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1]

    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c obr />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1392]

    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此时他的位置,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綎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1393]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1394]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1395]

    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1396]

    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397]

    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398]

    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399]

    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明朝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400]

    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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