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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祥熙跟日本外务省的联络只不过是武汉方面对日秘密媾和的途径之一，出于对外务省是否能主导军部的行动尚存在疑虑，蒋中正还通过了其他的渠道与日本军方取得了联系，其中就以萧振瀛与曾经担任北平特务机关长的和知鹰二中佐之间的谈判最受其重视。[本书来源
4月26日，蒋中正听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5月1日，蒋中正自贵阳返回汉口，主持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军令部率先汇报了当前山东、山西战局，随后军训部做关于后备补充兵员训练及其充实一线部队的报告，与会的政治部、后方勤务部也做了相应的汇报，最后军事会议做出了利用日军陷入华北的时机加快部队整补、积极开展敌后作战与各战区正面规模反击的决定。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蒋中正听取了相关方面对和知鹰二活动的报告，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丰台事变前原状”，这是武汉方面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于是蒋中正亲自拍板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丰台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于是萧振瀛就代表蒋方与和知在香港展开了正式的接洽。
5月10日晚12时，和知鹰二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愿意进行中日和平谈判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俄，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还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5月25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和知鹰二于5月10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5月20日再到香港。21日，与萧振瀛再次会晤时和知宣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丰台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第一，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第二，中国政府之调整、西北国防政府之取缔、消灭；第三，维持、维新组织之收容；第四，满洲国之承认；第五，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第六，日、华、满经济提携；第七，战费互不赔偿。”
虽然配合日军消灭作为自己心头大患的西北国防政府及其西北军乃是蒋系高层不无乐意之举，然而承认满洲国及驻军的要求却是武汉方面不能不做慎重考虑的，再加上此时全国民众、海外华侨与地方实力派之中高涨的反日情绪也对武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为此，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第一至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第五项，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5月25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却有某种乐观，原因无他，乃是由于蒋中正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的态度让他看到了武汉方面接受日方要价的可能性。
早在5月2日，蒋中正就曾与幕僚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西北扰乱，不听命令并以此作为动摇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三是英美及赤俄不悦。蒋介石称这为“皆应注意”的“三害”。
5月4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并在日记中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如要求政府立刻配合向西北攻击，则应如何？三、若击败西北之后日军不予撤军，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待萧振瀛及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
6日，蒋又在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
7日，日记又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
既然蒋中正对日本保有警惕，那么日本人也就无法轻易的摄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战果，而且双方的媾和谈判都带有缓兵之计的图谋，因此在紧锣密鼓的私下谈判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多次出现以打促和的局面。不过不同于这些由军部或外务省主导的三心两意的和谈，由所谓日本“民间人士”出马的和平斡旋相对就显得更加真诚了一些。
例如萱野长知与川平吉两人的行动就是此例。
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同盟会行动。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时曾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此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川在香港除与武汉特使杜石山等人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张季鸾。会谈时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
张季鸾回应道：“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赤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俄诸朋友，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西北，张宣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只要蒋公继续能保有威信，拥有国际支持的中央政府完全有力量对地方政府加以控制。”
对张季鸾所言，川只能苦笑。
既然蒋中正的态度暧昧，迫不得已日本人的注意目标从蒋系身上转向了武汉政府中的另一个大派系：汪系。
1937年9月1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西北国防政府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立刻实施对日作战。蒋中正迫于形势，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此时的汪兆铭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9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东北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
但汪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9月31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顾祝同、熊式辉、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对此，经常参加聚会的胡适就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意为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这些主张和平的这一个集团只能躲在一个俱乐部里自自话。
而汪系对抗战的这种态度，让日本人看到了新的希望，由此双方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开始了私下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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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蒋中正听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
5月1日，蒋中正自贵阳返回汉口，主持高级军事会议，会议上军令部率先汇报了当前山东、山西战局，随后军训部做关于后备补充兵员训练及其充实一线部队的报告，与会的政治部、后方勤务部也做了相应的汇报，最后军事会议做出了利用日军陷入华北的时机加快部队整补、积极开展敌后作战与各战区正面规模反击的决定。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蒋中正听取了相关方面对和知鹰二活动的报告，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丰台事变前原状”，这是武汉方面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于是蒋中正亲自拍板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丰台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于是萧振瀛就代表蒋方与和知在香港展开了正式的接洽。
5月10日晚12时，和知鹰二向萧振瀛透露日方愿意进行中日和平谈判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俄，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还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5月25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和知鹰二于5月10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5月20日再到香港。21日，与萧振瀛再次会晤时和知宣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丰台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第一，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第二，中国政府之调整、西北国防政府之取缔、消灭；第三，维持、维新组织之收容；第四，满洲国之承认；第五，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第六，日、华、满经济提携；第七，战费互不赔偿。”
虽然配合日军消灭作为自己心头大患的西北国防政府及其西北军乃是蒋系高层不无乐意之举，然而承认满洲国及驻军的要求却是武汉方面不能不做慎重考虑的，再加上此时全国民众、海外华侨与地方实力派之中高涨的反日情绪也对武汉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为此，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第一至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第五项，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第六项，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5月25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却有某种乐观，原因无他，乃是由于蒋中正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的态度让他看到了武汉方面接受日方要价的可能性。
早在5月2日，蒋中正就曾与幕僚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西北扰乱，不听命令并以此作为动摇中央政府的有力武器；三是英美及赤俄不悦。蒋介石称这为“皆应注意”的“三害”。
5月4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并在日记中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如要求政府立刻配合向西北攻击，则应如何？三、若击败西北之后日军不予撤军，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待萧振瀛及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
6日，蒋又在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
7日，日记又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
既然蒋中正对日本保有警惕，那么日本人也就无法轻易的摄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战果，而且双方的媾和谈判都带有缓兵之计的图谋，因此在紧锣密鼓的私下谈判的同时，双方之间也多次出现以打促和的局面。不过不同于这些由军部或外务省主导的三心两意的和谈，由所谓日本“民间人士”出马的和平斡旋相对就显得更加真诚了一些。
例如萱野长知与川平吉两人的行动就是此例。
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同盟会行动。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时曾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此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川在香港除与武汉特使杜石山等人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张季鸾。会谈时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
张季鸾回应道：“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赤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俄诸朋友，与中俄(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西北，张宣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只要蒋公继续能保有威信，拥有国际支持的中央政府完全有力量对地方政府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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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11日，日军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西北国防政府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立刻实施对日作战。蒋中正迫于形势，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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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汪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9月31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顾祝同、熊式辉、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
对此，经常参加聚会的胡适就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意为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这些主张和平的这一个集团只能躲在一个俱乐部里自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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