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自然的历史进程
一千多名士兵的全军覆没，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虽然有些肉痛，但也算不了什么事情。作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对于伤亡的承受能力远在其他国家至上。丘吉尔就说过：哪怕是打光最后一个印度人，大英帝国也决不投降。
只是，日不落帝国的力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英国占据的地盘是如此的广大，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么光的地上需要无数的军队来镇守。而且现在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关键时刻。在整个南非战场上，部署了将近三十万的英军。每天里花出去的军费就是一条永不停息的英镑的河流。
就算是要严惩中国，英国也派不出更多的军队来远东这个地方了。按日不落帝国内阁的意思是，现在的一切行动都要为布尔战争让路。眼看就要将那些布尔人消灭干净了，他们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远东的事情，能拖就拖吧。等到帝国腾出手来，随便派个几万人，还不就把这个大清国给碾压了。事情本应如此，应该如此，这个剧本挑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西摩尔没有被俘虏的话。
这可是一个帝国的中将，这样的失败是帝国绝不容许的。
英国公使满面铁青，他已经想象的到明天各国的报纸上会如何的嘲笑帝国军人的无能了。他郁闷地看了看莫里循一眼，用沙哑低沉的声音问道：“听说你和清国的北洋大臣很熟悉，你看能不能通过他将西摩尔将军解救出来？”
莫里循是《泰晤士报》的驻华的首席记者，很久以前就来到过中国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人，大概有点信仰普世价值那一套的倾向。在原本的历史上，莫理循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曾叫过莫里循大街。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有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总的来说，莫里循是个有头脑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个帝国主义者。
所以，在听到公使大人的问话后，他就听出了公使大人背后的意思。于是，他当下就回答道：“我可以去跟袁世凯大臣谈这件事，但是结果如何，我并不能保证。”
公使点点头，道：“我们只是看看能不能让事情变得简单，如果能这样就把中奖阁下就回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将事情放放再处理。不然的话，恐怕我们都会有很大的麻烦。”
莫里循耸耸肩，有麻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一个而已。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天然地就想搞个大新闻。在这一点上，他和想要把事情压下去的公使并不是一条战壕里的。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也是英国人。他从心理上还是倾向于英国的，所以，在想了想后，他开口道：“公使先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掩盖不了的。要不了几天，整个文秘个世界都会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情，恐怕到时候就算袁世凯大臣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无济于事了。”
“那你说怎么办？”公使郁闷地反问，他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还需要你一个记者来指出这一点吗。
“我觉得，”莫里循谨慎地道：“我们可以直接和俘虏了中将阁下的那些中国人去谈判。”公使眼前一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收到了什么消息吗？”
“先生，既然那些中国人能打败中奖阁下率领的军队，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是没有组织的暴民。而且，中将被俘虏的消息这么快就穿了过来，.........那边的人可能是想和我们有什么交易也说不定。”
交易？公使的眼睛变得更亮了。只要能交易，那就一切好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贸易所到之处，国旗随之而来。”
帝国辛辛苦苦地开创远东的局面，不就是为了贸易和贸易带来的利润吗？说不定，中将大人的事情可以完美地掩盖过去，自己还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一个代理人。
再之后的事情，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就像是过往的无数次那样。
一千多名士兵的全军覆没，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虽然有些肉痛，但也算不了什么事情。作为世界霸主，日不落帝国对于伤亡的承受能力远在其他国家至上。丘吉尔就说过：哪怕是打光最后一个印度人，大英帝国也决不投降。
只是，日不落帝国的力量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英国占据的地盘是如此的广大，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这么光的地上需要无数的军队来镇守。而且现在正是第二次布尔战争的关键时刻。在整个南非战场上，部署了将近三十万的英军。每天里花出去的军费就是一条永不停息的英镑的河流。
就算是要严惩中国，英国也派不出更多的军队来远东这个地方了。按日不落帝国内阁的意思是，现在的一切行动都要为布尔战争让路。眼看就要将那些布尔人消灭干净了，他们可不想在这个时候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远东的事情，能拖就拖吧。等到帝国腾出手来，随便派个几万人，还不就把这个大清国给碾压了。事情本应如此，应该如此，这个剧本挑不出任何问题。
如果西摩尔没有被俘虏的话。
这可是一个帝国的中将，这样的失败是帝国绝不容许的。
英国公使满面铁青，他已经想象的到明天各国的报纸上会如何的嘲笑帝国军人的无能了。他郁闷地看了看莫里循一眼，用沙哑低沉的声音问道：“听说你和清国的北洋大臣很熟悉，你看能不能通过他将西摩尔将军解救出来？”
莫里循是《泰晤士报》的驻华的首席记者，很久以前就来到过中国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也很有趣的人，大概有点信仰普世价值那一套的倾向。在原本的历史上，莫理循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曾叫过莫里循大街。
他原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接着又有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国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国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国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称帝。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总的来说，莫里循是个有头脑的国际友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个帝国主义者。
所以，在听到公使大人的问话后，他就听出了公使大人背后的意思。于是，他当下就回答道：“我可以去跟袁世凯大臣谈这件事，但是结果如何，我并不能保证。”
公使点点头，道：“我们只是看看能不能让事情变得简单，如果能这样就把中奖阁下就回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将事情放放再处理。不然的话，恐怕我们都会有很大的麻烦。”
莫里循耸耸肩，有麻烦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一个而已。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他天然地就想搞个大新闻。在这一点上，他和想要把事情压下去的公使并不是一条战壕里的。
但是他毕竟还是个英国人，澳大利亚人也是英国人。他从心理上还是倾向于英国的，所以，在想了想后，他开口道：“公使先生，我觉得这种事情是掩盖不了的。要不了几天，整个文秘个世界都会知道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事情，恐怕到时候就算袁世凯大臣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也无济于事了。”
“那你说怎么办？”公使郁闷地反问，他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还需要你一个记者来指出这一点吗。
“我觉得，”莫里循谨慎地道：“我们可以直接和俘虏了中将阁下的那些中国人去谈判。”公使眼前一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收到了什么消息吗？”
“先生，既然那些中国人能打败中奖阁下率领的军队，那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简单地看成是没有组织的暴民。而且，中将被俘虏的消息这么快就穿了过来，.........那边的人可能是想和我们有什么交易也说不定。”
交易？公使的眼睛变得更亮了。只要能交易，那就一切好说。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贸易所到之处，国旗随之而来。”
帝国辛辛苦苦地开创远东的局面，不就是为了贸易和贸易带来的利润吗？说不定，中将大人的事情可以完美地掩盖过去，自己还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一个代理人。
再之后的事情，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就像是过往的无数次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