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8.南正街的春夏秋冬
但凡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城市；但凡有城市的地方，就会有城墙，但凡有城墙的城市，就会有叫南正街的街道。峡州是渝东鄂西那个区域最大的城市，那座建于十三世纪的不大而古老的城墙直到民国十五年才被轰轰烈烈的拆除，但南正街却继续在这座城市存在了很久。
南正街无疑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著名的老街之一，也自然是故事最多的街道之一。峡州城曾经有七座城门，其中就有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和镇川门这四座城门都与南正街息息相关，而且紧密相连，就可见得南正街在峡州城里的重要，以及当时在长江峡州码头上的鼎足地位。这条街的古老是因为在明朝的那个守御千户刚刚修筑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条街；著名是因为这条街上曾经出过一些年轻人成功的抗击过流寇张献忠的进犯，还得到过朝廷的嘉奖，可惜他们的后人并不能阻挡民国时期的那个贪官县长赵铁公最终把高高的城墙夷为平地，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南正街的那些老少爷们也一直为此痛心疾首：如果城墙存在，那峡州也许就是另一座平遥古城呢！
南正街实际上只是一条横向的、贴着长江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被一些纵向的街道分割成上中下三段的小街。两边都是一排排因为年代久远而粉壁变得斑驳、门楼变得颓败、木屋变得东倒西歪、天井变得阴森冷清、楼梯变的吱吱呀呀的各种百年以上的老屋，街的两边铺着的那些厚厚的、又长又沉的青石板，也因为年代久远、日晒雨淋、车马碾压而变得十分破碎了。街道实在太狭窄，有些地方连两辆解放牌货车也过不了。如果是雨天，街上就会积水，到处都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泊，如果是大晴天，一些大嫂大妈就会把被单、棉絮、衣服，还有那些如今称作“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榨菜头、萝卜干晾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街上就显得更为狭窄了。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对这条陈旧、古老又著名的街道充满留恋和自豪。
南正街之所以在峡州城的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闭塞，上四川、下武汉都得走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而峡州恰恰就是上下水的换乘地，也是川江咽喉。南正街的江边就是上船下船的码头集中地，也是旅客、货物的集散地。想想当时的那种盛况的情景，江边千帆竞渡、万船云集、南正街那条用厚厚的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就被那些穿着各种草鞋、圆口布鞋、军用皮靴、尖头皮鞋、高跟鞋，或者是打赤脚的人磨得透亮，就会被那些南来北往的商贾、船户、挑夫、官员、仕女、文人、士兵和乡下进城的农民挤得满满当当的，就会有一些有钱人家、盐税官员、发了财的船老板、把家搬进城里来的土地主和那些带着大把大把的银元的人们争先恐后的在这条街上安家立户，修了一些既好看又时髦、既传统又古朴的建筑，就给这条街上增加了一些或古香古色、或大富大贵、或豪华、或简朴的景致，南正街也就自然成了当时峡州城里数一数二的繁华闹市。
南正街的转折是从日本人入侵开始的，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了将从全国转移来的一百五十万人、一百万吨物质从全国各地通过峡州运入四川，在蒋委员长和卢作孚的指挥下，峡州发生了震惊中外、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略大转移。当时人太多、需要抢运的物质太多，就把装卸码头从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镇川门转移到了江滩更宽、江面更宽、更方便装卸、更方便船只调度和停靠的大公桥、九码头一带去了，南正街的辉煌历史从此开始显得黯淡下去。再后来，日本铁蹄的肆意践踏，南正街就风雨飘摇了。
当时的有些事情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的，就拿民族精神、中华气节而言，抗战的时候，那么多的资本家、地主和有产阶层全部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买军火打小日本，在峡州即将沦陷的时候，广大民众义无反顾的跟着自己的军队共存亡，能把自己留下的那些家产和财物弃之不顾，统统入川，给日本鬼子留一座空城！那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换位思考，如果中日之战发生在现在，还会有那么多的热血男儿参军入伍，抛头颅洒热血吗？还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炸毁自己的工厂、搬走工厂的设备，不给鬼子留下可乘之机吗？前不久就有人在媒体上为汪精卫公开声援叫屈，还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有一定的道理，引得天下一片哗然，多亏最高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三俗”的指示，不然的话，一旦有老外进犯我国，举国上下不是一片摇旗呐喊的汉奸走狗吗？
不管怎么说，抗战的爆发就是南正街衰败的开始，就是这条承载了几代峡州人的历史的街道盛世的结束，即使是抗战胜利后，一些卷土重来的官员、商家也就把店铺搬到陶珠路、通汇路那一带去了，那些有钱有势的船老板和工厂主也都把家搬到二马路、大公桥、九码头那一带更开阔、更繁华的新的商业中心一带去了，青石板的南正街就慢慢没落下去了。
又过了三十年，在度过了******以后，南正街也曾经迎来了一段红火的岁月，峡州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新的工厂、商店、公司就如同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里开始有了能印刷红宝书的大型印刷厂、渝东鄂西一带最大的纺织配件厂、能维修柴油机组的船舶修造厂、成天发出锯木声和好闻的锯末味的木器加工厂、还有高高大大的农资仓库和繁忙的土产日杂公司。
后来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扒了一些早就东倒西歪的木板屋和那些低矮的土墙房，见缝插针的修了一些两三层楼高、红砖灰瓦的简易楼房，有办公用的，更多的却是带有福利性质的职工宿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筒子楼。不过那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繁华而已，后来回忆的时候那些老人都承认，那就是南正街最后的辉煌了，也就是夕阳下天边的那一片火红的火烧云。
南正街的春天是绿色的。
那些贴着街边生长的老槐树当然会绽放出嫩芽，春风吹过，三两天就长出了小小的叶片，远远的望过去就像是给这条街道披上了一层迷人的绿纱，等到街头的那棵梧桐树开始飘起满街飞舞的绒毛，再出几天暖洋洋的太阳的时候，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的干部就会来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出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那些住户也都很自觉，就会把家里、街上和庭院里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会到处贴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的字写得龙凤凤舞，就比现在用电脑喷绘出来的横幅生动多了、丰富多了，不过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在墙上贴一些办证、贷款、代考和补习班的小广告，也没有人深更半夜把大家的水表箱全都给下了，更没有人家眨个眼，家里就进了小偷。
等到有人从郊外回来，手里举着一枝灿烂的桃花的时候，春天就真的不可阻挡的到来了。男人们就会聚在一起打牌、抽烟、喝酒；女人就会把家里的那些湿漉漉的被褥和放了一个冬天的衣服沿街晾出来透透气，坐在一起磕着长长的葵瓜子说闲话；反正隔长江近，“南正十雄”的几个胖胖的小男孩就会站在刷着红漆栏杆的二楼的走廊里放风筝，风筝在春风里飞得很高，他们还会奶声奶气的唱那首当时很有名的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的插曲：“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南正街的夏天是金色的。学校放了假，女孩子就会帮着妈妈做些家务，学学厨艺，而那些半大的男孩子们都呆在家里游手好闲，这也是现在的一大特点。男人在外面拼死拼活，拖板车、扛大包、下河拉纤、上山伐木，什么事都做，可是回到家里就成了甩手掌柜，什么事都不做，尤其是在南正街，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没有一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流行的“妻管严。”
大人是孩子的榜样，那些闲着无事的男孩子就组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就有了文学清、张广福、王大力所在的什么“南正十雄”，也有了那本都市系列小说第一部《红杏枝头》里的樊钢、梁爽和王大为的什么三剑客，当然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不过就是彼此几个男孩子走得亲密一些罢了。
一旦出了南正街，到了外面大家还是会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要是遇上突发事，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吆喝一声“我是南正街的！”在峡州城里，敢继续动手打他的没有几个，南正街的孩子敢拼命、会打架、抱成团、讲义气是出了名的，也是不好惹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人多势众，可就是没有南正街的孩子众志成城，这也是在整个峡州城不得不叫人佩服的。
天气越来越热，男孩子就会三五成群的到长江里去游泳，把身上晒得像黑泥鳅，住在长江边，个个自然都是浪里白条。长江每年都会收去一些爱玩水的孩子的性命，可偏偏没有南正街的，而且从来没有，这样的怪现象谁也说不清，就是有人问过被大家称作是神仙的杨大爹，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说些大家不懂的话。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女人们就会在晒得滚烫的街上撒上一些水，等凉快一点，男人们就会把各种各样的竹床、竹凉板、竹躺椅都搬出来，本来就不宽的南正街就立马被挤得满满当当的，只剩下中间的一条两人宽的过道了。唧唧喳喳的女孩子就会在昏暗的路灯下面跳着橡皮筋，还会尖声尖气的唱；“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每天光着小脚丫，走遍田野和山岗……”
南正街的秋天是红色的。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家娶媳妇，也会有一些人家嫁姑娘，还会有一些人家生了儿女，当然就会放些大地红的鞭炮，大家就知道这条街上有了喜事，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是哪一家那都会是南正街的节日，这也就是南正街与别的街道不同之处，人情味特浓。
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认不认识、关系好不好、职位贵贱高低，也不管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何种职业，就会有老人出来牵头，全街的人都会主动的“凑份子”，多少不限，礼轻情意重嘛，女人们都会抽时间去帮忙端茶倒水、洗碗做饭、招待外来的客人，男人就会争先恐后的去做些力气活，陪着客人聊天、抽烟、打牌、喝酒、吃肉，而且尽心尽力、十分殷勤、决不推辞，就会赢得客人的一致好评，就会认为女儿嫁到这条街上是有福之人，女儿能找到这条街的小伙子没话说。
南正街的男人在酒席上喝酒十分豪爽，首先是自己先干，做出表率作用，不把客人喝得晕头转向就觉得对不住人家，不让人家吃得肚儿圆就有些认为是自己做的菜不好，不对客人的口味，说的诚心诚意，这样一来，客人们就只有快马加鞭了。加上酒席桌上本来就无大小，酒喝高了，话说热了，就一起唱歌，唱那个峡州土得掉渣的《伙计歌》：“睡又睡不着啊（伙计），熬到大天亮啊（伙计），翻身翻得床架子歪呀，你赔我的瞌睡又赔我的床啊（伙计）……”
南正街的冬天是白色的。某一天一阵北风吹过，杨大爹的那家小店门前的那棵梧桐树叶就飘得满街都是，一江碧水也退到远远的江心去了，留下一片空荡荡的沙滩，某一天起来，开门一看，漫天皆白，天上还飘起了雪花，因为冰冻，就会有人在青石板上摔跤，如果是过路的，就会有人忙不迭地跑来将他扶起，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倒好像是自己造成的似的。
于是乎，男人和女人就会大声的吆喝自己家的孩子出来扫雪。男孩子会滚雪球，滚得浑身是汗，女孩子就会用雪球堆雪人，给雪人用黑黑的煤球做眼睛，用红红的胡罗卜给雪人做尖尖的鼻子，那些老人在一边看着高兴了，就给雪人戴一顶夏天的草帽，让它拿一把蒲扇，看见的人都说是济公。
再过不久就是春节，各家各户都在忙年，到了大年三十，贴春联、迎福到家、团年、辞年、守岁、压岁的习惯一个也不能少，孩子们自然会在街上放一夜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正月初一开门看看，南正街全是红彤彤的一地的鞭炮碎片，那才会知道什么叫大地红。
峡州城里和周边乡镇的都知道南正街的人热情豪爽、为人厚道、出手大方，那些龙灯、采莲船、狮子、花鼓子灯、虾子灯、蚌壳精、连霄儿、踩高跷的队伍在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会都到南正街来送恭贺，也会有无数的看热闹的人慕名而来，就把这条不宽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了。当然还会有乞丐上门乞讨，不过人家唱的不是莲花落，而是流行歌曲：“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后来，就有了改革开放，就有了春天的故事，就有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就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就有了所谓的阵痛，就有了观念的更新，就有了民进国退，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有了两座世界级的水电站的陆续兴建，就有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理想的实现，就有了峡州城市骨架的飞速拓展，就有了老中心城区的分片改造，就有了南正街的整体拆迁。古老的南正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叶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终点，这也是不为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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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人多的地方，就会有城市；但凡有城市的地方，就会有城墙，但凡有城墙的城市，就会有叫南正街的街道。峡州是渝东鄂西那个区域最大的城市，那座建于十三世纪的不大而古老的城墙直到民国十五年才被轰轰烈烈的拆除，但南正街却继续在这座城市存在了很久。
南正街无疑是这座城市最古老、最著名的老街之一，也自然是故事最多的街道之一。峡州城曾经有七座城门，其中就有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和镇川门这四座城门都与南正街息息相关，而且紧密相连，就可见得南正街在峡州城里的重要，以及当时在长江峡州码头上的鼎足地位。这条街的古老是因为在明朝的那个守御千户刚刚修筑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条街；著名是因为这条街上曾经出过一些年轻人成功的抗击过流寇张献忠的进犯，还得到过朝廷的嘉奖，可惜他们的后人并不能阻挡民国时期的那个贪官县长赵铁公最终把高高的城墙夷为平地，就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南正街的那些老少爷们也一直为此痛心疾首：如果城墙存在，那峡州也许就是另一座平遥古城呢！
南正街实际上只是一条横向的、贴着长江的、长长的、弯弯曲曲的、被一些纵向的街道分割成上中下三段的小街。两边都是一排排因为年代久远而粉壁变得斑驳、门楼变得颓败、木屋变得东倒西歪、天井变得阴森冷清、楼梯变的吱吱呀呀的各种百年以上的老屋，街的两边铺着的那些厚厚的、又长又沉的青石板，也因为年代久远、日晒雨淋、车马碾压而变得十分破碎了。街道实在太狭窄，有些地方连两辆解放牌货车也过不了。如果是雨天，街上就会积水，到处都是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水泊，如果是大晴天，一些大嫂大妈就会把被单、棉絮、衣服，还有那些如今称作“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榨菜头、萝卜干晾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街上就显得更为狭窄了。不过住在这里的人却悠然自得，对这条陈旧、古老又著名的街道充满留恋和自豪。
南正街之所以在峡州城的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交通闭塞，上四川、下武汉都得走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而峡州恰恰就是上下水的换乘地，也是川江咽喉。南正街的江边就是上船下船的码头集中地，也是旅客、货物的集散地。想想当时的那种盛况的情景，江边千帆竞渡、万船云集、南正街那条用厚厚的青石板铺成的石板路就被那些穿着各种草鞋、圆口布鞋、军用皮靴、尖头皮鞋、高跟鞋，或者是打赤脚的人磨得透亮，就会被那些南来北往的商贾、船户、挑夫、官员、仕女、文人、士兵和乡下进城的农民挤得满满当当的，就会有一些有钱人家、盐税官员、发了财的船老板、把家搬进城里来的土地主和那些带着大把大把的银元的人们争先恐后的在这条街上安家立户，修了一些既好看又时髦、既传统又古朴的建筑，就给这条街上增加了一些或古香古色、或大富大贵、或豪华、或简朴的景致，南正街也就自然成了当时峡州城里数一数二的繁华闹市。
南正街的转折是从日本人入侵开始的，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为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了将从全国转移来的一百五十万人、一百万吨物质从全国各地通过峡州运入四川，在蒋委员长和卢作孚的指挥下，峡州发生了震惊中外、堪比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战略大转移。当时人太多、需要抢运的物质太多，就把装卸码头从大南门、小南门、中水门、镇川门转移到了江滩更宽、江面更宽、更方便装卸、更方便船只调度和停靠的大公桥、九码头一带去了，南正街的辉煌历史从此开始显得黯淡下去。再后来，日本铁蹄的肆意践踏，南正街就风雨飘摇了。
当时的有些事情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的，就拿民族精神、中华气节而言，抗战的时候，那么多的资本家、地主和有产阶层全部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买军火打小日本，在峡州即将沦陷的时候，广大民众义无反顾的跟着自己的军队共存亡，能把自己留下的那些家产和财物弃之不顾，统统入川，给日本鬼子留一座空城！那是何等的慷慨激昂。
换位思考，如果中日之战发生在现在，还会有那么多的热血男儿参军入伍，抛头颅洒热血吗？还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响应政府的号召，炸毁自己的工厂、搬走工厂的设备，不给鬼子留下可乘之机吗？前不久就有人在媒体上为汪精卫公开声援叫屈，还说什么“曲线救国”也有一定的道理，引得天下一片哗然，多亏最高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了反对“三俗”的指示，不然的话，一旦有老外进犯我国，举国上下不是一片摇旗呐喊的汉奸走狗吗？
不管怎么说，抗战的爆发就是南正街衰败的开始，就是这条承载了几代峡州人的历史的街道盛世的结束，即使是抗战胜利后，一些卷土重来的官员、商家也就把店铺搬到陶珠路、通汇路那一带去了，那些有钱有势的船老板和工厂主也都把家搬到二马路、大公桥、九码头那一带更开阔、更繁华的新的商业中心一带去了，青石板的南正街就慢慢没落下去了。
又过了三十年，在度过了******以后，南正街也曾经迎来了一段红火的岁月，峡州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步伐，新的工厂、商店、公司就如同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这里开始有了能印刷红宝书的大型印刷厂、渝东鄂西一带最大的纺织配件厂、能维修柴油机组的船舶修造厂、成天发出锯木声和好闻的锯末味的木器加工厂、还有高高大大的农资仓库和繁忙的土产日杂公司。
后来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扒了一些早就东倒西歪的木板屋和那些低矮的土墙房，见缝插针的修了一些两三层楼高、红砖灰瓦的简易楼房，有办公用的，更多的却是带有福利性质的职工宿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筒子楼。不过那仅仅只是昙花一现的繁华而已，后来回忆的时候那些老人都承认，那就是南正街最后的辉煌了，也就是夕阳下天边的那一片火红的火烧云。
南正街的春天是绿色的。
那些贴着街边生长的老槐树当然会绽放出嫩芽，春风吹过，三两天就长出了小小的叶片，远远的望过去就像是给这条街道披上了一层迷人的绿纱，等到街头的那棵梧桐树开始飘起满街飞舞的绒毛，再出几天暖洋洋的太阳的时候，戴着红袖章的居委会的干部就会来挨家挨户动员大家出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那些住户也都很自觉，就会把家里、街上和庭院里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还会到处贴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的字写得龙凤凤舞，就比现在用电脑喷绘出来的横幅生动多了、丰富多了，不过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人趁着月黑风高，在墙上贴一些办证、贷款、代考和补习班的小广告，也没有人深更半夜把大家的水表箱全都给下了，更没有人家眨个眼，家里就进了小偷。
等到有人从郊外回来，手里举着一枝灿烂的桃花的时候，春天就真的不可阻挡的到来了。男人们就会聚在一起打牌、抽烟、喝酒；女人就会把家里的那些湿漉漉的被褥和放了一个冬天的衣服沿街晾出来透透气，坐在一起磕着长长的葵瓜子说闲话；反正隔长江近，“南正十雄”的几个胖胖的小男孩就会站在刷着红漆栏杆的二楼的走廊里放风筝，风筝在春风里飞得很高，他们还会奶声奶气的唱那首当时很有名的德国电影《英俊少年》里的插曲：“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小小少年很少烦恼，但愿永远这样好……”
南正街的夏天是金色的。学校放了假，女孩子就会帮着妈妈做些家务，学学厨艺，而那些半大的男孩子们都呆在家里游手好闲，这也是现在的一大特点。男人在外面拼死拼活，拖板车、扛大包、下河拉纤、上山伐木，什么事都做，可是回到家里就成了甩手掌柜，什么事都不做，尤其是在南正街，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没有一个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流行的“妻管严。”
大人是孩子的榜样，那些闲着无事的男孩子就组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就有了文学清、张广福、王大力所在的什么“南正十雄”，也有了那本都市系列小说第一部《红杏枝头》里的樊钢、梁爽和王大为的什么三剑客，当然还有不少五花八门的，不过就是彼此几个男孩子走得亲密一些罢了。
一旦出了南正街，到了外面大家还是会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的，要是遇上突发事，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吆喝一声“我是南正街的！”在峡州城里，敢继续动手打他的没有几个，南正街的孩子敢拼命、会打架、抱成团、讲义气是出了名的，也是不好惹的，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人多势众，可就是没有南正街的孩子众志成城，这也是在整个峡州城不得不叫人佩服的。
天气越来越热，男孩子就会三五成群的到长江里去游泳，把身上晒得像黑泥鳅，住在长江边，个个自然都是浪里白条。长江每年都会收去一些爱玩水的孩子的性命，可偏偏没有南正街的，而且从来没有，这样的怪现象谁也说不清，就是有人问过被大家称作是神仙的杨大爹，他也只是微微一笑，说些大家不懂的话。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女人们就会在晒得滚烫的街上撒上一些水，等凉快一点，男人们就会把各种各样的竹床、竹凉板、竹躺椅都搬出来，本来就不宽的南正街就立马被挤得满满当当的，只剩下中间的一条两人宽的过道了。唧唧喳喳的女孩子就会在昏暗的路灯下面跳着橡皮筋，还会尖声尖气的唱；“采蘑菇的小姑娘，背着一个大竹筐，每天光着小脚丫，走遍田野和山岗……”
南正街的秋天是红色的。那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就一定会有一些人家娶媳妇，也会有一些人家嫁姑娘，还会有一些人家生了儿女，当然就会放些大地红的鞭炮，大家就知道这条街上有了喜事，不管是什么事、不管是哪一家那都会是南正街的节日，这也就是南正街与别的街道不同之处，人情味特浓。
不管是什么人、不管认不认识、关系好不好、职位贵贱高低，也不管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何种职业，就会有老人出来牵头，全街的人都会主动的“凑份子”，多少不限，礼轻情意重嘛，女人们都会抽时间去帮忙端茶倒水、洗碗做饭、招待外来的客人，男人就会争先恐后的去做些力气活，陪着客人聊天、抽烟、打牌、喝酒、吃肉，而且尽心尽力、十分殷勤、决不推辞，就会赢得客人的一致好评，就会认为女儿嫁到这条街上是有福之人，女儿能找到这条街的小伙子没话说。
南正街的男人在酒席上喝酒十分豪爽，首先是自己先干，做出表率作用，不把客人喝得晕头转向就觉得对不住人家，不让人家吃得肚儿圆就有些认为是自己做的菜不好，不对客人的口味，说的诚心诚意，这样一来，客人们就只有快马加鞭了。加上酒席桌上本来就无大小，酒喝高了，话说热了，就一起唱歌，唱那个峡州土得掉渣的《伙计歌》：“睡又睡不着啊（伙计），熬到大天亮啊（伙计），翻身翻得床架子歪呀，你赔我的瞌睡又赔我的床啊（伙计）……”
南正街的冬天是白色的。某一天一阵北风吹过，杨大爹的那家小店门前的那棵梧桐树叶就飘得满街都是，一江碧水也退到远远的江心去了，留下一片空荡荡的沙滩，某一天起来，开门一看，漫天皆白，天上还飘起了雪花，因为冰冻，就会有人在青石板上摔跤，如果是过路的，就会有人忙不迭地跑来将他扶起，一个劲的说对不起，倒好像是自己造成的似的。
于是乎，男人和女人就会大声的吆喝自己家的孩子出来扫雪。男孩子会滚雪球，滚得浑身是汗，女孩子就会用雪球堆雪人，给雪人用黑黑的煤球做眼睛，用红红的胡罗卜给雪人做尖尖的鼻子，那些老人在一边看着高兴了，就给雪人戴一顶夏天的草帽，让它拿一把蒲扇，看见的人都说是济公。
再过不久就是春节，各家各户都在忙年，到了大年三十，贴春联、迎福到家、团年、辞年、守岁、压岁的习惯一个也不能少，孩子们自然会在街上放一夜的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正月初一开门看看，南正街全是红彤彤的一地的鞭炮碎片，那才会知道什么叫大地红。
峡州城里和周边乡镇的都知道南正街的人热情豪爽、为人厚道、出手大方，那些龙灯、采莲船、狮子、花鼓子灯、虾子灯、蚌壳精、连霄儿、踩高跷的队伍在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会都到南正街来送恭贺，也会有无数的看热闹的人慕名而来，就把这条不宽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了。当然还会有乞丐上门乞讨，不过人家唱的不是莲花落，而是流行歌曲：“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
后来，就有了改革开放，就有了春天的故事，就有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说法，就有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就有了所谓的阵痛，就有了观念的更新，就有了民进国退，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有了两座世界级的水电站的陆续兴建，就有了“高峡出平湖”的宏伟理想的实现，就有了峡州城市骨架的飞速拓展，就有了老中心城区的分片改造，就有了南正街的整体拆迁。古老的南正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叶终于走到了自己的终点，这也是不为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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