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异常棘手的政治军事局势，朱瑞明显陷入了困境。
抵抗？开玩笑！不要说这数万大军，单是王云山的卫戍师已让人招架不住。朱瑞没有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军呈扇形包抄的形势朝杭州压来。朝中有人？派不上用场。朱瑞一天之内给张謇和汤寿潜拍了10多封电报，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张謇没有言语，只是简单回复了四个字“好自为之！”，汤寿潜和朱瑞并不是同路人，但都是浙江老乡，朱瑞平素对汤寿潜也算恭敬，后者基于自己的老资格和与秦时竹的旧日交情，咬咬牙还是去了，但得到的答复却毫无回旋余地，秦时竹一句话就堵住了汤寿潜的口：“中立？他和叛贼保持中立？他以为他是外国人？”
无论是秦时竹还是张謇，抑或是汤寿潜或者朱瑞，他们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就是双方对立的根本根源在于地方势力的定位和中央权威的维系上，江浙派自恃富裕，是中央财富来源，自清末一直有尾大不掉的架势，中央政府在秦时竹领导下的强势让他们有些不安，再加上大财团、大家族操纵本地政权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们愈发将这种割据看得很重。同为人民党的高层，张謇和汤寿潜没有认清形势，误以为有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空间，这才是他们和秦时竹等人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宪法危机是一个表象，三次革命是另一个表象。结果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中央权威的巩固和维系是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
8月10日，身后隐然有江浙财团背景的汤寿潜辞职，在和张謇串联的过程中，这位人民党南方局的高层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事情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地步，总得有人出来为局面负责。原本张謇也想辞职，考虑到总理辞职后的动荡是刚刚经历的政局所不能承受地，秦时竹让沈麒昌对其加以挽留。张謇还是留了下来，但谁都知道，这个总理已经靠边站，对于大政方针没有多少发言权了。当然，江浙财团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们的代表人物，其根本原因也受到了更加强大、更为致命的经济压力。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这部分民族经济拥有很深厚的买办因素。但一战的爆发将切断这种因素——江浙财团一直以来最为擅长都是轻工业和为帝国主义而生产地外向型农业，对外依赖性极强。在北方实业及一系列北方财团掌握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源后，这种依赖性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况——北方实业可以很容易地切断对江浙财团的电力、煤炭、钢铁、设备、航运等方面的供应，进口么？不仅价格高，而且数量和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
当然，汤寿潜的去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汤本人作为江浙一带商办铁路的代表，对秦时竹推行全国铁路统筹规划并不以为然，具体说来就是汤反对铁路国有，认为能赚钱的铁路（如沪杭线）要由商办。由资本家来赚钱，而短期内不能赚钱地铁路（如库满线，库仑到满洲里）则应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狭隘的观念让秦时竹等人大为不悦。秦时竹和汤寿潜在反对清政府“干线国有”政策上确实是一致的。但前者主要着眼于反对清政府借“干线国有”地名义将全国铁路抵押给帝国主义，而后者其实就是要保持地方在铁路干道上的控制权，从本质上说还是中央本位与地方本位的区别。秦时竹曾对负责全国铁路筹办事宜的孙中山说道：“像他们这般，边疆、偏远地区的铁路什么时候才能修筑起来？铁路既是利权，更是国权，没有发达的铁路系统，一旦边疆危机将何以为之？”孙中山也深以为然。因此，汤寿潜提出辞职后立即被接受，原交通次长叶恭绰接任总长职务。唐绍仪的女婿，原全国铁路公司帮办施肇基接替次长职务。
汤寿潜的辞职给了朱瑞以仿效办法，在得到汤寿潜的秘密提示——“只要辞职、放手兵权，其余不问”等话语地提点下，朱瑞再一次通电全国宣布下野并交出军队指挥权。中央政府果然也降低调门，不再追究浙江方面和朱瑞在三次革命中的表现，而是代之以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11日，就在朱瑞下野通电提出后4个小时，民国政府宣布撤销浙江都督职位。设立浙江省长，由原江苏民政长韩世钧为新任浙江省长；同日，原江苏都督程德全也改任江苏省长；12日，秦时竹发布总统令，委任商震为东南军区（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及上海）司令兼江苏护军使，反戈有功的卢永祥被任命为东南军区副司令兼浙江护军使（朱瑞的21师将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予以重新编组），安徽护军使彭家珍兼任东南军区参谋长，原中央教导师师长郭宝出任江西护军使，练兵有方的冯玉祥则接替了他的位置。姜登选出任上海护军使。与此同时。蓝天蔚出任中南军区（辖湖北、湖南、广东及贵州）司令兼广东护军使，程潜出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兼湖南护军使。湖北、贵州两省不变。至此，全国六大军区全部编组完毕。
同一天，更为惊人的消息传出：以梁启超为代表地进步党左派宣布脱离进步党，加入人民党。进步党在原党魁汤化龙被捕并撤销众议院议长职务后已岌岌可危，在党内右派议员被撤销资格，左派议员出走的情况下，最终宣告了进步党的灭亡，三党鼎力的局面被两党对峙的格局所代替。同样，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原有的左、中、右三派也经历了大调整，右派在看清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的真实面目后，以谭延程潜等一批原本在国民党内不得志的党员也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人民党，谭还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左派由于跟随胡汉民等人参加三次革命，被撤销资格、开除党籍，以汪精卫为代表地中派虽然一跃成为主流派，但无论势力还是声望都大不如前，为了稳住阵脚，匆匆忙忙将原本已隐退二线地孙中山、黄兴等人拉出来巩固局面。使出浑身解数后方避免了国民党步进步党后尘。
在内部召开的紧急大会上，一直醉心铁路建设、对国民党党务放任自流地孙中山对众人发了火，大炮脾气再度显现：“我们有些同志，局面刚刚安定就开始争权夺利起来，丝毫没有党的纪律观念、没有党的民主观念，有困难了来找我。说我是领袖，要领导你们，可我以前几次三番劝你们之时你们哪个把我当领袖？我说过地话你们有多少人听了？我屡次三番地告诉你们，中国现在有这个局面不容易，秦大总统年轻有为，大家要配合，要共同建设，你们倒好，尽拆台……我和克强说了宪法是好宪法。要，你们偏偏反对；我和克强嘱咐你们要配合政府、要服从总统的领导，你们有些人偏偏要唱反调。要搞三次革命……你们要革谁的命？我知道你们对那些加入人民党的同志有气，可他们的正确意见你们什么时候能听得进去？再这么下去，我和克强要么不再属于某一党派，要么也加入人民党……国民党……国民党，不为国民谋福利，尽让国民失望！”
由于情势危急，一直抱病在身、在日本养病的黄兴也出现在国民党紧急会议上，他面如白纸、语调哀痛地说：“同志们，你们看看。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有人说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么？我和孙先生原本已经都淡出政治舞台，准备干一番实业以报效人民，可是有些人呢？一点理想也没有，整天为了那些蝇头小利你争我夺，可悲不可悲？你们有些人嘲笑我，说我做个空头副总统。这我承认，我一直在日本养病，大事都不管，可即便是个实权副总统，我也不想做……大总统当时力邀我出任副总统，说得非常诚恳，说是加强两党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言犹在耳，我们有些同志就当作是争权势、争地位的耳旁风……痛心啊！”讲到激动处。黄兴再也控制不住。“哇啦”一声张口大口呕吐起来，台下所有人都惊呆了。吐出来的都是红殷殷的鲜血。当晚，旧疾复发的黄兴住进了医院，病情变得比以往更重了……
迫于压力，剩余的国民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一致投了赞成票，决定撤销所有参与三次革命地议员资格并追究刑事责任。但经过这么一番变动，人民党议员已占据两院议席的近7成，完全达到了控制国会的目地。而随后通过的有关议员补选决议，也大大有利于人民党进一步控制局面。
以汤寿潜辞职和新党员地加入为契机。人民党也进行了改组。经过一致讨论通过。先行撤销南方局机构。并相应建议在今年10月召开地全会上修改党章。同样撤销北方局机构。今后人民党将不再设立地区大局。而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新近加入地梁启超被补选为副主席……改组后人民党在南方地势力有所扩大。原本南方局势力只限于江苏、浙江和上海。到三次革命结束后。南方机构已扩展到福建、安徽、湖南、江西等处。广东、湖北也在加紧筹建。陈独秀和沈钧儒作为人民党内最年轻地后起之秀。出人意料地担任了安徽和浙江省委书记地职务。让人分外刮目相看。
西南实力派在三次革命中也是蠢蠢欲动。但由于冯国璋等人地迅速覆灭。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已经失去了串联对象。为了避嫌。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都纷纷打电报向中央表示服从。并保证在适当地时候推进军民分治。在通电地同时。还使出浑身解数上缴了拖欠一年多地税收。虽然明白这只是某些人地借口和缓兵之计。秦时竹基于安定内部地需要。还是大度地接受了他们地效忠并且一通和颜悦色地安抚。在广西和贵州象征性地接受中央委派下来地几个军官后。国防部索性也将一部分在三次革命中缴获地军火发给了他们。落得个皆大欢喜地局面。
在冯国璋兵败身亡后。中华民国剩余地现役上将只剩下了两位。即陆尚荣和萨镇冰两人（段祺瑞是退役上将）。为了合理规划军队结构。8月13日。中华民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大圆帅签署命令。晋升总参谋长张绍曾、总政治部部长蒋方震、总装备部部长何峰、总后勤部部长宁武四人为上将。几个尚挂着少将军衔地副部长也同步晋升为中将。一大批作战有功地人员依照条例晋升了军衔和被授予各个等级地勋章。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欢腾地气氛中。
随着欧战地日趋激烈和三次革命地结束。有关青岛问题日益成为舆论关注地焦点。自英国对德宣战后。不时有消息传出。与英国有同盟关系地日本将依照这层关系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首要目标就在于夺取青岛。虽然日本还没有正式对德国摊牌。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德国方面洞察了其中地危险。在外交部长陆征祥和德国特使经过数轮谈判仍无法最后定局地情况下。德国特使斯肯豪森急于达成协议并一再要求会见秦时竹。
“特使先生。想必您也很清楚。目前在青岛问题上除了我国政府外。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各自地野心。不基于对这种情况地清醒认识。我们是无法处理好彼此关系地。”
“是地。我国赞同大总统地判断。而且我们地利益和出发点也是一致地。就是共同维护来之不易地中德友好。我和外长阁下进行了坦率而又真诚地会谈。在大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双方目前地分歧在于细节地协商过程。”
“有关情况我已看过会议纪要和备忘录了，我只想提醒贵使一点，某些国家并不乐见这种合作的达成，意图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达成一致，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变局，这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不利的。”在三次革命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欧战局面，指示朱尔典加快与中国接触，为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寻求一个体面的转折。唐绍仪作为秦时竹的政治顾问，已先期会见了朱尔典，一方面对英国方面在三次革命中的“中立”立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探讨中英建交的可能性。
抵抗？开玩笑！不要说这数万大军，单是王云山的卫戍师已让人招架不住。朱瑞没有办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大军呈扇形包抄的形势朝杭州压来。朝中有人？派不上用场。朱瑞一天之内给张謇和汤寿潜拍了10多封电报，本身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张謇没有言语，只是简单回复了四个字“好自为之！”，汤寿潜和朱瑞并不是同路人，但都是浙江老乡，朱瑞平素对汤寿潜也算恭敬，后者基于自己的老资格和与秦时竹的旧日交情，咬咬牙还是去了，但得到的答复却毫无回旋余地，秦时竹一句话就堵住了汤寿潜的口：“中立？他和叛贼保持中立？他以为他是外国人？”
无论是秦时竹还是张謇，抑或是汤寿潜或者朱瑞，他们都心知肚明的一件事就是双方对立的根本根源在于地方势力的定位和中央权威的维系上，江浙派自恃富裕，是中央财富来源，自清末一直有尾大不掉的架势，中央政府在秦时竹领导下的强势让他们有些不安，再加上大财团、大家族操纵本地政权越来越力不从心，他们愈发将这种割据看得很重。同为人民党的高层，张謇和汤寿潜没有认清形势，误以为有地方自治、联省自治的空间，这才是他们和秦时竹等人在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宪法危机是一个表象，三次革命是另一个表象。结果无一例外地都证明了中央权威的巩固和维系是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
8月10日，身后隐然有江浙财团背景的汤寿潜辞职，在和张謇串联的过程中，这位人民党南方局的高层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然事情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地步，总得有人出来为局面负责。原本张謇也想辞职，考虑到总理辞职后的动荡是刚刚经历的政局所不能承受地，秦时竹让沈麒昌对其加以挽留。张謇还是留了下来，但谁都知道，这个总理已经靠边站，对于大政方针没有多少发言权了。当然，江浙财团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们的代表人物，其根本原因也受到了更加强大、更为致命的经济压力。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了这部分民族经济拥有很深厚的买办因素。但一战的爆发将切断这种因素——江浙财团一直以来最为擅长都是轻工业和为帝国主义而生产地外向型农业，对外依赖性极强。在北方实业及一系列北方财团掌握中国的基础设施资源后，这种依赖性面临岌岌可危的情况——北方实业可以很容易地切断对江浙财团的电力、煤炭、钢铁、设备、航运等方面的供应，进口么？不仅价格高，而且数量和时间并不能得到保证。
当然，汤寿潜的去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汤本人作为江浙一带商办铁路的代表，对秦时竹推行全国铁路统筹规划并不以为然，具体说来就是汤反对铁路国有，认为能赚钱的铁路（如沪杭线）要由商办。由资本家来赚钱，而短期内不能赚钱地铁路（如库满线，库仑到满洲里）则应由中央财政负担。这种狭隘的观念让秦时竹等人大为不悦。秦时竹和汤寿潜在反对清政府“干线国有”政策上确实是一致的。但前者主要着眼于反对清政府借“干线国有”地名义将全国铁路抵押给帝国主义，而后者其实就是要保持地方在铁路干道上的控制权，从本质上说还是中央本位与地方本位的区别。秦时竹曾对负责全国铁路筹办事宜的孙中山说道：“像他们这般，边疆、偏远地区的铁路什么时候才能修筑起来？铁路既是利权，更是国权，没有发达的铁路系统，一旦边疆危机将何以为之？”孙中山也深以为然。因此，汤寿潜提出辞职后立即被接受，原交通次长叶恭绰接任总长职务。唐绍仪的女婿，原全国铁路公司帮办施肇基接替次长职务。
汤寿潜的辞职给了朱瑞以仿效办法，在得到汤寿潜的秘密提示——“只要辞职、放手兵权，其余不问”等话语地提点下，朱瑞再一次通电全国宣布下野并交出军队指挥权。中央政府果然也降低调门，不再追究浙江方面和朱瑞在三次革命中的表现，而是代之以一连串的人事变动。
11日，就在朱瑞下野通电提出后4个小时，民国政府宣布撤销浙江都督职位。设立浙江省长，由原江苏民政长韩世钧为新任浙江省长；同日，原江苏都督程德全也改任江苏省长；12日，秦时竹发布总统令，委任商震为东南军区（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及上海）司令兼江苏护军使，反戈有功的卢永祥被任命为东南军区副司令兼浙江护军使（朱瑞的21师将在优胜劣汰的基础上予以重新编组），安徽护军使彭家珍兼任东南军区参谋长，原中央教导师师长郭宝出任江西护军使，练兵有方的冯玉祥则接替了他的位置。姜登选出任上海护军使。与此同时。蓝天蔚出任中南军区（辖湖北、湖南、广东及贵州）司令兼广东护军使，程潜出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兼湖南护军使。湖北、贵州两省不变。至此，全国六大军区全部编组完毕。
同一天，更为惊人的消息传出：以梁启超为代表地进步党左派宣布脱离进步党，加入人民党。进步党在原党魁汤化龙被捕并撤销众议院议长职务后已岌岌可危，在党内右派议员被撤销资格，左派议员出走的情况下，最终宣告了进步党的灭亡，三党鼎力的局面被两党对峙的格局所代替。同样，国民党的日子也不好过，原有的左、中、右三派也经历了大调整，右派在看清李烈钧、胡汉民等人的真实面目后，以谭延程潜等一批原本在国民党内不得志的党员也宣布退出国民党，加入人民党，谭还被选为众议院议长；左派由于跟随胡汉民等人参加三次革命，被撤销资格、开除党籍，以汪精卫为代表地中派虽然一跃成为主流派，但无论势力还是声望都大不如前，为了稳住阵脚，匆匆忙忙将原本已隐退二线地孙中山、黄兴等人拉出来巩固局面。使出浑身解数后方避免了国民党步进步党后尘。
在内部召开的紧急大会上，一直醉心铁路建设、对国民党党务放任自流地孙中山对众人发了火，大炮脾气再度显现：“我们有些同志，局面刚刚安定就开始争权夺利起来，丝毫没有党的纪律观念、没有党的民主观念，有困难了来找我。说我是领袖，要领导你们，可我以前几次三番劝你们之时你们哪个把我当领袖？我说过地话你们有多少人听了？我屡次三番地告诉你们，中国现在有这个局面不容易，秦大总统年轻有为，大家要配合，要共同建设，你们倒好，尽拆台……我和克强说了宪法是好宪法。要，你们偏偏反对；我和克强嘱咐你们要配合政府、要服从总统的领导，你们有些人偏偏要唱反调。要搞三次革命……你们要革谁的命？我知道你们对那些加入人民党的同志有气，可他们的正确意见你们什么时候能听得进去？再这么下去，我和克强要么不再属于某一党派，要么也加入人民党……国民党……国民党，不为国民谋福利，尽让国民失望！”
由于情势危急，一直抱病在身、在日本养病的黄兴也出现在国民党紧急会议上，他面如白纸、语调哀痛地说：“同志们，你们看看。现在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是有人说过，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可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么？我和孙先生原本已经都淡出政治舞台，准备干一番实业以报效人民，可是有些人呢？一点理想也没有，整天为了那些蝇头小利你争我夺，可悲不可悲？你们有些人嘲笑我，说我做个空头副总统。这我承认，我一直在日本养病，大事都不管，可即便是个实权副总统，我也不想做……大总统当时力邀我出任副总统，说得非常诚恳，说是加强两党团结，共同建设新中国。言犹在耳，我们有些同志就当作是争权势、争地位的耳旁风……痛心啊！”讲到激动处。黄兴再也控制不住。“哇啦”一声张口大口呕吐起来，台下所有人都惊呆了。吐出来的都是红殷殷的鲜血。当晚，旧疾复发的黄兴住进了医院，病情变得比以往更重了……
迫于压力，剩余的国民党议员在参众两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一致投了赞成票，决定撤销所有参与三次革命地议员资格并追究刑事责任。但经过这么一番变动，人民党议员已占据两院议席的近7成，完全达到了控制国会的目地。而随后通过的有关议员补选决议，也大大有利于人民党进一步控制局面。
以汤寿潜辞职和新党员地加入为契机。人民党也进行了改组。经过一致讨论通过。先行撤销南方局机构。并相应建议在今年10月召开地全会上修改党章。同样撤销北方局机构。今后人民党将不再设立地区大局。而直接由中央委员会领导。新近加入地梁启超被补选为副主席……改组后人民党在南方地势力有所扩大。原本南方局势力只限于江苏、浙江和上海。到三次革命结束后。南方机构已扩展到福建、安徽、湖南、江西等处。广东、湖北也在加紧筹建。陈独秀和沈钧儒作为人民党内最年轻地后起之秀。出人意料地担任了安徽和浙江省委书记地职务。让人分外刮目相看。
西南实力派在三次革命中也是蠢蠢欲动。但由于冯国璋等人地迅速覆灭。他们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已经失去了串联对象。为了避嫌。无论是陆荣廷还是唐继尧。都纷纷打电报向中央表示服从。并保证在适当地时候推进军民分治。在通电地同时。还使出浑身解数上缴了拖欠一年多地税收。虽然明白这只是某些人地借口和缓兵之计。秦时竹基于安定内部地需要。还是大度地接受了他们地效忠并且一通和颜悦色地安抚。在广西和贵州象征性地接受中央委派下来地几个军官后。国防部索性也将一部分在三次革命中缴获地军火发给了他们。落得个皆大欢喜地局面。
在冯国璋兵败身亡后。中华民国剩余地现役上将只剩下了两位。即陆尚荣和萨镇冰两人（段祺瑞是退役上将）。为了合理规划军队结构。8月13日。中华民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秦时竹大圆帅签署命令。晋升总参谋长张绍曾、总政治部部长蒋方震、总装备部部长何峰、总后勤部部长宁武四人为上将。几个尚挂着少将军衔地副部长也同步晋升为中将。一大批作战有功地人员依照条例晋升了军衔和被授予各个等级地勋章。全军上下沉浸在一片欢腾地气氛中。
随着欧战地日趋激烈和三次革命地结束。有关青岛问题日益成为舆论关注地焦点。自英国对德宣战后。不时有消息传出。与英国有同盟关系地日本将依照这层关系加入协约国方面对德作战。首要目标就在于夺取青岛。虽然日本还没有正式对德国摊牌。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德国方面洞察了其中地危险。在外交部长陆征祥和德国特使经过数轮谈判仍无法最后定局地情况下。德国特使斯肯豪森急于达成协议并一再要求会见秦时竹。
“特使先生。想必您也很清楚。目前在青岛问题上除了我国政府外。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各自地野心。不基于对这种情况地清醒认识。我们是无法处理好彼此关系地。”
“是地。我国赞同大总统地判断。而且我们地利益和出发点也是一致地。就是共同维护来之不易地中德友好。我和外长阁下进行了坦率而又真诚地会谈。在大地方面已经取得了一致。双方目前地分歧在于细节地协商过程。”
“有关情况我已看过会议纪要和备忘录了，我只想提醒贵使一点，某些国家并不乐见这种合作的达成，意图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阻挠，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地达成一致，可能面临着更多的变局，这对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是不利的。”在三次革命结束后，英国政府为了应付欧战局面，指示朱尔典加快与中国接触，为大英帝国的远东政策寻求一个体面的转折。唐绍仪作为秦时竹的政治顾问，已先期会见了朱尔典，一方面对英国方面在三次革命中的“中立”立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则探讨中英建交的可能性。