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时快，那时迟，就在他刚刚转身准备走过仓库区的那一刹那，一间房子迸裂出一团火球，“轰”的一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小野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爆炸形成的气浪已将他胁裹了起来，狠狠地摔在另一边，他努力将头甩了一下，不相信似的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落下来的地方正好是刚才那个铁皮罐头发出声响的地方。“啊”的一声惨叫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已去见他的天照大神了……
三分钟后，训练有素的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赶到了现场，映入他们视野的是一片火海，以及在火海中挣扎的众匪徒们……
第二天，《人民日报》大幅报道：“……昨夜，沈阳南站油品仓库不慎发生起火爆炸，当场炸死12人，炸死、烧伤30余人，爆炸威力极大，附近住户窗户全碎，爆炸还造成了大火，火势蔓延直至今日6时许方才得到有效控制，具体损失还在调查中……据附近目击者称，爆炸前毫无预兆，爆炸时正好有火车进站，因此伤亡惨重……从现场情况分析，事故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油品储藏不当所致，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可能，具体原因，警方目前正在严密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北疆巡阅使秦时竹、辽宁内务厅厅长葛洪义等极为关注，指示要妥善处理，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据悉，日本总领事、满铁公司、关东军铁路守备队已向政府和沈阳警察局提交了抗议书，抗议我方疏于管理，以至于酿成此次事件，沈阳警察局局长杨光表示一定尽力破案，给日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另悉，沈阳南站在此次事件中损毁严重，未来三天内将暂时停止货物发送、运输，凡事故发生时有货物寄存在仓库区的，可以于明日到车站指定地点登记损失。统一受偿……”
在沈阳发生重大变故的同时。京城也发生了重大变故，变故导火线正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参谋总长兼湖北都督黎元洪。
老黎虽然控制了湖北局势，但张振武犹如鱼骨在喉，让他十分难受。出于拉拢黎元洪的需要，袁世凯决定再帮他一把，再次电请张振武北上任职，共商国事，态度极为诚恳。黎元洪也赠送路费四千元，顶得上对方先前要求的四个月办公费用。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再度北上，同行的还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的**汤剂后。忘乎所以，满脑子想地都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一头钻进了袁世凯和黎元洪联手布置地圈套。在他上路时，黎元洪的催命电报也已拍给了袁世凯（此谓真电15日夜。张振武为调和南北感情，主持宴请北方将校，酒席结束，张振武带着几分醉意返回旅社，途径正阳门时，段芝贵早有人马埋伏在那里，一声令下，将张振武押解到军政执法处。几乎与此同时。方维也被军警逮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三个小时后。两人均被枪杀，而且是秘密行刑。
眼看张振武迟迟未归，同行众人觉察到事情不妙，赶紧查找。凌晨三时，三武之一的孙武带人赶到军法处营救，为时已晚，陆建章淡然地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
面对这样的结果，孙武等人默然无言，民社派领袖感到他们坑害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一夜无眠，清晨就赶往总统府质问，丝毫不得要领，旋又至哈汉章家中，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在收到陆建章的报告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好，随即就没有下文。陆建章感觉有些奇怪，但又不敢直问，只在那里支支吾吾地不肯走。
“怎么，你还有事？”袁世凯瞟了他一眼
“没，没……”这一眼看得陆建章头皮发麻，口里说没，脚下却丝毫没有移动半分。
“怕对外界不好交待？”袁世凯看穿了他的心思，“事情是我让你做地，你尽管大胆走吧。”
“这……”陆建章还在原地揣摩老袁的意思。
“这样吧，你就简单地出个告示，说是我让你按照军法处置地，至于原因嘛，涉及军事机密，暂时不能外泄。”
“我明白了。”得到了明确授权，陆建章才敢安心地离开总统府。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军法处故意没有声张，只在次日于金台旅馆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了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所发地军令，算是对各界正式宣布这一事件。
事实上，黎元洪的密电极为含糊，袁世凯并非不知，他故意将错就错，不事声张，不是为了替黎元洪保密，恰恰相反，老袁还要计上加计。
这类案件对袁世凯来说是拿手好戏，但对黎元洪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由于张振武有首义之功，更引起了人们地关切，军法处的告示不仅不能消除人们的怀疑，反而更起了煽动作用。民众的心理就是这样，你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吞吞吐吐，他们就越认为你有问题。
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革命有功人员，接着，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确实证据，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翎武，跑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要求“免死券”，嗅到风声的报界记者也格外兴奋，纷纷往军法处和总统府跑，谁都想从这里掏出点爆炸新闻来……
“大总统，现在来问的人很多啊，我快要招架不住了。”赵秉钧一脸谦恭地问道，“我们到底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黎都督是让我替他担负责任地，千方百计要求我保守秘密，难道我就这样说出去？”袁世凯放下报纸，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可如果硬挺着不说。对大总统地声誉不利。”赵秉钧向前一步。“现在各界议论纷纷，参议院都快吵翻天了。”
“是吗？”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回答。其实，他惯于以别人为工具，岂肯代人受过？之所以一时半会不抛出黎元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赵秉钧看了袁世凯一眼，他知道袁世凯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不能说出来，他要顺着袁世凯地心思说：“黎副总统发这个电报的意思很明确，确实要我们保密。按理说咱们应该遵照这个办理。但这个事情现在闹大了，不给外界一个明白的答复。恐怕难以服众。我倒是担心大总统到时候会受到各方面地指责，这对于政局稳定是不利地。不如……不如……”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就勉为其难，现在共和了嘛，大事确实要让众人知道。”袁世凯放下茶杯。“智庵，你去安排一下，就把黎副总统所有的电报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外界，不管是谁要证据，都找黎元洪要去。”
真电一出，舆论大哗。1日，由张伯烈领衔，20人参议员联合署名。正式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黎元洪的电报进行全面批驳，认为全部是诬蔑不实之词。对黎元洪的违宪行为，极为愤慨；次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各党参议员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谴责，同盟会参议员纷纷表示要弹劾政府，特别是要弹劾黎元洪、陆征祥和段祺瑞。
袁世凯假惺惺地做了一番解释，表面上看起来是为黎元洪推脱，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脱，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黎元洪不是想仿效我搞实力政治吗？我就让你尝尝参议员的炮火，让你明白这不是那么好学的。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越来越激烈，在袁世凯的有意引导下，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黎元洪，21日，同盟会本部发布了开除黎元洪地启事，指责他“擅杀元勋、破坏约法、动摇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他同盟会（尚未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协理并除名，后来又决定与其断绝一切关系。
其它政团及知名人士也对黎元洪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原本由黎元洪任社长地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大敌”，与其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
袁世凯对张、方二人本来并无成见，主要目的就是要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揭破他地政治阴谋，使其失去“忠厚长者”的伪誉，褪下“革命功臣”的光环，以便自己下手。直到成为千夫所指地过街老鼠，黎元洪才知道自己被袁世凯所卖，心情极其尴尬，以至于气喘病复发，精神憔悴。但他既然做了，就不甘心就此认输，哪怕错了，也得硬着头皮抗下去。他19日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仅仅过了两天，又变成了十五大罪状。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将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企图以此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为了转移视线，他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保证对张振武家优加抚恤，赡养其老母，开会追悼、亲往祭奠，无所不用其极……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去参谋总长及湖北都督一职，并推荐黄兴出任参谋总长，又向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职，一时间，整锅水都被搅浑了，让人分辨不清……
宋教仁从唐内阁的垮台和陆内阁的风波中得出一个结论，同盟会要想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党，同时他还认为，众多小党的分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就两大党对立，才能合乎民主原则，在他心目中，唯一有资格做同盟会对手的政党只有人民党。因此，同盟会要改组，加强自己地力量，而且是排除人民党地改组。
但对于改组，同盟会本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人认为，在时局动荡时进行改组，无疑会动摇同盟会这块招牌，甚至接连召开全体职员会和夏季大会后，多数会员仍然不同意宋教仁地主张，连蔡元培都表示“不能舍己从人，不能变更名称”，同盟会围绕着改组问题分成了两派。但对宋教仁有利的是，他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等分别当选了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派力量得到了加强。经过激烈的论争，大多数会员被迫同意改组。
宋教仁首先将目光对准了统一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统一党摇摆不定，受到共和党和袁世凯的夹击，让他们觉得有与同盟会靠拢的必要，但即使这样，统一党也不同意无条件合并，谈判一开始，谷钟秀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派代表到北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党的条件外，还额外附加了一条“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尤其是宋教仁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这些条件，原则上一律予以接受，但坚持在政纲中保留“民生”字样。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和党纲达成最后意见，是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个小政团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8月11日，五党代表开会，通过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成立，准备半个月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将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将“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男女平等”的条文，妥协的气氛在同盟会内部占据了上风。
三分钟后，训练有素的关东军铁道守备队赶到了现场，映入他们视野的是一片火海，以及在火海中挣扎的众匪徒们……
第二天，《人民日报》大幅报道：“……昨夜，沈阳南站油品仓库不慎发生起火爆炸，当场炸死12人，炸死、烧伤30余人，爆炸威力极大，附近住户窗户全碎，爆炸还造成了大火，火势蔓延直至今日6时许方才得到有效控制，具体损失还在调查中……据附近目击者称，爆炸前毫无预兆，爆炸时正好有火车进站，因此伤亡惨重……从现场情况分析，事故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天气炎热，油品储藏不当所致，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可能，具体原因，警方目前正在严密调查中……事故发生后，北疆巡阅使秦时竹、辽宁内务厅厅长葛洪义等极为关注，指示要妥善处理，防止此类事件再度发生……据悉，日本总领事、满铁公司、关东军铁路守备队已向政府和沈阳警察局提交了抗议书，抗议我方疏于管理，以至于酿成此次事件，沈阳警察局局长杨光表示一定尽力破案，给日方一个满意的答复……”
“另悉，沈阳南站在此次事件中损毁严重，未来三天内将暂时停止货物发送、运输，凡事故发生时有货物寄存在仓库区的，可以于明日到车站指定地点登记损失。统一受偿……”
在沈阳发生重大变故的同时。京城也发生了重大变故，变故导火线正是中华民国副总统、参谋总长兼湖北都督黎元洪。
老黎虽然控制了湖北局势，但张振武犹如鱼骨在喉，让他十分难受。出于拉拢黎元洪的需要，袁世凯决定再帮他一把，再次电请张振武北上任职，共商国事，态度极为诚恳。黎元洪也赠送路费四千元，顶得上对方先前要求的四个月办公费用。在袁、黎的哄骗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再度北上，同行的还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13人。
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的**汤剂后。忘乎所以，满脑子想地都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一头钻进了袁世凯和黎元洪联手布置地圈套。在他上路时，黎元洪的催命电报也已拍给了袁世凯（此谓真电15日夜。张振武为调和南北感情，主持宴请北方将校，酒席结束，张振武带着几分醉意返回旅社，途径正阳门时，段芝贵早有人马埋伏在那里，一声令下，将张振武押解到军政执法处。几乎与此同时。方维也被军警逮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三个小时后。两人均被枪杀，而且是秘密行刑。
眼看张振武迟迟未归，同行众人觉察到事情不妙，赶紧查找。凌晨三时，三武之一的孙武带人赶到军法处营救，为时已晚，陆建章淡然地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
面对这样的结果，孙武等人默然无言，民社派领袖感到他们坑害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一夜无眠，清晨就赶往总统府质问，丝毫不得要领，旋又至哈汉章家中，准备采取政治行动。
袁世凯在收到陆建章的报告后，只是淡淡地说了声好，随即就没有下文。陆建章感觉有些奇怪，但又不敢直问，只在那里支支吾吾地不肯走。
“怎么，你还有事？”袁世凯瞟了他一眼
“没，没……”这一眼看得陆建章头皮发麻，口里说没，脚下却丝毫没有移动半分。
“怕对外界不好交待？”袁世凯看穿了他的心思，“事情是我让你做地，你尽管大胆走吧。”
“这……”陆建章还在原地揣摩老袁的意思。
“这样吧，你就简单地出个告示，说是我让你按照军法处置地，至于原因嘛，涉及军事机密，暂时不能外泄。”
“我明白了。”得到了明确授权，陆建章才敢安心地离开总统府。根据袁世凯的旨意，军法处故意没有声张，只在次日于金台旅馆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公布了袁世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所发地军令，算是对各界正式宣布这一事件。
事实上，黎元洪的密电极为含糊，袁世凯并非不知，他故意将错就错，不事声张，不是为了替黎元洪保密，恰恰相反，老袁还要计上加计。
这类案件对袁世凯来说是拿手好戏，但对黎元洪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是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由于张振武有首义之功，更引起了人们地关切，军法处的告示不仅不能消除人们的怀疑，反而更起了煽动作用。民众的心理就是这样，你越是遮遮掩掩、越是吞吞吐吐，他们就越认为你有问题。
黄兴放了第一炮，通电谴责政府用不正当的手段擅杀革命有功人员，接着，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等提出质问，要求政府提出张、方二人的确实证据，还有两个武——孙武和蒋翎武，跑去见袁世凯，口口声声要求“免死券”，嗅到风声的报界记者也格外兴奋，纷纷往军法处和总统府跑，谁都想从这里掏出点爆炸新闻来……
“大总统，现在来问的人很多啊，我快要招架不住了。”赵秉钧一脸谦恭地问道，“我们到底怎么办？”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黎都督是让我替他担负责任地，千方百计要求我保守秘密，难道我就这样说出去？”袁世凯放下报纸，不以为然地回答道。
“可如果硬挺着不说。对大总统地声誉不利。”赵秉钧向前一步。“现在各界议论纷纷，参议院都快吵翻天了。”
“是吗？”袁世凯故作惊讶地回答。其实，他惯于以别人为工具，岂肯代人受过？之所以一时半会不抛出黎元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
赵秉钧看了袁世凯一眼，他知道袁世凯心里在想什么，但他不能说出来，他要顺着袁世凯地心思说：“黎副总统发这个电报的意思很明确，确实要我们保密。按理说咱们应该遵照这个办理。但这个事情现在闹大了，不给外界一个明白的答复。恐怕难以服众。我倒是担心大总统到时候会受到各方面地指责，这对于政局稳定是不利地。不如……不如……”
“那好吧，既然大家都很关心。我也就勉为其难，现在共和了嘛，大事确实要让众人知道。”袁世凯放下茶杯。“智庵，你去安排一下，就把黎副总统所有的电报都明明白白地告诉外界，不管是谁要证据，都找黎元洪要去。”
真电一出，舆论大哗。1日，由张伯烈领衔，20人参议员联合署名。正式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黎元洪的电报进行全面批驳，认为全部是诬蔑不实之词。对黎元洪的违宪行为，极为愤慨；次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各党参议员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谴责，同盟会参议员纷纷表示要弹劾政府，特别是要弹劾黎元洪、陆征祥和段祺瑞。
袁世凯假惺惺地做了一番解释，表面上看起来是为黎元洪推脱，实际上是在为自己推脱，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黎元洪不是想仿效我搞实力政治吗？我就让你尝尝参议员的炮火，让你明白这不是那么好学的。
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越来越激烈，在袁世凯的有意引导下，人们把矛头指向了黎元洪，21日，同盟会本部发布了开除黎元洪地启事，指责他“擅杀元勋、破坏约法、动摇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他同盟会（尚未正式改组为国民党）协理并除名，后来又决定与其断绝一切关系。
其它政团及知名人士也对黎元洪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原本由黎元洪任社长地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大敌”，与其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
袁世凯对张、方二人本来并无成见，主要目的就是要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揭破他地政治阴谋，使其失去“忠厚长者”的伪誉，褪下“革命功臣”的光环，以便自己下手。直到成为千夫所指地过街老鼠，黎元洪才知道自己被袁世凯所卖，心情极其尴尬，以至于气喘病复发，精神憔悴。但他既然做了，就不甘心就此认输，哪怕错了，也得硬着头皮抗下去。他19日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仅仅过了两天，又变成了十五大罪状。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将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企图以此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为了转移视线，他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保证对张振武家优加抚恤，赡养其老母，开会追悼、亲往祭奠，无所不用其极……
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去参谋总长及湖北都督一职，并推荐黄兴出任参谋总长，又向参议院提出辞去副总统职，一时间，整锅水都被搅浑了，让人分辨不清……
宋教仁从唐内阁的垮台和陆内阁的风波中得出一个结论，同盟会要想反对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就必须建立一个真正强大的政党，同时他还认为，众多小党的分立，不利于“和平竞争”，只有造就两大党对立，才能合乎民主原则，在他心目中，唯一有资格做同盟会对手的政党只有人民党。因此，同盟会要改组，加强自己地力量，而且是排除人民党地改组。
但对于改组，同盟会本部的意见并不统一，很多人认为，在时局动荡时进行改组，无疑会动摇同盟会这块招牌，甚至接连召开全体职员会和夏季大会后，多数会员仍然不同意宋教仁地主张，连蔡元培都表示“不能舍己从人，不能变更名称”，同盟会围绕着改组问题分成了两派。但对宋教仁有利的是，他与赞成改组的孙毓筠、张耀曾等分别当选了总务、财政、政事部主任，改组派力量得到了加强。经过激烈的论争，大多数会员被迫同意改组。
宋教仁首先将目光对准了统一党，由于在陆内阁风潮中统一党摇摆不定，受到共和党和袁世凯的夹击，让他们觉得有与同盟会靠拢的必要，但即使这样，统一党也不同意无条件合并，谈判一开始，谷钟秀就提出三项先决条件：1、变更同盟会名义；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在双方的谈判过程中，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派代表到北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党的条件外，还额外附加了一条“取消男女平权”的要求。同盟会尤其是宋教仁为了求得合并的成功，对这些条件，原则上一律予以接受，但坚持在政纲中保留“民生”字样。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就党名和党纲达成最后意见，是日，在北京的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两个小政团也派代表与会，同意加入合并。8月11日，五党代表开会，通过宣言，宣布中国国民党成立，准备半个月后召开正式成立大会。
国民党宣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以“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保持国际平和”为党纲。将实行民生主义改为含糊的“采用民生政策”，将“力谋国际平等”改为毫无意义的“保持国际平和”，又不顾女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取消了“男女平等”的条文，妥协的气氛在同盟会内部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