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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战役我军虽然没有达成消灭第10师团的既定目标，但依旧取得了不菲的战果，根据相关统计，在汤阴一线毙俘日军长濑支队约6800人，在安阳之线围歼田鸠支队约9300人，并在安阳外围阻击战中消灭日军第14、第108、第109师团等部约3000余人，在聊南、南乐、范县、内黄、清丰等东线也消灭了数千日军。[本书来源
湖北黄冈籍的参谋本部第一处第二科科长蔡文治中校，正代表参谋本部第一处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军内部关于安阳会战的讨论会上发言着，作为曾经的日本士官学校肄业生、西北陆校十一期插班生，蔡定武因为在校成绩优良而得以提前保送西北参谋学院第一期，不过他的资历在西北军还算是字辈，所以尽管此刻他发言的声音洪亮，但面对下面几十号中将、少将、上校，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然而瑜不掩瑕，对于安阳战役的失败，参谋本部总结出以下原因。第一，从情报来，无论是对日军参战的规模还是对日军中后期的两次穿插包抄都未事先做出预警，尤其是对日军第5师团的行动以及韩复榘部的应对未能做出相应的判断。第二，从指挥层次上看，新乡和郑州指挥部形成了多头指挥，从而导致了战场指挥官……”
坐在台下听这个中校侃侃而谈的不但有张宾南、马康这样的战区级指挥官，还有刚刚升任预备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原第二军军长黄三喜，刚刚升任蒙边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原第二军参谋长饶树藩，也有刚刚升任第二军军长、参谋长的牛策勋、赵兴宋，新任261师师长翁照垣，还有参与过定州、安阳战役的各师师长、参谋长以及即将开赴河南接替前述部队的第204、第212、第216、第219、第231、第232、第239、第242这8个师的师长、参谋长们和参谋本部、军事情报局的部分相关业务单位。整个会议由总参谋长张自力亲自主持，不过西北军的最高当家人却并没有到场参加。
这并非戴季良不重视安阳以及华北作战的经验总结和推广，而是根据惯例他和张自力必然有一人需要留在兰州坐镇，因此才没有参加这场在洛阳举行的检讨会，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可以浮生半日闲，更多更麻烦的事物还等着他亲自拍板呢。
这不，今天就有一件非要他亲自裁定的大事正等着戴季良的最终首肯。
“钧座，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西北的年度收入为西北币十五万万元至十六万万元，支出是十八万万元至十九万万元，赤字部分通过内债、洋债以及计划外收入予以填补，尚还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然而去年随着我方接手华北以及抗战爆发，我方的支出大幅度攀升，总支出已经达到了二十五万万元，收入反而因为战争爆发、市场萎缩等原因降低到了十三万万元强，赤字达到了惊人的十二万万元弱。今年战事未歇，还要进一步扩充兵员、采买器械、收容各地难民，修建水利、道路等工程安置难民，预计总开支将不会少于三十万万元。就算从华北迁移来的各家工厂开始复工，我方产品大举占领鄂、湘、贵等省以及流入俄国市场，但总收入未必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因此财政委员会预计今年的赤字将依旧超过十五万万元。”
“海泉兄的意思是，我们即将财政破产了？”戴季良看着这位曾经担任过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黑龙江省财政厅长兼任吉林永济官银号总办、奉天省长兼领财政厅长、东北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东北边业银行董事长、号称奉系－－－－东北军钱袋子的财政委员会主席眉头情不自禁的皱了起来。
“不是即将破产，而是已经破产。”刘尚清不安的回答着，相身边默不作声的司马，他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并不知道西北的所有家底。
“那财政委员会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没有？”戴季良再度问到，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这一点日本人也有一样，否则日本内阁也不要通过关于扩大侵华战争所需的48亿5干万日元的特别预算案了。
“是有一个解决办法，”刘尚清汇报着。“那就是加大印钞，向市面上投放更多的货币，以保证西北政府的支出，不过，这样的话会引起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导致物价腾贵，而且这么做等于把定时炸弹往后倒拨，而不是拆掉，迟早这颗炸弹还是会爆炸的。”
“若是引起通货膨胀了，那财政委员会还有没有应对的办法？”戴季良再问着。
“必须立刻采取对煤炭、棉纱、钢铁、肉品、禽蛋、粮食的管制措施，严禁其流出境外，并对西北民众恢复按月凭证供给。”司马如是回答着，尽管离连续多年的大旱已经过去几年了，但西北民众对凭票供应并不陌生，只要宣传引导到位，应该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民众接受这一迫不得已的决定。
“现在回头看看这场大旱，倒是祸兮福之所倚啊。”戴季良如是感叹着，的确，正是这场大旱培育了西北各级地方政府对物资调拨和管制的能力，使得西北在未来这场漫长的国战中能做到抢先一步进入战时状态。
“此外，财政委员会还决定引导各地工矿企业实施加薪，以便有序的进行通货膨胀。”看到戴季良略微诧异的目光，司马解释着。“这也是为了防止日本人有可能实施的伪钞战术，主动以逐年贬值的货币冲销通过各种渠道恶意流入市场的各种伪钞。”
“那财政委员会有能力控制贬值的速度吗？”武汉方面继续使用的法币对银元的兑换率已经是南京失陷前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不但冲击了武汉的财政状况，更严重打击了前方官兵的战斗意志，对此，戴季良可不想西北也落入到这种窘境。
“我们已经跟唐行长商议过，若是配合严格的物资管制，财政委员会可以将西北钞每年的贬值速度控制在20%以内。另外，海外华人华侨的外汇捐款和购买的战争债券也可以对西北钞起到不的稳定作用。”
“华侨们是伟大的，要做好关于购买战争债券的华侨姓名登记，饮水思源，日后我们是要回报的。”戴季良到这，看了看同样消瘦的两人。“抗战将是一个长期化的过程，你们也不要过于劳累了，未来日子还长着呢……”
日军占领了南京、杭州、滁县、济南以后，由于兵力不足，大本营曾一度主张暂不扩大作战地区，集中力量“扫讨”敌后抗日力量，巩固已占领的地区，以便尔后更进一步扩大战争。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侵华日军各部队以及陆军省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必须双管齐下，一面积极“扫荡讨伐”占领区内的抗日游击队，建立伪政权；一面继续向占领区的前方进攻，消灭集中在郑州、徐州、武汉、广州等地的中**队主力，扶植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以便尽快征服中国，结束侵华战争。
经过争论，大本营批准了侵华日军及陆军省的意见，并从1938年初开始调整侵华日军的部署和战斗序列，位之适应既能维持其占领区，又能继续扩大战争的需要。
日军第一个动作就是撤销当初为准备在华南沿海的登陆作战而编成第5军。原本第5军的司令官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兼任，参谋长为秦雅尚少将。下辖第11师团（欠第10旅团）、重藤支队和第4飞行团。12月20日，日军大本营鉴于中**队在华北和华东的顽强抵抗，遂决定推迟在华南登陆的时间，第11师团及重藤支队遂在台湾训练待机。1938年1月9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令撤销第5军及第4飞行团的战斗序列，并将第4飞行团司令部并入损失惨重的华北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同日，日军又将重藤支队（后改称波田支队）编入华中派遣军调往南京战场。14日，日军大本营命令步兵第10旅团归还第11师团建制，随即又将该师团调往华北战场。15日，日军大本营又将损失惨重的第10师团撤回国内整补。
1938年1月16日，日军又将第16师团先后调归华北方面军，以图强化日军在华北的进攻势头，以便洗雪第10、第14师团马失前蹄之耻辱。同时日方还在华北方面军属下新编独立混成第3、4、5旅团，实施占领区绥靖。
此时日军在华北拥有第1、第2两个军部以及第5、第11、第109、第14、第16、第20、第108等7个师团，中国驻屯军兵团（山下奉文旅团）、独立混成第3、4、5旅团等四个旅团，以及临时航空兵团和野战炮兵、野战重炮兵、战车、工兵、轻重兵、机关枪等诸多配属部队，并兼管属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第26师团、独立第2混成旅团，所部兵力超过50万人。其配属力量之多，再一次超过重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成为侵华日军的第一大主力兵团。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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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战役我军虽然没有达成消灭第10师团的既定目标，但依旧取得了不菲的战果，根据相关统计，在汤阴一线毙俘日军长濑支队约6800人，在安阳之线围歼田鸠支队约9300人，并在安阳外围阻击战中消灭日军第14、第108、第109师团等部约3000余人，在聊南、南乐、范县、内黄、清丰等东线也消灭了数千日军。[本书来源
湖北黄冈籍的参谋本部第一处第二科科长蔡文治中校，正代表参谋本部第一处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军内部关于安阳会战的讨论会上发言着，作为曾经的日本士官学校肄业生、西北陆校十一期插班生，蔡定武因为在校成绩优良而得以提前保送西北参谋学院第一期，不过他的资历在西北军还算是字辈，所以尽管此刻他发言的声音洪亮，但面对下面几十号中将、少将、上校，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
“然而瑜不掩瑕，对于安阳战役的失败，参谋本部总结出以下原因。第一，从情报来，无论是对日军参战的规模还是对日军中后期的两次穿插包抄都未事先做出预警，尤其是对日军第5师团的行动以及韩复榘部的应对未能做出相应的判断。第二，从指挥层次上看，新乡和郑州指挥部形成了多头指挥，从而导致了战场指挥官……”
坐在台下听这个中校侃侃而谈的不但有张宾南、马康这样的战区级指挥官，还有刚刚升任预备集团军（群）司令官的原第二军军长黄三喜，刚刚升任蒙边集团军群参谋长的原第二军参谋长饶树藩，也有刚刚升任第二军军长、参谋长的牛策勋、赵兴宋，新任261师师长翁照垣，还有参与过定州、安阳战役的各师师长、参谋长以及即将开赴河南接替前述部队的第204、第212、第216、第219、第231、第232、第239、第242这8个师的师长、参谋长们和参谋本部、军事情报局的部分相关业务单位。整个会议由总参谋长张自力亲自主持，不过西北军的最高当家人却并没有到场参加。
这并非戴季良不重视安阳以及华北作战的经验总结和推广，而是根据惯例他和张自力必然有一人需要留在兰州坐镇，因此才没有参加这场在洛阳举行的检讨会，但这并非意味着他可以浮生半日闲，更多更麻烦的事物还等着他亲自拍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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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座，民国二十四、二十五年，西北的年度收入为西北币十五万万元至十六万万元，支出是十八万万元至十九万万元，赤字部分通过内债、洋债以及计划外收入予以填补，尚还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然而去年随着我方接手华北以及抗战爆发，我方的支出大幅度攀升，总支出已经达到了二十五万万元，收入反而因为战争爆发、市场萎缩等原因降低到了十三万万元强，赤字达到了惊人的十二万万元弱。今年战事未歇，还要进一步扩充兵员、采买器械、收容各地难民，修建水利、道路等工程安置难民，预计总开支将不会少于三十万万元。就算从华北迁移来的各家工厂开始复工，我方产品大举占领鄂、湘、贵等省以及流入俄国市场，但总收入未必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因此财政委员会预计今年的赤字将依旧超过十五万万元。”
“海泉兄的意思是，我们即将财政破产了？”戴季良看着这位曾经担任过东三省官银号总办、黑龙江省财政厅长兼任吉林永济官银号总办、奉天省长兼领财政厅长、东北大学校长、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东北边业银行董事长、号称奉系－－－－东北军钱袋子的财政委员会主席眉头情不自禁的皱了起来。
“不是即将破产，而是已经破产。”刘尚清不安的回答着，相身边默不作声的司马，他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并不知道西北的所有家底。
“那财政委员会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没有？”戴季良再度问到，没有钱是打不了仗的，这一点日本人也有一样，否则日本内阁也不要通过关于扩大侵华战争所需的48亿5干万日元的特别预算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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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引起通货膨胀了，那财政委员会还有没有应对的办法？”戴季良再问着。
“必须立刻采取对煤炭、棉纱、钢铁、肉品、禽蛋、粮食的管制措施，严禁其流出境外，并对西北民众恢复按月凭证供给。”司马如是回答着，尽管离连续多年的大旱已经过去几年了，但西北民众对凭票供应并不陌生，只要宣传引导到位，应该可以让绝大多数的民众接受这一迫不得已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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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一个动作就是撤销当初为准备在华南沿海的登陆作战而编成第5军。原本第5军的司令官由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兼任，参谋长为秦雅尚少将。下辖第11师团（欠第10旅团）、重藤支队和第4飞行团。12月20日，日军大本营鉴于中**队在华北和华东的顽强抵抗，遂决定推迟在华南登陆的时间，第11师团及重藤支队遂在台湾训练待机。1938年1月9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令撤销第5军及第4飞行团的战斗序列，并将第4飞行团司令部并入损失惨重的华北方面军临时航空兵团。同日，日军又将重藤支队（后改称波田支队）编入华中派遣军调往南京战场。14日，日军大本营命令步兵第10旅团归还第11师团建制，随即又将该师团调往华北战场。15日，日军大本营又将损失惨重的第10师团撤回国内整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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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军在华北拥有第1、第2两个军部以及第5、第11、第109、第14、第16、第20、第108等7个师团，中国驻屯军兵团（山下奉文旅团）、独立混成第3、4、5旅团等四个旅团，以及临时航空兵团和野战炮兵、野战重炮兵、战车、工兵、轻重兵、机关枪等诸多配属部队，并兼管属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第26师团、独立第2混成旅团，所部兵力超过50万人。其配属力量之多，再一次超过重组后的华中派遣军，成为侵华日军的第一大主力兵团。由此，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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