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可以理解,但山本毕竟是军方代表……恐怕。”

    “你难道没看出来么?山本上台后日本全力发展海军,191财年海军拨款增加近一倍,191财年据说还要再增加四成以上,海军军费的暴涨带来了陆军军费的压抑……这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件好事,日本海军原本已经很强了,譬如有100万吨军舰,再增加20万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但陆军如果增加4个师团,我们的压力却是的的确确的。前些时候国安局不是已递上了情报?日本近卫师团的火力密度还比不上我们的1116师,更不用说和中央警卫师何教导师相比,难道我们要坐视陆军力量增长的内阁上台?从世界大势来说,日本海军军力的增长最感到威胁的并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人……”

    “有点意思,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日本军阀,总是将自己的派阀利益放在首位的,海军的人掌权,肯定全力发展海军,准备与英美争锋,这远远强过民主派为了掌权而不得不屈服于陆军要求的变局,所以,保住山本这个海军军阀内阁看似不可思议之动机,却是我们的最优选择。加上我们前些日子与日本海军之间的良好关系,我深信山本不会不明白这一点。”

    “你打算达到什么目的呢?”“第一,与日本缓解关系,最近日本方面一直就几条铁路逼迫得很紧,我们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也让山本看起来有些对华政绩,使得他更有资本和威信来抑制住陆军尤其是关东军方面的恣意妄为;第二、私下里要与山本达成谅解,不要再暗地国民党;第三、巩固山本的地位,让他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扩充海军,日本海军扩充得越厉害,他能用于发展经济的资源就越少。也就越难在一战中捞取便宜;第四,将信息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给美国,让美国对日本提高警惕,在远东的博弈中能争取到美国的同情或者倾斜是很理想的选择……”

    “好的,那我去布置……”

    “不用太着急,等我先打开一个外交缺口再说……”秦时竹地眼光中透露着狡黠地微笑。

    民国成立已经两年。迄今为止,除一些零零落落之小国外,尚无任何列强正式承认中国。虽然各国在前清派驻时期的公使、领事等外交官员依然存在,且在实际中也履行着正常的外交使命,但名义上没有一种外交关系的存在,终究让人有些难堪。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中承认前清一切债务和条约,恳请外国承认,没有一个大国愿意与之打交道。袁世凯时期。为了换取列强承认,不惜以出卖大量权益之善后借款为代价,结果护国战争起。善后借款未及签字便已成为废纸一张,承认自然也无从谈起。但是,虽然欧洲各国与中国之间没有明确的外交关系,但各种借款、安排一直都能达成协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事。

    秦时竹上台后在国情咨文中对国会允诺下两件事:“第一:稳定内政,包括社会稳定和财政稳定。第二:发展外交,主要是在外交上有所突破,至少要让各大列强承认新中国。”前一段时间,秦时竹忙着布置戡平川乱、中原剿匪、财政经济、铁路建设等各方面的事务。一直无暇分身外交,待到稍有空闲,便立刻听取了外交部地汇报。

    陆征祥是袁世凯政府时期的外交部长,在前清时节历任驻俄公使等职务,算得上是一位老外交家,对秦时竹上台后予的信任也一直心存感激。特别是在中俄边境冲突时北疆的外交表现让陆征祥尤为钦佩,虽然唐绍仪是当时的首席代表,但谁都知道,他背后其实赫然就是那位原先的北疆巡阅使、现在的大总统。

    “禀告总统。自新政府成立以来,按照总统的建交方针,我和颜次长分别对英、美、法、德、日、俄等各大国公使进行了外交谈判,结果各国以协调一致为缘由,对我方建议和诚心一直含含混混、没有一句明话,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重大的突破。请总统恕罪!”

    “包袱不要太重。民国成立近两载。两任总统。数任外交总长都没有把事情办妥。你们要想在这两个多月里完成突破确实难度很大。何罪之有?今天约你们谈话。主要是探讨一下突破地重点放在何处?究竟应该以什么正确地方针来行事?该付出多大地牺牲和代价?我想。这些国家虽然标榜国际协调。但终究是有矛盾和利益冲突地。不会是铁板一块吧?你们不要有所顾忌。”

    “总统所言极是。各国虽然表面上敷衍。但实质态度和接洽情形是不一样地。卑职以为。外交上最有可能突破是德、美。最难突破地英惠庆一一道来。“德国在欧洲由于身处俄、英、法三大国之包围。急于打破封锁。对我国抱有热切期望。特别是我国在边疆冲突与俄国交恶后。更是显示了浓厚地兴趣。卑职浅见。由于总统当日在北疆巡阅使任上与德国方面交情菲浅。故认为德国外交突破最易。美国对我国领土、主权野心不大。主要在于经济利益。总统既然公开首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上已契合了美国地要求。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利益冲突。美国对华利益一直受英日同盟排挤。急于打开新局面。故而突破也较容易。英国虽然一直在口头上宣传中英友好。但对于我国新政府上台其实是有戒心地。据卑职在南方地好友透露。英国领事一直在和冯国璋等人在接触。据说朱尔典也参与其中。根据卑职地理解。这是英国一贯以华制华地手段。英国在善后借款、西藏问题上所表现出地强硬。正是英国压迫我让步之期望。再加上朱尔典和袁世凯之间交情深厚。大总统推倒袁世凯后。彼不免有所疑虑。俄国为外交之最难者。一来俄国曾与我国就蒙古问题兵戎相见。虽然外界都渲染为小冲突、偶然地冲突。但卑职认为俄人怀恨在心。对我领土主权之觊觎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故建交困难重重。”

    陆征祥小声道:“卑职此间听闻一小道消息。谓前不久以复辟罪名逮捕之铁良曾与俄国公使有过会晤。据说俄国方面有意扶持清廷复辟。事成后以蒙古和北满割让为报酬……此事曾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最近才刚刚平息。不知总统是否听说此事?”

    “我倒没听说此事。”秦时竹摇摇头。这事其实就是秦时竹授意葛洪义放出风声地。但在大面上却只能辟谣。

    果然。陆征祥也是将信将疑:“此事俄国公使也曾大力辟谣。但报界舆论均认为不是空穴来风。况且铁良等至今仍被关押。不能不引起世间猜测。卑职倒以为。倘若真有此事。则中俄关系危矣!”

    “总理对外交事务有何指示?”秦时竹适时转换了话题。

    “总理只告诫我们兢兢业业去办事。为了大局可以暂且隐忍牺牲一些,民国初造,还应先以稳固国基为要义……另外还告诉我们。外交问题凡有重大决策,最好直接请示总统,由总统全权作主,以免不慎有损国体。”

    “季老是老成谋国之言。”秦时竹叹了口气,继续问道,“善后借款情况如何?”

    “举步维艰。洋人借款,主要图谋控制我经济、财政大权,对国权大有损害,袁世凯政府时期已屡遭国会诘难。如果继续按照五国银行团的方针,即便是达成了,也难以在国会通过,因此卑职认为除非换个思路,否则善后借款只能走到死胡同里。”

    颜惠庆苦恼地说:“问题在于,各大列强将善后借款作为承认我国新政权之前提条件,双方僵持不下,这也是为何两个月来外交没有重大进展,只能在原地打转转的原因。”

    “确实如陆总长所说。是要换个思路了,以往那种要想一举全面获取承认地方针必须推倒重来。我听说美国已退出了六国银行团,这件事似乎可以利用一番。”“美国人是商人禀性,所贪图者为经济利益尔,只是哪里去寻找如此巨大、可观之经济利益?”

    “两位可曾忘了前日国会所批准之一亿圆可转股债券?我相信,美国人对此感兴趣。”

    秦时竹说完,其余两人会心一笑,这倒确实是一颗好骨头,可以吸引美国人上钩。

    “另外。前不久德皇给我发来一封电报。称德国代表即将抵京,商谈两国之重大事宜。”陆、颜两人一阵欢喜。所谓重大事宜,不是建交又是什么呢?

    “故此,外交部要做好准备,准备与德国方面开始谈判。你们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可以有意无意地透露这一点,特别是,此人是德皇全权代表,地位比目前德国驻华公使还要崇高,更是一个有力筹码。”

    “是,我等明白总统意思。”

    “西藏之交涉现在进展如何?不过朱尔典现在倒是已不来烦我了。”

    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正值袁世凯政府提出“善后大借款”前夕,为了不得罪英国人,北京政府终于屈服于英国的压力,准备按照英国在照会中所列条件与英国会商。当时,在中国方面同意英国要求后正式会谈前,中英双方曾就会谈地方式、内容有过几次讨论,原本这只是程序细节上的过场,不料英国方面居然节外生枝,提出由西藏代表作为独立方面与会。举行中、英、藏三方会议地想法是朱尔典首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他认为三方会谈是达成协议的最好解决办法——“即使谈判失败,也将使我们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和西藏人进行独立于中国政府的谈判”。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坚持要中英藏三方共同会商订约,共同签字。

    陆征祥虽然秉承袁世凯的意思交涉,但也不得不直接指出其中厉害——此不亚于承认西藏有主约之权,而等于自主之国。”袁世凯卖国心切,作了让步,满足了英方的要求,同意举行三方会谈,但为避免给人以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地印象,又让陆征祥建议,西藏代表不称全权字样,而称“掌权员”,随同商议,或者由中英、中藏分别会谈,分别签约,希望以另外一种办法限制英国人地野心。

    但这项建议遭到英方粗暴拒绝,声称:“英国政府所提出之三方会议地办法势在必行,必无更改之理”。英国通知中国,无论中国代表与会与否,会议都将在10月6日开始。袁世凯在英国威胁下只能再次让步,同意参加三方会议。当时,朱尔典还公开扬言:“鉴于四川之设西康省,其西部纯系藏境,将来立约不能不规定边境,明分川藏疆界。(这为历史上西姆拉会议中地划界问题埋下伏笔)

    由于护国战争的爆发和袁世凯政府地倒台,英国方面的如意算盘落空,为了给秦时竹施加压力,朱尔典把西藏问题提到很高的地步。在当时的形势之下,刚刚进军北京,政权还不稳固的秦时竹不得不表示认可,但在心底却又对历史上之麦克马洪线恨之入骨,因此极力要求陆征祥贯彻一个“拖”字。

    果然,陆征祥笑道:“为了贯彻总统的拖字诀,光是筹备会议就让我整整拖了两个月。英国原本将会场定在印度的西姆拉开幕,准备就近控制会议进程,原定于10月13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后来我提出,我国代表、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均是袁世凯所派,为袁之亲信,我新任临时执政和国会对其并不信任,要求重派,否则不出席会议。英国方面无法,只能接受我重派之要求。原代表召回后,新派谈判代表于10月13日才正式启程,准备从天津坐船到印度。结果,上船时大风吹来,我方代表不慎掉落水中,虽性命无碍,但却遭了一番罪。果不其然,重新上船后该代表就感染风寒,到上海附近海面时已经高烧不起,本着人道原则,外交部着令其在上海下船接受治疗,同时向英国声明,究竟是改派新代表还是静待原代表病愈重行?由于任命代表需国会表决,英方觉得麻烦,故而答应等待原代表病愈,以为风寒小病,一周必好。不料,一周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加重,我方只能重派代表。10月25日,经国会表决,新代表抵达上海,准备接替出行。说来也巧,正在此时,我副代表接到电报,曰父亲过世,要其立刻奔丧。英国本来不允,但我以为事关孝道,不能勉强,自古都要丁忧三年,现在虽然已不那么严格,至少要允许其奔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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