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琨率第三镇沿京汉线逼近，姜桂题率毅军由京津线挺进，1o1师则占领山海关，既警戒关外，又截住了满清亲贵退回东北的道路。在他们身后，则是革命军的队伍，西路军留林述庆任山东省卫戍司令，所部负责安定地方，徐绍桢率部沿津浦路进入直隶紧跟毅军；姚雨平、张醁村的两个旅则沿京汉路向北京跟进，至于段祺瑞所部还剩的一个镇，再加上冯国璋的残部，则暂时驻扎河南信阳，听候下一步的命令。
终于是大局已定了，满清再如何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也无济于事。而且按照这帮满清亲贵色厉内荏、贪生怕死的性格，在兵临城下之时，恐怕也没有哪一个会赤胆忠心，舍生为君的。至于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到了此时，估计也只有选择性命重于皇冠这一条路。
然而，肖志华却并不感到十分轻松，即将面临的，便是复杂的军队、派系、地方、人员的安顿，这些反倒要比单纯的战争更让人头痛。当然，还有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的展，方方面面，真是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啊！
站在武胜关上，肖志华举目眺望，但见两侧峰峦壁立，群山连绵，山上密布松、杉、竹等植被，远处的鸡公山，遥遥相对。
他之所以还没有北上，是因为他要等2o1师，也就是北京卫戍师前来会合。有这样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再加上姚雨平、张醁村这两个老革命旅，还有徐绍桢的西路军，北洋第三镇和姜桂题的毅军只能乖乖地听话。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还不信任这两支投诚的部队。将北洋军一派京师，一驻信阳，就是一种分化的策略。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分兵；第二步便是分将，北洋军中有很多军官是有才干的，但他们脑子中的旧思想必须逐步清除，而且要将他们调离原来的部队。要带兵，可以，带用新方法训练的新成立的部队，北洋军不解散，但必须要全面改造。
毅军，可能要比北洋军更好控制一些，姜桂题已经年迈老矣，雄心壮志自然比不上北洋军里的年轻将领。将其与军队分离，留在中央，毅军群龙无，整编起来应该不会出大麻烦。
整军调将，这是每个朝代新立必须采取的巩固手段，共和国也不例外。没有稳定的、齐心的、坚实的、忠诚的武装，也就意味着中央权威打了折扣。目前，很多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但现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却是必要的，而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而现在，湖南的暴乱，是的，中央已经给其定性了，就是暴乱。这次暴乱给了中央政府树立权威的好机会，必须要以雷霆的手段给各省做个警告，通俗地讲，就是杀鸡给猴看。
前面已经说到，湖南是比较早宣布独立的，也是最先派兵援鄂的省份，但省内的会党、新军、旧官僚、立宪派混杂，关系极为复杂，而且矛盾由来已久。
革命之初，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时。立宪派便旗帜鲜明地表明，即使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要背着一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即所谓“文明革命”，“换旗换印”。而革命派哪里肯干！他们为什么要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清政府推翻！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湖南的会党领焦达峰、陈作新策反新军，动起义，当上了正副都督。而立宪派则召开咨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但他们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手里没有兵。
而焦达峰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由于焦达峰是会党出身，一当上都督，会党群众闻风纷纷投效，出入都督府的人川流不息，要求安置者，应接不暇。焦达峰也讲义气，来者不拒，一下子组织了四个镇的部队，但这些仓促成军、手握大刀长矛的部队是根本无法打仗的。焦达峰还是太年轻了，虽然有值得提倡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却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他不顾自身安危，把四十九、五十两标亲信部队都派到了湖北，支援湖北作战。
于是，悲剧生了，立宪派勾结在权力分配上对焦、陈不满的新军反动军官梅馨利用湘军援鄂、省垣空虚之机，动了叛乱，先伏杀副都督陈作新，然后涌至都督府。焦达峰凛然步出府门，叛兵蜂拥而上，焦向叛军晓以大义，叛兵不听。焦从容不迫地说：“你们要怎么办？”叛兵说：“要杀你！”焦达峰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在这里！”言毕，他向高悬在旗杆上的大旗行了一个军礼，以蔑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昂然挺立在都督府的前坪。叛兵一阵乱刀，将他砍死，年仅二十四岁。
唉，又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了，肖志华为此嗟叹不已。同时，也为他敲响了警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对大意不得。而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他坚持用强硬的手段进行残酷的镇压。
这是立宪派勾结反动军队进行的一次反扑夺权，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反击。尽管新上任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对临时政府表示了足够的恭顺，并假装正经，一面扬言追查凶手，一面盛敛焦达峰，礼葬于岳麓山，并要为其立铜像。更有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为其大说好话，试图使临时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肖志华的强硬，宋教仁的支持，复兴会的统一意见，终于将其定性为暴乱，予以坚决镇压。
湖南暴乱之所以被高度重视，是因为这件事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作出了非常不好的榜样。对持不同政见者，煽动其下属反叛作乱。如果此次不加以震慑，以后各个地方很可能会起而效仿。临时政府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多次出现，而严酷镇压就是树立政府的威权的最好办法。
终于是大局已定了，满清再如何负隅顽抗、垂死挣扎，也无济于事。而且按照这帮满清亲贵色厉内荏、贪生怕死的性格，在兵临城下之时，恐怕也没有哪一个会赤胆忠心，舍生为君的。至于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到了此时，估计也只有选择性命重于皇冠这一条路。
然而，肖志华却并不感到十分轻松，即将面临的，便是复杂的军队、派系、地方、人员的安顿，这些反倒要比单纯的战争更让人头痛。当然，还有国家的建设，人民的生活，工商业的展，方方面面，真是举步维艰，任重而道远啊！
站在武胜关上，肖志华举目眺望，但见两侧峰峦壁立，群山连绵，山上密布松、杉、竹等植被，远处的鸡公山，遥遥相对。
他之所以还没有北上，是因为他要等2o1师，也就是北京卫戍师前来会合。有这样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再加上姚雨平、张醁村这两个老革命旅，还有徐绍桢的西路军，北洋第三镇和姜桂题的毅军只能乖乖地听话。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还不信任这两支投诚的部队。将北洋军一派京师，一驻信阳，就是一种分化的策略。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分兵；第二步便是分将，北洋军中有很多军官是有才干的，但他们脑子中的旧思想必须逐步清除，而且要将他们调离原来的部队。要带兵，可以，带用新方法训练的新成立的部队，北洋军不解散，但必须要全面改造。
毅军，可能要比北洋军更好控制一些，姜桂题已经年迈老矣，雄心壮志自然比不上北洋军里的年轻将领。将其与军队分离，留在中央，毅军群龙无，整编起来应该不会出大麻烦。
整军调将，这是每个朝代新立必须采取的巩固手段，共和国也不例外。没有稳定的、齐心的、坚实的、忠诚的武装，也就意味着中央权威打了折扣。目前，很多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但现在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体制却是必要的，而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而现在，湖南的暴乱，是的，中央已经给其定性了，就是暴乱。这次暴乱给了中央政府树立权威的好机会，必须要以雷霆的手段给各省做个警告，通俗地讲，就是杀鸡给猴看。
前面已经说到，湖南是比较早宣布独立的，也是最先派兵援鄂的省份，但省内的会党、新军、旧官僚、立宪派混杂，关系极为复杂，而且矛盾由来已久。
革命之初，革命派与立宪派准备合作，一起跟清政府摊牌时。立宪派便旗帜鲜明地表明，即使清政府是没有救了，但也不至于每个人都要背着一包炸药冲上去玩命，应该用文明的方式“革命”，即所谓“文明革命”，“换旗换印”。而革命派哪里肯干！他们为什么要革命？目的就是要把清政府推翻！这种“换主子不坏尊卑秩序”的思想显然不能为革命派认可。
于是，湖南的会党领焦达峰、陈作新策反新军，动起义，当上了正副都督。而立宪派则召开咨议局，要成立军政、民政机构，要搞省宪法。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限制焦达峰的都督权力，与焦达峰争权。但他们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手里没有兵。
而焦达峰却给了他们一个机会，由于焦达峰是会党出身，一当上都督，会党群众闻风纷纷投效，出入都督府的人川流不息，要求安置者，应接不暇。焦达峰也讲义气，来者不拒，一下子组织了四个镇的部队，但这些仓促成军、手握大刀长矛的部队是根本无法打仗的。焦达峰还是太年轻了，虽然有值得提倡的忘我的革命精神，却丧失了应有的革命警惕性，他不顾自身安危，把四十九、五十两标亲信部队都派到了湖北，支援湖北作战。
于是，悲剧生了，立宪派勾结在权力分配上对焦、陈不满的新军反动军官梅馨利用湘军援鄂、省垣空虚之机，动了叛乱，先伏杀副都督陈作新，然后涌至都督府。焦达峰凛然步出府门，叛兵蜂拥而上，焦向叛军晓以大义，叛兵不听。焦从容不迫地说：“你们要怎么办？”叛兵说：“要杀你！”焦达峰斩钉截铁地说：“要杀就在这里！”言毕，他向高悬在旗杆上的大旗行了一个军礼，以蔑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昂然挺立在都督府的前坪。叛兵一阵乱刀，将他砍死，年仅二十四岁。
唉，又一个年轻的生命逝去了，肖志华为此嗟叹不已。同时，也为他敲响了警钟，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绝对大意不得。而对于此次事件的处理，他坚持用强硬的手段进行残酷的镇压。
这是立宪派勾结反动军队进行的一次反扑夺权，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反击。尽管新上任的湖南都督谭延闿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对临时政府表示了足够的恭顺，并假装正经，一面扬言追查凶手，一面盛敛焦达峰，礼葬于岳麓山，并要为其立铜像。更有临时政府中的立宪派为其大说好话，试图使临时政府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肖志华的强硬，宋教仁的支持，复兴会的统一意见，终于将其定性为暴乱，予以坚决镇压。
湖南暴乱之所以被高度重视，是因为这件事开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作出了非常不好的榜样。对持不同政见者，煽动其下属反叛作乱。如果此次不加以震慑，以后各个地方很可能会起而效仿。临时政府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多次出现，而严酷镇压就是树立政府的威权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