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内调后，北洋第三镇也跟着回了关内，第六镇被调了出来，统制是吴禄贞，又过了些日子，根据朝廷编练新军36个镇的要求，锡良便想从第五镇和第六镇中抽出一部分人马，再加上部分协巡队和绿营合编成一个镇，任务就落在陈宦头上。
夏夜深深，奉天的天气可比四川凉爽多了，但陈宦仍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灯下不胜惆怅地回想到几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一个农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哥哥，可哥哥经常虐待他，甚至用铁器打得他昏过去。此后他就离开了家，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日子过得很是清贫。
1904年他却时来运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请他动身赴川，而汇款人居然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诉他本人。拿到钱后，事母至孝的他立刻给了母亲700两，哥哥是个小人，见他有了钱又换面孔，这只能让他在心里更加鄙夷。在成都住下后，他当晚就到总督府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人跑来看他，陈宦起初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正式会见才知道这就是锡良本人。锡良对他很满意，当即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任云贵总督，他又到云贵讲武堂任监督。这次锡良到了东北，他也跟着来了，主持练兵工作，任督练公所参议——就是蒋百里以前的位子。更绝的是，昨天他上总督衙门拜访，锡良居然开中门迎接他，因为后者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顾虑资格不够，还特地给陈宦捐了个四品京堂，事前却毫无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练兵一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却是件棘手之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但原本是北洋系统，多少和他有些面和心不和。至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补充一部分旧军的考虑则更让他头痛：奉天旧军一共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对编入新军的反应很冷淡，没有多少热情。
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还是待遇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重视新军，按理是众人求之不得的香饽饽才对，怎么会无动于衷？陈宦不是等闲之辈，很快就找明了原因——这两路旧军虽然是巡防营编制，但待遇和装备比新军并不差上多少，问了原委才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而新军中存在地不正之风却是更加不见踪影，单论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实际待遇甚至还要更强于新军。
这种情况立即触动了陈宦敏感的神经。来奉天3个多月，他最着力的工作便是加以调查。虽然调查揭示的结果很正常：两路统领是前任总督和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产业地股份，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很容易解释巡防营获得的多余经费。但这种显而易见的“顺理成章”却引得陈宦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宦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宦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地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宦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地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陈宦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虽然暂时没有对付秦时竹集团的好办法，但却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宦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地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轻描淡写地过去了，若不是总督在其他事上对自己仍然言听计从，陈宦几乎要怀疑锡良是不是已经听不进自己的劝解。锡良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陈宦虽然不解，但他是个识趣的人物，也不再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各省谘议局纷纷召开第一届常会，奉天谘议局亦在其列并且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统治。这还不算，锡良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1908年8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满以为对奉天建设大有裨益，不料一干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没人肯出钱支持，很是让他伤脑筋。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但锡良不信邪，撇开沈麒昌和禹子谟自行前去接洽其他绅商，结果回报时地结果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对总督表示恭顺和客气，但一说起钱，都吞吞吐吐，没有痛快话，要么就干脆表示一定要等辽阳集团有所动作他们才肯参与。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思路找秦时竹谈了一次。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300万元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
更让锡良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言谈举止中对奉天局面地发展思路清晰、条理明确，颇有章法，事帮他办成不说，临走时还孝敬了一张两万元地银票。到了这个当口，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与污蔑锡良已有9分怀疑，倒是认为徐世昌临走时特意关照说秦时竹“能办事会做人”地评语恰如其分。当然，陈宦的话他也信，锡良哪里会嗅不出秦时竹身上的与众不同呢？但目前的奉天局面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由于缓解了立宪派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又为议员争取到了实际利益，谘议局正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袁金铠在私下里都对秦时竹表示了感谢。特别是前者还兼任着奉天师范学堂的监督，秦时竹那张5万元的银票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好感倍增。
到了1909年12月间，秦时竹稳定了局面，成功渡过了信任危机……
夏夜深深，奉天的天气可比四川凉爽多了，但陈宦仍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灯下不胜惆怅地回想到几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一个农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哥哥，可哥哥经常虐待他，甚至用铁器打得他昏过去。此后他就离开了家，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日子过得很是清贫。
1904年他却时来运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请他动身赴川，而汇款人居然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诉他本人。拿到钱后，事母至孝的他立刻给了母亲700两，哥哥是个小人，见他有了钱又换面孔，这只能让他在心里更加鄙夷。在成都住下后，他当晚就到总督府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人跑来看他，陈宦起初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正式会见才知道这就是锡良本人。锡良对他很满意，当即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任云贵总督，他又到云贵讲武堂任监督。这次锡良到了东北，他也跟着来了，主持练兵工作，任督练公所参议——就是蒋百里以前的位子。更绝的是，昨天他上总督衙门拜访，锡良居然开中门迎接他，因为后者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顾虑资格不够，还特地给陈宦捐了个四品京堂，事前却毫无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练兵一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却是件棘手之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但原本是北洋系统，多少和他有些面和心不和。至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补充一部分旧军的考虑则更让他头痛：奉天旧军一共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对编入新军的反应很冷淡，没有多少热情。
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还是待遇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重视新军，按理是众人求之不得的香饽饽才对，怎么会无动于衷？陈宦不是等闲之辈，很快就找明了原因——这两路旧军虽然是巡防营编制，但待遇和装备比新军并不差上多少，问了原委才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而新军中存在地不正之风却是更加不见踪影，单论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实际待遇甚至还要更强于新军。
这种情况立即触动了陈宦敏感的神经。来奉天3个多月，他最着力的工作便是加以调查。虽然调查揭示的结果很正常：两路统领是前任总督和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产业地股份，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很容易解释巡防营获得的多余经费。但这种显而易见的“顺理成章”却引得陈宦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宦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宦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地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秦时竹集团背后还有德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就不用说了。辽阳集团的产业大多数是用德国技术和人材，光德国技师就有两百多个。而和日本人的这层关系更是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起先别人告诉陈宦新洮路、吉长路是秦时竹出面谈判时他还当作笑话——奉天没人了，居然让武将去交涉。但恰恰是这个武将将别人谈不成的事给谈成了；剿灭蒙匪，派了好几批都没办成，秦时竹派了个戈什哈副队长出马就搞定了。他似乎明白了徐世昌重用秦时竹的用心。眼下。铁路公司已经成立，动秦时竹便有挑衅日本人地嫌疑。即便他再有勇气在这个地头蛇上动土，招惹日本人的后果也是他所不敢的。不要说他陈宦不敢，就是朝廷也被洋人吓破了胆，到时候锡良再宠他，恐怕也保不住他。
陈宦是个意志坚强、百折不挠的人物，虽然暂时没有对付秦时竹集团的好办法，但却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陈宦不是小人，也不会轻信他人，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只能让他一笑了之——抛开任何偏见，秦时竹是奉天最有能力、最具品德的官员，但这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让他本能感觉到了危险。事出反常必为妖，倘若太平盛世，秦时竹说不定是能臣干吏，但大清已是风雨飘摇，这样的人物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他对锡良说了自己的担心，原本锡良也颇以为然，但奇怪地是，最近一段日子锡良却似乎有些改口，只说了声“切勿多言，我自有主张”轻描淡写地过去了，若不是总督在其他事上对自己仍然言听计从，陈宦几乎要怀疑锡良是不是已经听不进自己的劝解。锡良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陈宦虽然不解，但他是个识趣的人物，也不再多问。
他不知道的是，总督大人遇到了只有总督才有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各省谘议局纷纷召开第一届常会，奉天谘议局亦在其列并且提交了众多议案，有督抚交议案、议员提议案和人民提议案等，内容千奇百怪，但总的说来是要限制总督的**统治。这还不算，锡良提交的筹集资金建设葫芦岛港案（1908年8月徐世昌特聘英国工程师秀思对葫芦岛附近海域进行勘测，认定此处为建筑港口适宜之地）和移民屯垦案满以为对奉天建设大有裨益，不料一干立宪派议员居然不理不睬，没人肯出钱支持，很是让他伤脑筋。后来有个幕僚给他出主意，说奉天的绅商大都惟沈麒昌、禹子谟两人马首是瞻，只要这两人肯出面，这事就好办，而只有找到秦时竹，由他去说服，这两个人才会出面但锡良不信邪，撇开沈麒昌和禹子谟自行前去接洽其他绅商，结果回报时地结果大同小异：所有人都对总督表示恭顺和客气，但一说起钱，都吞吞吐吐，没有痛快话，要么就干脆表示一定要等辽阳集团有所动作他们才肯参与。
锡良没有办法，只好按这个思路找秦时竹谈了一次。说来也怪，等正式开常会的时候，这些议员纷纷表示可以出钱。陈茂德（夏海强的老丈人）带领一帮人准备筹建东北屯垦公司，由他们招募失地农民，先期发给种子、农具、路费，三年后与官府按地租五五分成，以十年为期。港口建设也募集到了300万元启动经费，明年春天就可以修筑了。
更让锡良意外的是，秦时竹并不像他所想的那样骄横跋扈，反而是个谦谦君子，一口一个“大人”，言谈举止中对奉天局面地发展思路清晰、条理明确，颇有章法，事帮他办成不说，临走时还孝敬了一张两万元地银票。到了这个当口，别人对秦时竹的诋毁与污蔑锡良已有9分怀疑，倒是认为徐世昌临走时特意关照说秦时竹“能办事会做人”地评语恰如其分。当然，陈宦的话他也信，锡良哪里会嗅不出秦时竹身上的与众不同呢？但目前的奉天局面他觉得还不适宜向秦时竹开刀，至少现在不行。由于缓解了立宪派和官府之间的矛盾，又为议员争取到了实际利益，谘议局正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袁金铠在私下里都对秦时竹表示了感谢。特别是前者还兼任着奉天师范学堂的监督，秦时竹那张5万元的银票也帮他解了燃眉之急，好感倍增。
到了1909年12月间，秦时竹稳定了局面，成功渡过了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