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厚黑学后,继续研究,民国九年,创出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并绘出甲乙二图,因知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都带有点诡辩的性质。同时悟得:我民国元年讲的厚黑学,和王阳明讲的致良知,也带有点诡辩的性质。甚么是诡辩呢?把整个的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说得条条有理,是之谓诡辩。战国策士,游说人主,即是用的此种方法。其时,坚白异同之说甚盛,孟荀生当其时,染得有点此种气习,读者切不可为其所愚。我是厚黑先生,不是道学先生,所以我肯说真话。

    力有离心、向心两种现象,人的心理也有这两种现象。孟荀二人,各见一种,各执一词。甲乙两图,都与力学公例不悖,故孟荀两说,能够对峙二千余年,各不相下。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孟荀两说就可合而为一了。孟荀两说合并,就成为告子的说法。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任从何方面考察,他这个说法都是对的。

    人性本是无善无恶,也可说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出来,于整个人性中裁取半面以立说,成为性善说。遗下了半面,荀子取以立论,就成为性恶说。因为各有一半的真理,故两说可以并存。又因为只占得真理之一半,故两说互相攻击。

    有孟子之性善说,就有荀子之性恶说与之对抗。有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有李宗吾的厚黑学与之对抗。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把良知二字讲得头头是道。李宗吾说:“小孩见着母亲口中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食乳食糕饼,见哥哥近前,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我把厚黑二字也讲得头头是道。有人呼我为教主,我何敢当?我在学术界,只取得与阳明对等的位置罢了。不过阳明在孔庙中配享,吃冷猪肉,我将来只好另建厚黑庙,以廖大圣人和王简恒、雷民心诸人配享。

    我的厚黑学,本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对等的价值,何以王阳明受一般人的推崇,我受一般人的訾议呢?因为自古迄今,社会上有一种公共的黑幕,这种黑幕,只许彼此心心相喻,不许揭穿,揭穿了,就要受社会的制裁。这算是一种公例。我每向人讲厚黑学,只消连讲两三点钟,听者大都津津有味,说道:“我平日也这样想,不过莫有拿出来讲。”请问:心中既这样想,为甚么不拿出来讲呢?这是暗中受了这种公例支配的原故。我**裸的揭穿出来,是违反了公例,当然为社会不许可。

    社会上何以会生出这种公例呢?俗语有两句:“逢人短命,遇货添钱。”诸君都想知道,假如你遇着一个人,你问他尊龄?答:“今年五十岁了。”你说:“看你先生的面貌,只像三十几的人,最多不过四十岁罢了。”他听了,一定很欢喜,是之谓“逢人短命”。又如走到朋友家中,看见一张桌子,问他买成若干钱?他答道:“买成四元。”你说:“这张桌子,普通价值八元,再买得好,也要六元,你真是会买。”他听了一定也很喜欢。是之谓“遇货添钱”。人们的习性,既是这样,所以自然而然的就生出这种公例。主张性善说者,无异于说:“世间尽是好人,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欢迎?主张性恶说者等于说:“世间尽是坏人,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说这话的人,怎么不受排斥?荀子本来是入了孔庙的,后来因为他言性恶,把他请出来,打脱了冷猪肉,就是受了这种公例的制裁。于是乎程朱派的人,遂高坐孔庙中,大吃其冷猪肉。

    《孟子》书上有“阉然媚于世也”一句话,可说是孟子与宋明诸儒定的罪案,也即是孟子自定的罪案。何以故呢?性恶说是箴世,性善说是媚世。性善说者曰: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此妾妇媚语也。性恶说者曰:你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此志士箴言也。天下妾妇多而志士少,箴言为举世所厌闻,荀子之逐出孔庙也宜哉。呜呼!李厚黑,真名教罪人也!

    近人蒋维乔著《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说:“荀子在周末,倡性恶说,后儒非之者多,绝于一人左袒之者,历一千九百余年,俞曲园独毅然赞同之……我同主张性恶说者,古今只有荀俞二氏。”云云。俞曲园是经学大师,一般人只研究他的经学,他著的性说上下二篇,若存若亡,可以说中国言性恶之书,除荀子而外,几乎莫有了。箴言为举世所厌闻,故敢于直说的人,绝无仅有。

    滔滔天下,皆是讳疾忌医的人,所以敢于言性恶者,非天下的大勇者不能,非舍得牺牲者不能。荀子牺牲孔庙中的冷猪肉不吃,才敢于言性恶。李宗吾牺牲英雄豪杰不当,才敢于讲厚黑学。将来建厚黑庙时,定要在后面与荀子修一个启圣殿,使他老人家借着厚黑教主的余荫,每年春秋二祭,也吃吃冷猪肉。

    常常有人向我说道:“你的说法,未免太偏。”我说:诚然,惟其偏,才医得好病,芒硝大黄,姜桂附片,其性至偏,名医起死回生,所用皆此等药也。药中之最不偏者,莫如泡参甘草,请问世间的大病,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自孟子而后,性善说充塞天下,把全社会养成一种不痒不痛的大肿病,非得痛痛地打几针,烧几艾不可。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当说道:“你的议论,很痛快。”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针之灸之,才觉得痛;针灸后,全体畅适,才觉得快。

    有人读了《厚黑丛话》,说道:“你何必说这些鬼话?”我说:我逢着人说人话,逢着鬼说鬼话,请问当今之世,不说鬼话,说甚么?我这部《厚黑丛话》,人见之则为人话,鬼见之则为鬼话。

    我不知过去生中,与孔子有何冤孽,他讲他的仁义,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我讲我的厚黑,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我们两家的学说,极端相反,永世是冲突的。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与孔子讲和好了。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子,提出两句口号:“厚黑为里,仁义为表。”换言之,即是枕头上放一部厚黑学,案头上放一部四书五经;心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壁头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从此以后,我的信徒,即是孔子的信徒,孔子的信徒,即是我的信徒,我们两家学说,永世不会冲突了。千百年后,有人出来做一篇《仲尼宗吾合传》,一定说道:“仁近于厚,义近于黑,宗吾引绳墨,切事情,仁义之弊,流于麻木不仁,而宗吾深远矣。”

    讳疾忌医,是病人通例,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荀子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医界就哗然,说他违反了公例,把他逐出医业公会,把招牌与他下了,药铺与他关了。李宗吾出来,大讲厚黑学,叫把衣服脱了,赤条条的施用刀针。这是自荀子而后,二千多年,都莫得这种医法,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子也。

    昨有友人来访,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一类:“你怎么看这类书?”我说:“我怎么不看这类书?相传某国有一井,汲饮者,立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水,全国人皆狂。独有一人,自凿一井饮之,独不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捉他来,针之灸之,施以种种治疗,此人不胜其苦,只得自汲狂泉饮之。于是全国人都欢欣鼓舞,道:‘我们国中,从此无一狂人了。’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针之灸之,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自己治疗。”

    人性是浑然的,仿佛是一个大城,王阳明从东门攻入,我从西门攻入,攻进去之后,所见城中的真相,彼此都是一样。人性以告子所说,无善无不善,最为真确。王阳明倡致良知之说,是主张性善的,而他教人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等语,请问此种说法,与告子何异?我民国元年表《厚黑学》,是性恶说这面的说法。民国九年,我创一条公例:“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这种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告子曰:“性犹湍水也。”湍水之变化,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所以“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

    有人难我道:“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一个言性,一个言心体,何能混为一谈?至于你说的‘心理变化’,则是就用上言之,更不能牵涉到体上。”我说:我的话不足为凭,请看阳明的话。阳明曰:“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矣。”心体即是性,这是阳明自己下的定义。我说:“阳明的说法,即是告子的说法。”难道我冤诬了阳明吗?

    告之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请问东流西流,是不是就用上言之?请问水之流东流西,能否逃出力学公例?我说:“‘性犹湍水也’五个字,换言之,即是‘心理变化,循力学公例而行。’似乎不是穿凿附会。”

    阳明曰:“性,心体也,情,心用也。”世之言心言性者,因为体不可见,故只就用上言之,因为性不可见,故只就情上言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又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皆是就情上言之。也即是就用上言之。由此知:孟子所谓性善者,乃是据情之善。因以断定性之善。试问人与人的感情,是否纯有善而无恶?所以孟子的话,就会生问题,故阳明易之曰:“有善有恶意之动。”意之动即用也,即情也。阳明的学力,比孟子更深,故其说较孟子更圆满。

    王阳明从性善说悟入,我从性恶说悟入,同到无善无恶而止。我同人讲厚黑学,等于用手指月,人能循着手看去,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就可以窥见人性之真相。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同我刺刺不休,等于在我手上寻月,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我的厚黑学,拿与此等人读,真是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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