裳，这些伪军官受了贿赂,加上也不想与八爷结仇，通过他辖区时他往天上放一阵枪就过去了。
说到这里，又让人不禁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而这，对于作战地区主要是异国他乡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由于与当地人没有这种老一辈少一辈的盘根错节的关系，象武工队这样的拉关系渗透方式，是他们无法做到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
第三个不同，是对敌斗争方式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武工队的斗争方式是政治进攻，其首要任务，是对敌的宣传战。说到这宣传二字，是许多网民与观众所不喜欢的。有些编导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这就把武工队最最根本的也是最具特色的东西无形地抹杀了。
武工队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一是对群众宣传，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至于其方式方法，除了比较常见的炮楼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单，写信话等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作法，比如截住过往邮车，在来往的信封上写标语口号；比如对伪军记“善恶簿”、发“回心抗战证”；比如深更半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比如给天津市长打恐吓电话，给河北省长的家里寄传单，等等等等。这些作法，对于只是短期潜入的西方特种部队来说，可能不起多大作用，因而他们往往并不使用。而对于土生土长并准备长期扎根建立根据地的武工队来说，却是十分常见的心战方式。
除了宣传攻势，摆在第二位的工作，便是锄奸了。西方特种部队也是有刺杀任务的，这一点武工队与他们相比总的来说并没有不同。但其具体手段，仍有不同。说的难听一点，武工队的锄奸手段，却与中国传统的黑社会组织或今天西方的某些恐怖组织有着某种相似。比如有些特别牛的武工队，往往能够在月暗风高的深夜突然出现在熟睡中的伪官居室；往往能够将保镖环卫戒备森严的公子小姐老太爷姨太太们请到青纱帐或地道里去上政治课；往往能够在敌人聚会的餐桌或会议桌上适时地寄去某汉奸的人头；往往对仍在逍遥作恶的汉奸判处死刑，并张贴布告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所有这些，充满中国传统特色，你可以在帮会或恐怖组织的活动规律中发现共同点，但你却无法在西方特种部队的枪战大片中看到。
第四个不同，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他们更看重尖端的特工装备，其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他们除了装备有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发动群众。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是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家的，尽管它老土老土的土味十足。
其次，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由于局面已经打开，武工队也开始扩大发展，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二者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别是十分的明显的。
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几乎男女老少都被敌人组织起来了，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追杀他们的，并不象以往表现的那样只是少数的汉奸，而是几乎所有加入各种防共组织的一般群众。只要他们在哪个村一露头，哪个村的男女老少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在这样的环境中，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而这样的情况，在游击区是基本不存在的。
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
三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都是在具备长期实战锻练有高超杀敌技能的敌工、锄奸、侦察等专职干部和主力兵团的班排长中精挑细选的，考虑到敌后工作的环境，故人数极有限，多控制在二十人上下，小的武工队不足十人。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主要的还不是他们的武艺如何，不是他们手里的家伙如何，不是他们游击作战的经验如何，主要的是能不能准确掌握党的政策，会不会做敌军工作，会不会做群众工作。最低限度你得会写标语传单，你得会组织开会演讲。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军政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具备的。
四是主要任务的不同。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不是军事打击，不能作无谓牺牲，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地区敌强我弱的态势限制了他们，如果非要这么干，则无异于自杀，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影视作品里模仿西方枪战片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硬拚血战的场面，基本是不存在的。
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盒子炮，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武工队不打仗，那对他们的实战经历要求那么高武器配的那么强干什么呢？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走狗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所以，武工队的家伙，就象刘伯承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而实际上，虽然武工队没有打仗的任务，但短兵相接的遭遇战斗，对于他们来说却是经常要应对的，只是他们绝对不会恋战，更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主动找敌人明火直仗硬碰硬对打。就以冯志曾任分队长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从四二年秋组建，到四五年抗战胜利，前期活动在伪河北省会保定周边，后期转战至日军驻防重地天津近郊，多次进出保定天津城内，创造出惊人战绩，却没有一人牺牲也从无一人重伤。要是象影视中表现的那个打法，在保定天津那样的地方，我看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
第三，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的基层而不在城市也不在上层。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伪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旅团长市长省长。似乎只有这样拍，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公馆、宴会、洋车、洋楼的奢侈豪华，才能借以表现那些姨太太大小姐婊子戏子们的嗲声嗲气，才能得到较高的收视率，才能让自己的口水满意地流出来。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是在棒子垅里在地道里在炕头上，是在满脑袋高梁花子一身臭汗的庄稼汉身上，是在伪军伪警伪组织的下层。为什么呢？其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其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维持会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如果工作做不好，他们就成为恢复与开辟根据地的绊脚石，而工作做的好，又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们的内线，所以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其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一般住在较大城市，对于武工队来说，一来不容易经常接近，二来这些高官受奴化影响较大，与**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在敌我力量对比还没有发生大的转变之前，也不易做好工作。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武工队是什么，是干什么的，在冯志小说原著中，都用一个一个生动的故事诠释的十分明白，但可惜的是，这么一个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可歌可泣的传奇，却全被那些喜欢抄袭喜欢臆造而独独不喜欢尊重历史却又打着弘扬历史主旋律牌子的编导们给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