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考虑都很周全，确实，如果都在日本建造的话，时间上完全来得及，在质量上也更有把握，但是，从长远来考虑，我认为安排两条订单给江南厂是适宜的。”夏海燕微笑着说，“随着航运业务的拓展，我们还需要众多的货轮，如果都订购外国船厂的轮船，不仅花费颇大而且不能指挥如意，倘若国家有事，我们自身便无能为力。这次的订单，也是给江南厂一个机会，希望他们能抓住机会实现大发展。诸位除了熊主任外，都是江南厂的股东或董事，我想你们必然也希望看着江南厂茁壮成长吧？这一次也许价格不便宜，工期也偏长，但我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们对自己要有信
沈麒昌点点头：“言之有理。想到江南厂这事，我就想起以前的辽阳钢铁公司，我们刚刚出炉的第一吨钢轨，不仅成本高而且质量也没有进口货好，但不到一年，经过大力改进，不仅质量上去了，成本也降下来了，以至于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轨钢，都是咱们辽阳货（还有一些是汉阳货）。再比如说范旭东他们搞的化工产品，我们明明可以从德国进口，不仅方便，利润也高，但还是坚持自己搞了。现在怎样？大家都很清楚，连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秉三你不是商人，但是也从盐税那里尝到了甜头。很多事情，一开始都难，前景都不看好，但到后来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想江南厂也有这个潜力。”
唐绍仪笑了：“沈老可谓是意气风发啊，其实，我也相信咱们中国人不比洋人差。*你说起这些。我倒想起我的同学詹天佑来。那么多洋人工程师望而却步的京张铁路愣是给他修好了……”
众人大笑。沈麒昌代表了远东航运最大的股份，他的最后拍板等于是定下了基调。
“那好，到时候签合同就要有劳沈老和几位了，我明天打算随政府团去考察教育，特别是女子和师范教育，不能出席签字仪式了。”夏海燕完成了任务，心情格外舒坦。
“我也要向沈老请假。我们明天也主要参观教育。这签字仪式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唐先生客气了，你是团长，大部队到哪里行动还不是你说了算，参观教育也是要紧事。”
由此，考察团兵分两路，一路以商务洽谈为主，除了造船合同外，还有各类机械订货合同、土特产出口合同（主要是大豆）等；另一路以观光为主，赴奈良。游春日神社、二月堂、东大寺、大佛寺等名胜古迹及学校教育品展览会，随后又从奈良乘火车经过富士山麓到达东京，开始走马灯似的参观访问。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它与其卫星城横滨是日本地文化、金融中心，这是唐绍仪等人此次考察地重点。到东京后，首先系统地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北疆考察团先后参观考察了大仓商业学校、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高等师范学校、商务学校。日本的师范学校之多令唐绍仪等人感到惊讶，日本人的教育观念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海燕在参观时和众人小声提到，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的得到了2亿两白银赔款基本都用于了基础教育，众人心头都是一凛，这是一种被深深刺痛了地感觉。熊希龄和黄炎培等人暗暗咬牙发誓，无论有多困难。一定也要在北疆普及基础教育。
东京还有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地成诚学校。考察团特别对这个学校进行了参观、访问，看望了正在这里学习的二百七十八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五十人是各省保送的官费留学生（北疆方面不多，基本都去欧美了）。唐绍仪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学成之后为国家的强盛尽力，特别欢迎他们去北疆工作。另外在横滨还参观了华商公立大同、中华两所学校，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参观，考察团得知日本的学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商业学校，如大仓商业学校就是这类学校的典型。它的学制是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主要培养国营商业一般服务人员，本科生除预科所设课程外，还耍学习经济、法规、簿记、商品学、商业实践等等。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充实商事机构地高级管理人员。大仓商业学校与其它商校不同的地方是它还附设了夜校专修科，招收那些白天做工养家糊口，没有时间读书的贫寒子弟。大仓商校地创建人大仓喜八郎自己就是贫寒出身，他通过顽强的努力、刻苦的自学而成为一位名闻日本的实业家（即大仓组财团）。
黄炎培在笔记本上刷刷的记下：……可借鉴大仓模式，开办夜校，一方面可有效利用馆舍，不必投入大量经费建造新校，另一方面可方便已工作但仍需学习的贫寒子弟。考察团还了解到，大仓商校从开办、购地、建房、置办学校设备所需十万多元，全部都是大仓喜八郎独捐，学校的常年经费也是由大仓先生专门存入银行的款项生息而来。这项款每年利息大约两万，足以满足经费需要。很多商业巨子深受感触，荣德生为此曾在日记中发出感想：“……盖八郎徒手起家，不数十年，致富数百万。而能栽培后生，体恤寒酸若此，其胸襟非寻常人所能及，可钦佩也。”他对于大仓喜八郎捐资兴学地行动极为赞赏，并且打算效法。其后几十年，荣氏家族果然实现了这一愿望。
日本学校地第二类是师范学校。这类学校又分国立和府立两种，专为全国城乡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师。学制分三年、四年两种。并分文、理、制艺三科。无论国立或府立师范，都附有小学和幼稚园，作为学校自己地教学实践的练习场所。东京的府立师范学校，还兼设了师范的简易科，专门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员。黄炎培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中国为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以普及小学为基础。而简易师范又是基础地基础。这种学制一至二年地简易科对迅速大量培养初级教育人才十分有效，他称之“欲求速成师范，当取此法”。
第三类是工科学校。如商船学校，分为海船制造与机关驾驶二科，学制为四年，以培养工程师、大副为目的。陈设有教室、实验室、自修室、练船场外，还附设造船厂。供学员实习制造之用。工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工学并举”。教师同时也是学校附设工厂的工程师，学生是半工半读，相辅而行。所以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任职以后能够很快发挥作用。北疆也设有工业高等专科，只是由于事业草创，分类不及日本这么细致。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协议，既要聘请日方顾问也要聘请日方教师。顾问方面日本催得紧，秦时竹基本都已经办好。但教师方面迟迟没有全部到位，日方心里也很急躁，按照他们的既定目标。是需要对华输出大量教师，以便影响中国青年，因此在考察团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方面热情接待，随即又不遗余力地大力推销。教育系统地几位官员心里有数，对日本推荐地其他教师都不感兴趣，唯独聘请了20位西医教师和10位法科教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日本西医学习欧美已取得相当成就。中国很多西医名词都是直接来自于日文翻译。由日方发挥二传手功能，比较合适。鲁迅先生（周树人。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经在仙台医学院受过藤野先生的教诲，闻得这次考察，特意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夏海燕本身就是医科出生，对于医学相当熟悉，在她的把关下，20位理论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日本教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书。至于法科，则是着眼于中国法律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的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用的法律体系与清朝有很多相象之处，这种亲缘性远较西方法律（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要来得大，而且对各种法学名词地翻译也以采用日文译法比较得当。清末修律时，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专家的下拿出了《大清新刑律》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实现法律近代化，非继续这条道路不可。
在东京的日子里，除了重点考察教育之外，唐绍仪、熊希龄、禹子谟等还拜访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会晤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冈正义。
在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众人见到了松冈正义。松冈穿着一身宽大的和服，脚穿分为两叉的袜子，尽管上了年纪还是腰板笔直地坐着。他已经知道考察团到日本以后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群聪明好学的中国官员，特别是其中有妇女参与，更是由衷感到吃惊，认为中国地女权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地前头。对中国官员能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高兴，认为这种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员上所看不到地。
“如果中国的官员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日本某些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谢松冈阁下对我们的夸奖，我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况且，不管两国有过什么样的误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是真诚希望中日友好。”
“听说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松冈大笑，“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人才辅佐，我相信秦时竹君将来一定能成一番大事业，可惜我不能和这位年青将军会面……”
“临行前，复生告诉我，希望尽力邀请一些日本名流，且对中国友好的人去中国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冈先生去了，秦时竹将军一定会出郊30里欢迎的……”
松冈意味深长地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将来走势如何，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我已经老了，今后的航向，还要靠你们把握。”
松冈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为日本人，他无法摆脱日本国民的民族情结，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番话语既隐晦又确实。
在广东、福建相继取消独立，江苏、安徽、江西讨袁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境地后，湖南都督谭延开始着了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组保，可免生灵徐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风、程潜等人先后逃往上海并转赴日本，谭延遂于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但谭又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以免对方做困兽之斗。
继广东、福建之后，湖南取消独立，而江苏、江西的军事态势日益呈现恶化态势。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容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遇有艰难险阻，则一走了事！
沈麒昌点点头：“言之有理。想到江南厂这事，我就想起以前的辽阳钢铁公司，我们刚刚出炉的第一吨钢轨，不仅成本高而且质量也没有进口货好，但不到一年，经过大力改进，不仅质量上去了，成本也降下来了，以至于现在国内几乎所有的轨钢，都是咱们辽阳货（还有一些是汉阳货）。再比如说范旭东他们搞的化工产品，我们明明可以从德国进口，不仅方便，利润也高，但还是坚持自己搞了。现在怎样？大家都很清楚，连英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在用我们的产品。秉三你不是商人，但是也从盐税那里尝到了甜头。很多事情，一开始都难，前景都不看好，但到后来优势就体现出来了，我想江南厂也有这个潜力。”
唐绍仪笑了：“沈老可谓是意气风发啊，其实，我也相信咱们中国人不比洋人差。*你说起这些。我倒想起我的同学詹天佑来。那么多洋人工程师望而却步的京张铁路愣是给他修好了……”
众人大笑。沈麒昌代表了远东航运最大的股份，他的最后拍板等于是定下了基调。
“那好，到时候签合同就要有劳沈老和几位了，我明天打算随政府团去考察教育，特别是女子和师范教育，不能出席签字仪式了。”夏海燕完成了任务，心情格外舒坦。
“我也要向沈老请假。我们明天也主要参观教育。这签字仪式实在是分身乏术啊……”
“唐先生客气了，你是团长，大部队到哪里行动还不是你说了算，参观教育也是要紧事。”
由此，考察团兵分两路，一路以商务洽谈为主，除了造船合同外，还有各类机械订货合同、土特产出口合同（主要是大豆）等；另一路以观光为主，赴奈良。游春日神社、二月堂、东大寺、大佛寺等名胜古迹及学校教育品展览会，随后又从奈良乘火车经过富士山麓到达东京，开始走马灯似的参观访问。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它与其卫星城横滨是日本地文化、金融中心，这是唐绍仪等人此次考察地重点。到东京后，首先系统地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北疆考察团先后参观考察了大仓商业学校、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府高等师范学校、商务学校。日本的师范学校之多令唐绍仪等人感到惊讶，日本人的教育观念和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夏海燕在参观时和众人小声提到，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的得到了2亿两白银赔款基本都用于了基础教育，众人心头都是一凛，这是一种被深深刺痛了地感觉。熊希龄和黄炎培等人暗暗咬牙发誓，无论有多困难。一定也要在北疆普及基础教育。
东京还有一所专为中国留学生而设地成诚学校。考察团特别对这个学校进行了参观、访问，看望了正在这里学习的二百七十八名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五十人是各省保送的官费留学生（北疆方面不多，基本都去欧美了）。唐绍仪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学成之后为国家的强盛尽力，特别欢迎他们去北疆工作。另外在横滨还参观了华商公立大同、中华两所学校，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察、参观，考察团得知日本的学校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商业学校，如大仓商业学校就是这类学校的典型。它的学制是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预科主要培养国营商业一般服务人员，本科生除预科所设课程外，还耍学习经济、法规、簿记、商品学、商业实践等等。这些学生毕业后，大多充实商事机构地高级管理人员。大仓商业学校与其它商校不同的地方是它还附设了夜校专修科，招收那些白天做工养家糊口，没有时间读书的贫寒子弟。大仓商校地创建人大仓喜八郎自己就是贫寒出身，他通过顽强的努力、刻苦的自学而成为一位名闻日本的实业家（即大仓组财团）。
黄炎培在笔记本上刷刷的记下：……可借鉴大仓模式，开办夜校，一方面可有效利用馆舍，不必投入大量经费建造新校，另一方面可方便已工作但仍需学习的贫寒子弟。考察团还了解到，大仓商校从开办、购地、建房、置办学校设备所需十万多元，全部都是大仓喜八郎独捐，学校的常年经费也是由大仓先生专门存入银行的款项生息而来。这项款每年利息大约两万，足以满足经费需要。很多商业巨子深受感触，荣德生为此曾在日记中发出感想：“……盖八郎徒手起家，不数十年，致富数百万。而能栽培后生，体恤寒酸若此，其胸襟非寻常人所能及，可钦佩也。”他对于大仓喜八郎捐资兴学地行动极为赞赏，并且打算效法。其后几十年，荣氏家族果然实现了这一愿望。
日本学校地第二类是师范学校。这类学校又分国立和府立两种，专为全国城乡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师。学制分三年、四年两种。并分文、理、制艺三科。无论国立或府立师范，都附有小学和幼稚园，作为学校自己地教学实践的练习场所。东京的府立师范学校，还兼设了师范的简易科，专门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员。黄炎培对此十分感兴趣，认为中国为提高国民素质。必须以普及小学为基础。而简易师范又是基础地基础。这种学制一至二年地简易科对迅速大量培养初级教育人才十分有效，他称之“欲求速成师范，当取此法”。
第三类是工科学校。如商船学校，分为海船制造与机关驾驶二科，学制为四年，以培养工程师、大副为目的。陈设有教室、实验室、自修室、练船场外，还附设造船厂。供学员实习制造之用。工科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工学并举”。教师同时也是学校附设工厂的工程师，学生是半工半读，相辅而行。所以培养出的人才大多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经验，任职以后能够很快发挥作用。北疆也设有工业高等专科，只是由于事业草创，分类不及日本这么细致。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协议，既要聘请日方顾问也要聘请日方教师。顾问方面日本催得紧，秦时竹基本都已经办好。但教师方面迟迟没有全部到位，日方心里也很急躁，按照他们的既定目标。是需要对华输出大量教师，以便影响中国青年，因此在考察团参观访问的时候，一方面热情接待，随即又不遗余力地大力推销。教育系统地几位官员心里有数，对日本推荐地其他教师都不感兴趣，唯独聘请了20位西医教师和10位法科教授。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日本西医学习欧美已取得相当成就。中国很多西医名词都是直接来自于日文翻译。由日方发挥二传手功能，比较合适。鲁迅先生（周树人。现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曾经在仙台医学院受过藤野先生的教诲，闻得这次考察，特意推荐了自己的老师。夏海燕本身就是医科出生，对于医学相当熟悉，在她的把关下，20位理论精深，实践经验丰富的日本教师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书。至于法科，则是着眼于中国法律体制改革和健全司法的需要，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所用的法律体系与清朝有很多相象之处，这种亲缘性远较西方法律（包括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要来得大，而且对各种法学名词地翻译也以采用日文译法比较得当。清末修律时，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专家的下拿出了《大清新刑律》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实现法律近代化，非继续这条道路不可。
在东京的日子里，除了重点考察教育之外，唐绍仪、熊希龄、禹子谟等还拜访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会晤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财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冈正义。
在一间约有二十铺席宽的客厅里，众人见到了松冈正义。松冈穿着一身宽大的和服，脚穿分为两叉的袜子，尽管上了年纪还是腰板笔直地坐着。他已经知道考察团到日本以后的工作情况，他很喜欢这群聪明好学的中国官员，特别是其中有妇女参与，更是由衷感到吃惊，认为中国地女权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地前头。对中国官员能有如此勤奋刻苦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感到高兴，认为这种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员上所看不到地。
“如果中国的官员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这样的人，那对于我们日本某些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谢松冈阁下对我们的夸奖，我认为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对中日两国都有好处。况且，不管两国有过什么样的误会，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是真诚希望中日友好。”
“听说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现在看来所言不虚啊！”松冈大笑，“能有你这么出色的人才辅佐，我相信秦时竹君将来一定能成一番大事业，可惜我不能和这位年青将军会面……”
“临行前，复生告诉我，希望尽力邀请一些日本名流，且对中国友好的人去中国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冈先生去了，秦时竹将军一定会出郊30里欢迎的……”
松冈意味深长地说：“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将来走势如何，都掌握在你们手中，我已经老了，今后的航向，还要靠你们把握。”
松冈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为日本人，他无法摆脱日本国民的民族情结，但作为一个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的一番话语既隐晦又确实。
在广东、福建相继取消独立，江苏、安徽、江西讨袁军在军事上陷于不利境地后，湖南都督谭延开始着了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组保，可免生灵徐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
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风、程潜等人先后逃往上海并转赴日本，谭延遂于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但谭又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以免对方做困兽之斗。
继广东、福建之后，湖南取消独立，而江苏、江西的军事态势日益呈现恶化态势。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容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遇有艰难险阻，则一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