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孙坚后,孙策很快也辞别孙静及一众宗族,返回秣陵。

    首相张纮和计相虞翻正在筹建秣陵。虞翻提出了修改意见后,张纮也不敢大意,再次勘察整个拟建都城的整个区域,还请了精通风水的同道来参谋。

    这位同道不是旁人,正是襄阳学院的祭酒蔡邕。蔡邕是个通才,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还通晓各种秘术,比如图谶,对地理也有相当的造诣,据说读过传自黄石公的《青囊经》残本,灵不灵不清楚,反正说起来头头是道。

    他说那一套玄而又玄的理念,孙策没听懂,只听懂了一个意思:秣陵王气已经被秦始皇掘断,不宜作为王都,否则国祚不久。至于疾疫,秣陵的确有郁结之气,可是有秦淮河疏通其间,只要人口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发生疾疫的可能性不大。

    孙策不相信蔡邕的理论,但是他承认蔡邕的结果有一定的科学性。所谓疾疫,很多时候都和人口有关。人口多了,卫生状况堪忧,传染病就容易发作,相互感染,形成所谓的疾疫。如果医疗卫生做得到位,即使是大都市,出现大规模疾疫的可能性也不大。

    参考了蔡邕的建议后,张纮和虞翻统一了意见,建议在金陵邑的旧址营建新城。

    金陵邑是楚国灭越之后营建的军事要塞,就建在沿江的台地上。这片台地是一片本地不多见的石质山地,又称为石头山。石头山北临大江,西临秦淮,水路交通极其便利。正对着石头山的江心有一片江心洲,将大江一隔为二,主江可供百姓船只来往,夹江可停泊水师战船和官府的船只,互不干扰。在东侧,有玄武湖可供战船长期停泊、训练。

    孙策听取了汇报之后,同意了他们的建议。这没什么好怀疑的,地理条件就是如此,这些人又是当世人杰,尤其是有了几年的实践经验,做出的决定必然是最合理的那一个。孙策唯一的意见就是不要急,一来秣陵终究是临时都城,不会是长久之计,没必要太花心思。二来三线作战,财政困难,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花在营建城邑上不合时宜。

    毕竟现在的形势不同,他不需要依赖秣陵对抗中原。

    张纮、虞翻都同意孙策的决定,除了石头城之外,暂时不考虑其他的建筑。即使是石头城也不打算建得规模太大,有几座宫殿,符合孙策的吴王身份就行。

    石头城还在图纸上,孙策邀蔡邕到汤山别苑小住。

    再次见到孙策,蔡邕心情很好。这些年他在襄阳著史,进展顺利,初稿已经完成大半,相关的志书已经全部完成了。只是蔡琰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说他所著的史书与孙策期望的史书有一定的距离,即使写完了,付刊印行的可能性也不大。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安,借着这次机会,他想和孙策见个面,交换一下意见。

    孙策看完了蔡邕带来的目录和一部分书稿,考虑了很久时间,又和张纮、虞翻等人反复商量,最后做出决定:蔡邕还按原计划完成史书,他已经六十六岁了,还有没有精力重来一遍实在是个问题。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虽然与孙策期望的还有一些距离,却也无愧于一部良史。既然写出来了,就应该印行天下。这部书完成之后,如果他还有精力完成改版,到时候再印就是了。如今印书成本大幅度下降,多印一两部书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新旧两部史相对照,白纸黑字,也能记载这个时代的变迁,让后人有更确切的感受。

    蔡邕如释重负,心情大好。他主动提及了新版的计划。他虽然在襄阳著史,却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作为有名的大儒,各郡县出版新书都会送一份给他,不少学问争论还需要他仲裁,因此他对学术界的动向一清二楚,就连杨彪、黄琬还在撰写中的官制史稿都如数家珍,对孙策的希望早有领会。

    “大王所求者,道也。”蔡邕如是说,自信满满。“先天地而生的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道,不以人心为转移的道,是为道学。”

    张纮听了蔡邕的意见后,有些担心。“会不会与道家学说相混,让人误以为是《淮南子》一类。”一边说,他一边看了孙策一眼。

    孙策心领神会。张纮考虑的不仅是学术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刘安召集门客著《淮南子》是有政治目的的,刘安后来也成了谋逆的藩王。谋逆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还失败了。如果将他提倡的学说命为道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刘安,也会让人觉得他孙策就是刘安的翻版,不吉利。

    蔡邕显然深谙此道,抚着胡须,面露得意之色。“此道学非彼道学,《淮南子》不过是一群门客的文集,且不说那些人是不是真正的学者,其书内容也不统一,不过各说各话罢了,互相矛盾之处不一而足,只可称为汇编,不能称为新学。大王提倡新学,却不盲目信古,不盲目尚贤,唯道是从,上下而求索,直追道之本原。道者,众妙之门,玄之又玄,我觉得可以称为玄学。”

    孙策愕然,怎么折腾了半天,又回到玄学上去了?

    “大王以为不妥?”蔡邕看起来有些意外。

    孙策没吭声,转向张纮。张纮却觉得不错。“玄学好,幽而远,小而隐,环环相扣,有上古结绳计数之象,乃是文明之始,溯本求源,可以将儒道及百家一举囊括,撷采百家精华,再开新风。”

    孙策仔细想了想,也觉得张纮说得有理。他对玄学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觉得玄学就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实际上真正的玄学并非如此,开始是有抛弃儒学之繁缛,返本清源的用意在内,也就是他所做的,蔡邕所说的求本源之道。只是后来魏晋政局动荡,司马氏得位不正,刻意打压士林,这才将玄学引入歧路。

    玄学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学风发展到汉末,读书人意识到儒学出现了偏差,自觉的进行反省、纠偏的趋势所然。他的出现并不是逆转趋势,而是往其中添加了一些唯实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他为玄学的出现提供了助力,让玄学提前几十年出现了。

    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蔡邕提出这个名词,提倡新学风,总比他一个半文盲更有号召力、说服力。连蔡邕这样的老学者都可以改变思路,主动求新求变,不正是他期望的结果么。

    “蔡公不愧是当代通儒,一语破的。”孙策笑眯眯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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