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大逆转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
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进入1952年，美军由于无法取得突破，居然发动细菌战。美军不但在朝鲜战场散布细菌，而且在中国沿海地区也散布细菌，造成中朝军民很大的伤亡。志愿军防化兵部队开始了一年的反细菌战作战，开展各种防疫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同时，在国际上，中朝方面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径，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发表了讲话，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不是偶然的，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敌人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
彭德怀发出最后的警告：我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到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国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二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1952年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委员，韩先楚、吴之理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接着，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成立了总防疫办公室，及时掌握敌军散布细菌的情况，研究对策，督促检查防疫工作的进行。至3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上从兵团一级，下到团一级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
志愿军各驻区的军民联合防疫委员会也相继组成。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志愿军总部下达命令，积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各级防疫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检验机构。先后建立了检验队、防疫队、检疫站和传染病医院，使防疫工作有序地展开。同时，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组成基层部队的防疫巡回小组，及时给基层连队和老百姓注射疫苗。在施行预防接种后，志愿军指战员预防接种率达92%以上。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的另一个版本吧。
1952年4月，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下达到志愿军总部，令彭德怀总司令回国治病，并主持军委工作，司令员一职将由陈赓代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人纠集的十六国联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了三八线，并且战线已经彻底稳固，他可以放心的回国了。
现在让敌人束手无策的志愿军前沿坑道防御工事已经接近完成，那段日子敌人在上面打*，我军在地下放炮，整个防御阵地内，隆隆爆炸声日夜不停，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锹，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场建设。一个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朝鲜北部逐步形成，可以称为真正的地下长城，坑道中，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等作战设施一应俱全，宿舍、食堂、厕所，甚至礼堂都被战士们搬到了巨大山脉的腹中。
到现在，志愿军一线物资供应也一改过去的窘境，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食储备，几个月前只能喝雪水，有时连炒面都吃不上的战士们现在每天早上都能吃上油条豆浆。苏制武器也在源源不断的换装，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求战情绪极其高昂，一个月的时间内，联合**以小部队向志愿军攻击六十余次，我军阵地无一失守。
志愿军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志愿军炮兵部队在‘阵地作学校，工事为操场’的历时三个月的大练兵后，终于成为地面火力骨干，火炮的威力也大大提高，在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中能将敌工事摧毁百分之七十以上，在防御中能以集中射击，打散敌冲击队形和拦阻占领我表面阵地之敌，不仅如此，他们已经能和美国炮兵展开炮火对攻了。
战后，美军方不得不面对的数据是，其在朝鲜战争期间百分之六十二的伤亡是由炮火造成的，炮兵对敌造成伤亡超过了步兵对敌造成的伤亡，这是志愿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枪战一直是志愿军杀敌的主要手段，此后，炮兵火力正式取代步兵火力，成为杀敌的主要手段，为我陆军炮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人曾经对志愿军的坑道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志愿军的战术改变是很显著的，在秋季攻势以前始终是采取流动性很强的防御战术，这种以前的常规战法，但分界线问题一解决，立即改变成全面的阵地防御，在二十至三十公里的纵深挖掘了堑壕，用原木和石料构筑了掩体，在反斜面上挖掘了长长的横洞，炮兵好像也增多了，新的大炮发射口在山腰里显露出令人可怖的影子，他们把分界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研究结果是‘中朝军队的阵地坚固到连猛将也不敢贸然下手的地步’。
美国人开始恐惧的将志愿军成为‘避居洞中的龙’，他们的参谋人员研究后向李奇微报告说‘进攻可能要付出二十万人的牺牲’，这样的损失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
美国空军也不敢贸然北进了，远东空军司令官温莱特认为越靠近志愿军东北空军基地，维持制空权和对地支援将变的越来越困难。连一向最嚣张的美国海军也想打退堂鼓，他们担心‘因中朝空军的增强而害怕舰艇受到损失’。联合**的士气也在无聊地对峙中已经下降到危险的程度了，甚至出现了如果停战不快一点到来，联合**将可能从内部崩溃的担心。
忧虑不已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范弗里特决定向志愿军学习，训令设伏，捕获俘虏，以摆脱无聊和提高士气，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战场上设伏，对西欧各**队来说简直是过分的要求，第八集团军一个月内共设伏247次，一无所获。
焦虑的范弗里特决定再进行一项实验，对枪眼进行破坏。中朝阵地的强度用普通的枪弹射击时奈何不了的，他想集中弹道较为平直的火炮直接摧毁志愿军的坑道口和枪眼，同时用重磅炸弹炸塌中国人的坑道，最终取得了给志愿军造成了轻微伤的结果，按现在的刑法还不够判刑，只能赔点钱了事。
美军切实感受到了‘骑虎难下’而一筹莫展的滋味，美国空军因为中国龙钻进了洞窟和坑道中不出来，所以美国鹰为了切断气补给而进行巡回狩猎的绞杀战正在失败。美国陆军在地面战场上毫无建树，不得不承认：联合国方面在国际政治方面，战略方面，战术方面及谈判方面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局。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带刺的铁丝网，地雷和一连串复杂的堑壕组成的纵深阵地，由炮兵和迫击炮构成的火力组织，侦察巡逻和袭击成了当前战场的主旋律，除了双方那些小规模的攻防战和神出鬼没的冷枪冷炮造成的伤亡外，整条战线在一种无作为的对峙中沉寂着。
范弗里特渴望打破僵局，他一次次的要求进攻，绞尽脑汁的构想出‘粗手杖作战’、‘归乡作战’、‘筷子十六号作战’、‘筷子六号作战’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像过去那样得到批准，都被毫不客气的逐一驳回。不是美国政府不想打破这种局面，而是他们从政治的角度上看的更远，中朝军队的阵地已经不可能轻易突破，贸然进攻除了徒增他们不能承受的伤亡，得到更多的质疑声将一无所获。如果在战场上打起来占不到便宜，就不能再板门店的谈判中施加压力。
此时，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已经招致国内人民的越来越激烈的反对，美国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也将许诺结束不得人心的朝鲜战争作为竞选宣言的重点内容。杜鲁门可能是挨中国人民口水最多的美国总统了，此时就算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子也知道美国有个杜鲁门，他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本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干脆放弃了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这点看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选也选不上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传染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大兵身上，他们整体惶惶不可终日，夜里伸出鬼没的志愿军到处抓俘虏偷袭阵地，白天则有随时可能飞过来的中国神枪手的致命子弹。而李奇微的司令也当到头了，他将下个月就任美军驻欧洲总司令，接任的是他的西点同期校友――马克?克拉克四星上将，他曾是李奇微在二战时期的顶头上司。
克拉克曾因在前几年大骂苏联人是‘骗子’而名声大噪，红极一时，他是带着打赢朝鲜战争的强烈愿望和自信而来到朝鲜的，如果他知道日后自己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而永载史册，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司令官了。
双方在战线上的大规模的对峙同时也带到了从1951年11月以来进行的停战谈判的谈判桌上，板门店会场也陷入了整个谈判中最严重的僵持。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场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四月联合**终于在压力下放弃了‘北朝鲜战后不允许修复，建筑机场，扩充航空设备’的要求，作为条件联合**代表也要求中朝撤回以苏联作为中立国监督停战的要求，双方同意后，以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成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对停战进行监督。
中朝双方曾以为五项议程中的战俘问题最好解决，战争双方停战后，互相交换战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国际惯例，在可怜的战俘身上做文章是可耻的，他们估计美方不至于那么没有头脑。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主持谈判的李克农有些乐观，他认为：“关于战俘问题，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其实不但李克农，连**在这个问题上也判断失误了，他也曾认为俘虏问题，我主张有多少换多少，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只要乔冠华敏锐地感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此前范弗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弗莱上校发表声明，指称志愿军杀害美国俘虏，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他们提供的这个部队番号，连美国国防部最后也无奈的公开说汉弗莱的发言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放言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让汉弗莱同记者见面，更奇怪的是杜鲁门居然在汉弗莱发表声明后第二天跳出来大骂‘志愿军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乔冠华一语成真，他的预感显示了这位新中国外交家的远见卓识，不久，预感变成现实，五月以后，战俘问题就成为达成停战协议唯一的障碍了
年已五十六岁的克拉克意识到自己将要退休，这场战争可能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站了。他新官上任，就像年轻人一样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尽管此前他深入了解过朝鲜战场的局势，也对中朝的实力有所认识，但是他相信依赖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对实现压迫中朝实现体面的停战仍充满信心。
为了达到中朝接受美国的遣返战俘方案，克拉克提出了两手措施，一个就是在板门店上拖，另一个没有什么新意，就是继续轰炸，他要炸平壤，炸平壤至开城间的交通线，炸北朝鲜所有的目标，此时他像个赌徒连开战将开战以来被视为禁区的中国东北供电的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当做自己的目标。
随着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和军事策略上的改变，中朝军队也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主动，利用坑道频繁展开小部队出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积极的展开了冷枪冷炮运动，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打破敌人的阴谋，一场新的战斗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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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
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进入1952年，美军由于无法取得突破，居然发动细菌战。美军不但在朝鲜战场散布细菌，而且在中国沿海地区也散布细菌，造成中朝军民很大的伤亡。志愿军防化兵部队开始了一年的反细菌战作战，开展各种防疫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同时，在国际上，中朝方面揭露美军使用细菌武器的行径，在道义上获得了胜利。
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发表了讲话，指出敌人的这一罪行不是偶然的，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敌人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但是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发动了所谓的‘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
彭德怀发出最后的警告：我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的细菌战来吓到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国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二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1952年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委员，韩先楚、吴之理为副主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接着，志愿军后勤部卫生部成立了总防疫办公室，及时掌握敌军散布细菌的情况，研究对策，督促检查防疫工作的进行。至3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上从兵团一级，下到团一级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
志愿军各驻区的军民联合防疫委员会也相继组成。为粉碎美军的细菌战，志愿军总部下达命令，积极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各级防疫队伍的建设，建立健全检验机构。先后建立了检验队、防疫队、检疫站和传染病医院，使防疫工作有序地展开。同时，采取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组成基层部队的防疫巡回小组，及时给基层连队和老百姓注射疫苗。在施行预防接种后，志愿军指战员预防接种率达92%以上。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这也算是塞翁失马的另一个版本吧。
1952年4月，中央军委的一纸命令下达到志愿军总部，令彭德怀总司令回国治病，并主持军委工作，司令员一职将由陈赓代理。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人纠集的十六国联军和南朝鲜军从鸭绿江边打退到了三八线，并且战线已经彻底稳固，他可以放心的回国了。
现在让敌人束手无策的志愿军前沿坑道防御工事已经接近完成，那段日子敌人在上面打*，我军在地下放炮，整个防御阵地内，隆隆爆炸声日夜不停，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锹，进行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场建设。一个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朝鲜北部逐步形成，可以称为真正的地下长城，坑道中，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等作战设施一应俱全，宿舍、食堂、厕所，甚至礼堂都被战士们搬到了巨大山脉的腹中。
到现在，志愿军一线物资供应也一改过去的窘境，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的粮食储备，几个月前只能喝雪水，有时连炒面都吃不上的战士们现在每天早上都能吃上油条豆浆。苏制武器也在源源不断的换装，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求战情绪极其高昂，一个月的时间内，联合**以小部队向志愿军攻击六十余次，我军阵地无一失守。
志愿军的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志愿军炮兵部队在‘阵地作学校，工事为操场’的历时三个月的大练兵后，终于成为地面火力骨干，火炮的威力也大大提高，在进攻前的炮火准备中能将敌工事摧毁百分之七十以上，在防御中能以集中射击，打散敌冲击队形和拦阻占领我表面阵地之敌，不仅如此，他们已经能和美国炮兵展开炮火对攻了。
战后，美军方不得不面对的数据是，其在朝鲜战争期间百分之六十二的伤亡是由炮火造成的，炮兵对敌造成伤亡超过了步兵对敌造成的伤亡，这是志愿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之前，枪战一直是志愿军杀敌的主要手段，此后，炮兵火力正式取代步兵火力，成为杀敌的主要手段，为我陆军炮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人曾经对志愿军的坑道进行了一番细致的研究，认为志愿军的战术改变是很显著的，在秋季攻势以前始终是采取流动性很强的防御战术，这种以前的常规战法，但分界线问题一解决，立即改变成全面的阵地防御，在二十至三十公里的纵深挖掘了堑壕，用原木和石料构筑了掩体，在反斜面上挖掘了长长的横洞，炮兵好像也增多了，新的大炮发射口在山腰里显露出令人可怖的影子，他们把分界线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研究结果是‘中朝军队的阵地坚固到连猛将也不敢贸然下手的地步’。
美国人开始恐惧的将志愿军成为‘避居洞中的龙’，他们的参谋人员研究后向李奇微报告说‘进攻可能要付出二十万人的牺牲’，这样的损失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
美国空军也不敢贸然北进了，远东空军司令官温莱特认为越靠近志愿军东北空军基地，维持制空权和对地支援将变的越来越困难。连一向最嚣张的美国海军也想打退堂鼓，他们担心‘因中朝空军的增强而害怕舰艇受到损失’。联合**的士气也在无聊地对峙中已经下降到危险的程度了，甚至出现了如果停战不快一点到来，联合**将可能从内部崩溃的担心。
忧虑不已第八集团军司令的范弗里特决定向志愿军学习，训令设伏，捕获俘虏，以摆脱无聊和提高士气，可是在零下十几度的战场上设伏，对西欧各**队来说简直是过分的要求，第八集团军一个月内共设伏247次，一无所获。
焦虑的范弗里特决定再进行一项实验，对枪眼进行破坏。中朝阵地的强度用普通的枪弹射击时奈何不了的，他想集中弹道较为平直的火炮直接摧毁志愿军的坑道口和枪眼，同时用重磅炸弹炸塌中国人的坑道，最终取得了给志愿军造成了轻微伤的结果，按现在的刑法还不够判刑，只能赔点钱了事。
美军切实感受到了‘骑虎难下’而一筹莫展的滋味，美国空军因为中国龙钻进了洞窟和坑道中不出来，所以美国鹰为了切断气补给而进行巡回狩猎的绞杀战正在失败。美国陆军在地面战场上毫无建树，不得不承认：联合国方面在国际政治方面，战略方面，战术方面及谈判方面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局。
仿佛一切又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带刺的铁丝网，地雷和一连串复杂的堑壕组成的纵深阵地，由炮兵和迫击炮构成的火力组织，侦察巡逻和袭击成了当前战场的主旋律，除了双方那些小规模的攻防战和神出鬼没的冷枪冷炮造成的伤亡外，整条战线在一种无作为的对峙中沉寂着。
范弗里特渴望打破僵局，他一次次的要求进攻，绞尽脑汁的构想出‘粗手杖作战’、‘归乡作战’、‘筷子十六号作战’、‘筷子六号作战’等一系列作战行动，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像过去那样得到批准，都被毫不客气的逐一驳回。不是美国政府不想打破这种局面，而是他们从政治的角度上看的更远，中朝军队的阵地已经不可能轻易突破，贸然进攻除了徒增他们不能承受的伤亡，得到更多的质疑声将一无所获。如果在战场上打起来占不到便宜，就不能再板门店的谈判中施加压力。
此时，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已经招致国内人民的越来越激烈的反对，美国总统候选人艾森豪威尔也将许诺结束不得人心的朝鲜战争作为竞选宣言的重点内容。杜鲁门可能是挨中国人民口水最多的美国总统了，此时就算是上幼儿园的小孩子也知道美国有个杜鲁门，他现在也是焦头烂额，本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精神干脆放弃了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这点看他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选也选不上
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也传染到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大兵身上，他们整体惶惶不可终日，夜里伸出鬼没的志愿军到处抓俘虏偷袭阵地，白天则有随时可能飞过来的中国神枪手的致命子弹。而李奇微的司令也当到头了，他将下个月就任美军驻欧洲总司令，接任的是他的西点同期校友――马克?克拉克四星上将，他曾是李奇微在二战时期的顶头上司。
克拉克曾因在前几年大骂苏联人是‘骗子’而名声大噪，红极一时，他是带着打赢朝鲜战争的强烈愿望和自信而来到朝鲜的，如果他知道日后自己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而永载史册，恐怕打死他也不会来当这个司令官了。
双方在战线上的大规模的对峙同时也带到了从1951年11月以来进行的停战谈判的谈判桌上，板门店会场也陷入了整个谈判中最严重的僵持。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会场上也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四月联合**终于在压力下放弃了‘北朝鲜战后不允许修复，建筑机场，扩充航空设备’的要求，作为条件联合**代表也要求中朝撤回以苏联作为中立国监督停战的要求，双方同意后，以瑞典、瑞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四国成立中立国停战监督委员会，对停战进行监督。
中朝双方曾以为五项议程中的战俘问题最好解决，战争双方停战后，互相交换战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国际惯例，在可怜的战俘身上做文章是可耻的，他们估计美方不至于那么没有头脑。在中国代表团会议上，主持谈判的李克农有些乐观，他认为：“关于战俘问题，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其实不但李克农，连**在这个问题上也判断失误了，他也曾认为俘虏问题，我主张有多少换多少，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只要乔冠华敏锐地感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此前范弗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弗莱上校发表声明，指称志愿军杀害美国俘虏，可笑的是，志愿军根本没有他们提供的这个部队番号，连美国国防部最后也无奈的公开说汉弗莱的发言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放言支持汉弗莱的声明，却不敢让汉弗莱同记者见面，更奇怪的是杜鲁门居然在汉弗莱发表声明后第二天跳出来大骂‘志愿军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一百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乔冠华一语成真，他的预感显示了这位新中国外交家的远见卓识，不久，预感变成现实，五月以后，战俘问题就成为达成停战协议唯一的障碍了
年已五十六岁的克拉克意识到自己将要退休，这场战争可能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后一站了。他新官上任，就像年轻人一样踌躇满志，跃跃欲试，尽管此前他深入了解过朝鲜战场的局势，也对中朝的实力有所认识，但是他相信依赖美国强大的军事机器，对实现压迫中朝实现体面的停战仍充满信心。
为了达到中朝接受美国的遣返战俘方案，克拉克提出了两手措施，一个就是在板门店上拖，另一个没有什么新意，就是继续轰炸，他要炸平壤，炸平壤至开城间的交通线，炸北朝鲜所有的目标，此时他像个赌徒连开战将开战以来被视为禁区的中国东北供电的鸭绿江上的水丰发电站，当做自己的目标。
随着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和军事策略上的改变，中朝军队也为了在谈判中取得主动，利用坑道频繁展开小部队出击，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积极的展开了冷枪冷炮运动，采用零敲牛皮糖的战略打破敌人的阴谋，一场新的战斗即将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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